刍议地理环境对宗教信仰的影响--以中国西部为例
　　□ 叶 磊　《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 2008年第01期
　　【摘 要】：环境决定论作为十九世纪正式提出的观点在今天受到不少的批评。不可否认，它存在颇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们也发现，能对环境决定论进行"毁灭性"批评的理论却一直未曾出现。它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学者们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普遍的对策性研究中。如果抛开也许是被过分关注的理论层面的虚妄争论，具体研究时对环境决定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条件的选择适用，比如中国西部的宗教信仰问题，就会有一种独特的解释张力。
　　【关键词】：环境决定论；中国西部；宗教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8)0110140-02
　　一、环境决定论的概念界定
　　环境决定论，是指文化形式的外观及进化，主要是由于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1]。Herskovits在其《Man and His works, The Scienc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一书中提到，一个民族的住所环境是形成他们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以及诸如自然资源的气候等因素广泛地决定了一个群体的发展（Winick.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1956 P165）。
　　二、环境决定论的代表性观点及已有研究
　　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体液论"，柏拉图的关于海洋对国民性格的影响以及亚里士多德气候影响民族特质的观点可以看成是环境决定论的早期渊源之一。
　　孟德斯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在其《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气候的王国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动，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2]
　　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被正式提出，是十九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他的19卷本《地学通论》，为该理论在学术界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许多欧美地理学家拥护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加以发挥和完善。该理论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地形和气候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作用，人类只是大自然捏造出来的泥土。山区居民性格保守，缺乏想象力，酷爱自由，是由崎岖隔绝的环境决定的；温带气候决定了温带人具备天生的创造精神和勤劳勇敢、追求民主的性格。"[3]
　　李特尔的同胞拉采尔则引入了达尔文主义，力图用生物学的原理来解释人文地理现象。他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命运。"[4]
　　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可以看成是环境决定论之于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作，他在书中写到："魔鬼信仰风潮既广且深，根深蒂固存在古老民族的心中，使他们处于紧张状态中。在这些高山地区里，由于孤立与生活的落后，这种情形尤其严重。巫师、巫术、原始魔法、黑弥撒等等，都是古老文化潜意识所培育出来的花朵，是西方文明始终无法完全摆脱的生活方式。山岳是这些脱轨文化的庇护所，它们起源甚早，甚至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仍很活跃"。[5]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社会的古风(特别是族间仇杀)根深蒂固的话，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因为那是山区。换言之，它成为一种障碍。但它却也是个避难所，一个适合不受拘束的人们之处所。"
　　及至当代，亨廷顿也循着亚里士多德的路子，强调气候的决定作用，并宣称西欧、北美东部地理位置最佳，因为这两个区域拥有促使文化发达的"理想"气候。其在《文明的主要动力》一书中，提出宗教的最高形式存在于世界的温带，因为温带更有利于人们进行智力活动，其中既包括宗教信仰和仪式特点，也包括物质文明。他的基本主张是：温和的气候更有益于产生理智的思想。
　　不仅在国外，在我国古代也有环境决定论的某些因素和观念，在《管子》一书中就提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柑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庚阁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诌庚葆诈，巧接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惹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在先秦的古籍中这类的记载还有很多，《礼记》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大戴礼》有："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值得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特别是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在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曾风靡一时，梁启超、李大钊等在论及中西文化差异时经常用环境决定论解释之。
　　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很多是关于环境决定论的。在理论层面有专门讨论孟德斯鸠、布罗代尔、拉采尔地理决定论的，也有用马克思的观念检讨环境决定论的思想的局限性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实际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比如张济容用公元46至48年，匈奴因连年遭旱蝗灾害，草木尽枯，人畜死耗三分之二而不得不移居河套附汉或迁徙他方的案例揭示了地理环境与民族融合的关系。戴平根据中国独龙族、门巴族和珞巴族、赫哲族、蒙古族、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讨论了地理环境和民族服饰形成、演进之间的关系。许小玲在其基础上甚至还进一步指出了地理环境与民族服装色彩也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车文辉则从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角度研究了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的关系。而马仁忠通过对人类的肤色、人体结构、人体特征、种族性格和民族生活习惯五个方面的研究强调了地理环境对种族、民族特征的影响。
　　三、中国西部的宗教信仰世界
　　在整个中国都呼唤信仰的今天，西部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信仰社区。西北有伊斯兰教广为传播，青藏高原占据统治地位的却是藏传佛教，南方有以毕摩、东巴为代表的"巫"，也有南传佛教、基督教，当然也有汉地的佛教等等。为什么在中国西部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宗教信仰的格局？为什么在中国的西南还有大量"巫"文化和"巫"信仰的存在？为什么中国的西北最终选择的是伊斯兰教？为什么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上能一呼百应几乎达到全民信仰的程度？已有研究或解释有很多，私以为，大都过于泛泛。因此文章以地理环境为出发点，试图用环境决定论对中国西部信仰状态构建一种理论解释。
　　中国西南大量的有关"巫"的信仰，从彝族的毕摩、德古，到东巴的经师、羌族的端公等等，都能看到大量的"巫"的痕迹的存在，这是因为中国西南是横断山脉地区，交通的封闭性导致强势文明很难去同化、融合这写处于闭塞状态的弱势文明。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族群自发形成的原始信仰得以保存和缓慢的演化。可以说纵横的山脉和湍急的河流成为这些"脱轨"文化和原始宗教天然的庇护。
　　在中国的西北，特别是在沙漠和戈壁地带，有考古发掘证明，曾经有多种宗教在此传播繁衍、广纳信众，佛教还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但伊斯兰教在这漫长的宗教化过程中却牢牢的扎根下来进而不断的扩张。这固然跟伊斯兰教的教义有关，但我们更应该关注伊斯兰教的教义与当地地理环境的结合性。首先，伊斯兰教创始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这与新疆的沙漠地理气候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就克服了伊斯兰教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其次，在生活和经济成本上，即对于肉食的选择，虽然养猪被认为是最为经济的获取肉食的方式，但新疆、甘肃、宁夏等的沙漠极温地带并不适合猪的饲养，这一方面是因为猪较为野性且为软蹄，并不适合游牧，沙漠戈壁也很难提供与之相适应的饲料；另一方面羊肉比猪肉更适合在沙漠地带保存，羊也更适合在沙漠及边缘的绿洲地带进行游牧。于是，由于在沙漠地带养猪因成本太高而使其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之后，退而求其次养羊就成为了最合适的选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统治成本问题，发端于西亚沙漠地带的伊斯兰教往往采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这被认为是传统上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统治沙漠地带的方式。于是伊斯兰教成为中国西北干旱沙漠地区最优的上层建筑的选择。古代各种宗教在中国西部沙漠及河西走廊地带百花齐放的时候。政治和社会统治成本最低，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的伊斯兰教却成为当时西北人的最佳选择。而之后当伊斯兰教向东扩张时却遇到了农耕文明的强烈抵制。这种抵制，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是在生活和经济成本上更为低廉的理性选择（可以养猪）；另一方面，则可以认为是建立于平原农耕地区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反抗。在这些地区，人们已经有了上层建筑选择的地理和经济余地，并且已经有了存续若干个世纪的儒教和佛教。这样伊斯兰教就被牢牢的限制在了今新疆、甘肃、宁夏的内陆腹地。
　　在青藏高原上虽也有游牧，但却非唯一的生活方式。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在其北部，北部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等山脉及整个藏北高原为伊斯兰教的传入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使得伊斯兰教很难与其部分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接触和传播。而其南部与尼泊尔、印度等接壤为佛教的传入并结合本土的苯教形成藏传佛教提供了的良好交通便利。汉地佛教也有传入青藏高原的企图，但汉地佛教对肉食的排斥和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带上生活的人们对肉食的需要形成了强烈的矛盾，而青藏高原上的半山农区及河谷的肥沃土地为农耕文化和猪的饲养提供了可能。同时，青藏高原上冰雹、雪灾、泥石流、塌方、地震、山洪等各种极端气候变化和地质演化非常频繁和剧烈，使得当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体现出自然的威力和人的渺小。这样饱受生活煎熬的藏民投身宗教慰藉当愿望就更加的迫切，宗教摄入人心的深度和广度就更加容易。于是藏传佛教就显得在藏地的接受度特别高，其教众的宗教虔诚度相对来说就比汉地佛教高得多。
　　四、结语及讨论
　　中国西部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状况，为环境决定论提供很大的适用空间。在论及西部的宗教版图时，其理论解释作用非常明显，这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理论视角来看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环境决定论的方法来看待西部的宗教信仰问题只是一种理论的尝试，它本身也是有许多缺陷，需要不断完善的。同时，西部的信仰现状也是多股力量、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章致力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此，作者期望一个对西部信仰问题有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或研究范式能够早日建立。
　　参考文献
　　[1] 芮逸夫.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74.
　　[2] 冯天瑜, 等. 中华文化史（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75-76.
　　[3] 孙秋云. 文化人类学教程[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42.
　　[4] 王恩涌. 文化地理学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24.
　　[5] 转引自赖建诚. 年鉴学派管窥（下册）[M]. 左岸出版社，2004.540-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