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中西夏供养人服饰研究
　　□ 谢 静　《敦煌研究》 2007年第03期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敦煌石窟中西夏供养人图像，并结合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唐卡、彩色版画等西夏艺术品，对西夏服饰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从而看到西夏党项族在学习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过程中，在保留原有民族传统服饰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中原汉族的服饰制度和服饰样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财富。
　　关键词：敦煌石窟；西夏供养人；服饰
　　中图分类号：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3-0024-08
　　一 西夏党项族统治敦煌时期历史背景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羌族的一个支系。汉朝以来，就在四川、青海、甘肃、陕西等地的草原、山谷过着游牧生活。南北朝时，鲜卑族的一个支系吐谷浑部族西迁于青海和甘肃、四川交界的地区，建立了吐谷浑国。党项族臣服于吐谷浑，成为吐谷浑国的属民。唐代时，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吐蕃王松赞干布以拉萨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消灭了吐谷浑国。吐谷浑国灭亡后，党项族又成为吐蕃的属民。党项族不堪吐蕃统治的残酷压迫，逐步迁移到今陕、甘、宁边境，并得到了唐王朝的安抚和封地，党项族也为唐王朝守护西北边境。五代至北宋时，党项族逐渐强盛起来，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公元1036年党项人攻下瓜、沙二州，控制统一河西全境。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国，至公元1227年蒙元帝国成吉思汗灭西夏王朝，西夏党项族统治河西，长达190余年。
　　西夏立国之王李元吴是一个“通晓佛图”的君主，为了达到他长期称王霸业的目的，除了使用武力之外，便以“浮图安疆”为国策，收服人心，团结国内的汉族、吐蕃、回鹘等民族。此后，西夏的历代君王都遵循李元吴的这一国策，极力提倡佛教，尊佛教高僧为国师，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在国内各地开凿石窟，兴建寺院，译经造像，修复古寺，兴办各种佛事活动。西夏统治河西的一百余年间，新建、重修了不少石窟和寺院，从东到西，遍及河西走廊。除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现今永靖炳灵寺，武威天梯山、亥母洞，张掖马蹄寺、张掖大佛寺，玉门昌马，酒泉文殊山，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敦煌莫高窟，肃北五个庙等石窟、寺中都留下了西夏时期的佛教造像和壁画。仅敦煌石窟西夏时期新建、重修、重绘、补绘的洞窟就有77个，其中，莫高窟62个，榆林窟10个，东千佛洞2个，五个庙3个。这些石窟中内容丰富的壁画和彩塑是现今保存西夏佛教艺术最多的地方。石窟中所绘的供养人画像和壁画中的各种人物造像，是研究西夏党项族服饰最丰富，最珍贵的形象资料。
　　西夏实际统治瓜、沙地区后，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从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题记看，直到公元1068年左右，西夏党项人彻底推翻了沙州回鹘政权，才真正统治了瓜沙二州。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重修和新建了很多洞窟。西夏统治敦煌的早期和中期，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来整修前代洞窟，内容布局、绘画技法等都简单粗糙，没有取得很大艺术成就，直到西夏统治敦煌晚期，才逐渐成熟，形成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西夏石窟艺术，其人物形象具有显著的党项民族特征。
　　二　西夏服饰制度的建立
　　1．西夏服饰的发展
　　西夏服饰的发展经历了由“衣皮毛”到“衣锦绮”两个时期。公元7世纪前，党项族的先民居住在青藏高原的黄河河曲一带，过着以游牧为生的原始氏族生活。吃、住、衣、行和生活在北方的其他民族一样，依靠畜牧业和畜产品。《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那时的党项族住的是用牦牛尾和羊毛毡搭成的帐房，戴毡帽，披大毡，足穿皮靴，身穿皮裘和用毛线纺织的毛褐缝成的衣服。因为都是皮毛制品，所以服饰的样式、色彩都很单调，且男女服饰没有很大区别。
　　从隋末唐初，党项羌族北迁内徙陇右、关中、河套地区，经五代至北宋，已有300余年。在高度发展的隋、唐封建制度和中原王朝汉文化的影响下，党项族已由原始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党项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一小部分在边缘地区的党项人仍然过着游牧为生的生活，河套地区的大部分党项族已经定居农耕，或半农半牧。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生活习俗和服饰也就发生了变化。党项族改变了“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的习俗。宋代时，党项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已经穿戴丝绸织品服饰。西夏建国奠基者李德明劝导他的儿子李元吴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可知当时党项皇族依靠宋朝，早已穿戴华丽漂亮的锦绮服饰了。“衣锦绮”只是党项族上层贵族、官员。对下层贫牧民来说变化不是很大，从事畜牧的党项牧民仍然沿袭穿着皮毛织品的传统。如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15件西夏天庆年间(1194～1206)典当残契表明，当地的党项牧人因发生灾荒，饥寒交迫，不得不典当生活用品去换粮食。而他们所用的抵押品多是皮毛衣服，如袄子裘、新皮裘、次皮裘、旧皮裘、毛毯、白毛毡、苦皮等。武威市小西沟山洞中，与西夏文献同时发现的还有生牛皮靴。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西夏日用皮毛衣物中有“帐毡、枕毡、褐衫、皮靴、短勒、长勒、皮裘、毡帽、马毡、毯等”。已经从事农耕的党项平民，绝大部分向汉族学习，除穿戴皮毛织品的服饰，主要穿戴方便于劳动生产的麻、棉织品的服饰。
　　西夏建国前，党项族所穿戴的丝绸织品和麻、棉织品，主要依靠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岁赐、榷场、和市、窃市等商品贸易。西夏建国之后，建立了专门管理丝绸、麻棉纺织工业的机构——“织绢院”和“绣院”等，丝绸织品和麻、棉织品已不完全依赖于宋朝。在中原王朝先进的纺织、印染技术的影响下，西夏王朝不仅能纺织各种精美的丝绸、麻、棉织品，其毛织品的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西夏的毛毡极负盛名，有帐毡、护城毡、马毡、枕毡、毡帽、毡靴、毡毯等。
　　西夏建国之后，其前期(1038～1139)与北宋、辽朝抗衡鼎立，其后期(1139～1227)与南宋、金朝抗衡鼎立。在与宋、辽、金交往的190年问，在保持本民族服饰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汉族、吐蕃、回鹘、契丹(辽)、女真(金)等民族服饰的特点，逐步形成既实用又美观的西夏服饰。西夏是一个以党项羌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吐蕃、回鹘等民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权。从现存的史料看，西夏统治者虽下过“秃发令”，强令党项族秃发，但没有用法令强制国内的其他民族穿戴与党项族一样的服饰。因此，西夏的服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本民族的服饰样式，还有其他民族的服饰样式。
　　2．西夏服饰制度的建立
　　西夏服饰制度的建立，始于建国前夕，成于中后期。西夏建国前的夏州党项割据政权，并没有自己的服饰制度。夏州的党项首领和贵族，根据中原王朝受封的官职，穿戴和中原汉族官员一样法定的服饰。党项贫牧民多穿戴本民族的服饰。公元1031年(宋天圣九年)，西夏开国奠基人李德明尚未完成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就病逝了。公元1032年(宋明道元年)，李元吴继位后，继承父志，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实施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礼仪、官制，制定服饰制度。公元1033年(宋明道二年)，李元昊为了标新立异，显示即将建国的西夏国民与别国有所区别，“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番遵此，三日不从，许众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后又进行服饰的区别，建立西夏衣冠制度。原来元吴“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是中原汉族服饰。继位后，李元吴自己先“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后垂红结绶”穿戴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对文武百官的朝服、便服，庶民百姓服装颜色制定了严格的规定。百官服饰是：“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裥、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韦蜀)。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裥，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西夏文职官员的服饰多因袭唐、宋官员的服饰。武职官员的服饰具有民族特色，与中原服饰不同。这可能是西夏初期文职官员多是汉族，武职官员以党项族为主的原因。历代平民百姓不可戴冠，所以只规定“庶民青绿，以别贵贱”。官服紫绯，民服青绿，以服饰颜色区别官与民，贵与贱。
　　公元1039年(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即李元吴建国称帝的第2年，遣使到宋朝上表，阐述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皇帝称号。在表中宣称：“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从此上表中可以看出，李元昊经过6年的准备，在建国称帝时，已完成了西夏衣冠服饰制度的制定。
　　公元1048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李元吴被太子宁令刺杀身亡。此后，西夏的三位皇帝都是年幼继位，母后专权。皇权与母后专权的斗争中，总是表现在“番礼”与“汉礼”之争上。每当母后专权时，则“复番礼”，衣番服；每当皇帝亲政时，则“兴汉礼”，衣汉服。例如，毅宗谅祚亲政后，改番礼为汉礼，向宋朝遣使上表，自言“窃慕中国衣冠，令国人皆不用番礼，明年当以此迎朝使”。宋仁宗答应了西夏用汉族衣冠的请求。此后又上书言：“番方素稀工巧，变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请庶匠以闻。”请求宋朝派裁衣匠帮助西夏制作衣冠。西夏的服饰制度则在“番礼”与“汉礼”斗争中逐步地完善起来。
　　西夏的第五位皇帝仁宗李仁孝是西夏执政最长久的一位皇帝。他在位的54年里继续推行其父崇宗乾顺皇帝“尚文重法”、“以儒治国”的方针，到了天盛年间，已使西夏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此时，西夏已建立了正统完善的礼仪服饰制度。刊印于西夏仁宗仁孝乾祐十三年(1182)的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目录中载：“第八卷：皇太后(法服)、皇帝法服、皇后法服、太子法服、嫔妃法服、官宰法服、朝服、常服、时服”。可惜正文不存，无法知道服饰的具体形制。但从服饰名称上可知，此时，西夏受宋代的礼仪制度的影响，对帝王、皇室、大臣的法服、朝服、常服、时服(季节服)作了严格地规定。
　　成书于西夏仁宗天盛年间的西夏王朝法典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卷，150门，1461条，是现存中国中古时期很详细的一部综合性法典，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最重要的资料。在此法典中，对西夏的服饰制度，以法律条文作了严格的规定。如《天盛律令》对西夏官员、僧道、庶民的服饰颜色有严格的限制，特别是皇帝衣冠专用的颜色、特殊的装饰图案花纹和贵重饰物的使用明令禁止，违者处以徒刑。《天盛律令》规定：“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戴鸟足黄(石黄)、鸟足红(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的，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
　　对鎏金饰品、绣金线的服饰也有规定：“全国内诸人鎏金、绣金线等朝廷杂物以外，一人许节亲主、夫人、女、媳，宰相本人、夫人，及经略、内宫骑马、驸马妻子等穿，不允外人穿。”
　　对于那些不依法穿戴朝服的文武百官，也有处罚。《天盛律令》规定：“大小臣僚等不来朝中，及虽来而不服朝服等”都有受到处罚。比如节亲、宰相等，一次不来朝罚5缗，不服朝服罚3缗；两次不来朝罚7缗，不服朝服罚5缗；自三次以上不来朝一律罚10缗，不服朝服罚7缗。以下随官员品级的降低而降低罚款。
　　对于皇宫内穿戴违反常规，有碍观瞻的服饰者，也有规定和处罚：“诸人不许服丧服、披发、头中有白、冬冠凉笠入于内宫，及互相礼拜等。违律时有官者罚一马，庶人十三杖”。
　　总之，西夏正统完善的服饰制度，在中后期，仁宗天盛年间已经完备确立。
　　三 敦煌石窟中的西夏供养人服饰
　　敦煌石窟中虽然保存了西夏时期的77个洞窟，但只有后期十几个洞窟在回鹘佛教艺术和吐蕃后弘期密宗佛教艺术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党项族的佛教艺术风格。此时期的经变画、故事画、供养人画中才出现了穿戴党项族民族特色服饰的人物画像。而后期的这十几个洞窟主要保存在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和肃北五个庙石窟中。现以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西夏供养人服饰图像为主，参考其他地区发现西夏艺术品中的西夏服饰图像，互为对比，对西夏时期各阶层，不同人物的服饰作以分类论述。
　　(一)西夏武官服饰
　　在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唐卡和彩色版画中都保存有绘制精美，形象完好的资料，现仅举下面几例：
　　榆林窟第29窟是敦煌石窟中由西夏人营建，现今保存最完好的一个中型洞窟。根据目前研究成果推断，此窟营建于西夏中后期，即西夏第5代国主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的乾祐二十四年(1193)，营建此窟的窟主是沙州监军司都统军(或是监军使)赵麻玉和其长子瓜州监军司通判奉纳赵祖玉。全窟共绘制供养人画像46身，是敦煌石窟中绘制西夏供养人最多的一个洞窟。其中有赵麻玉祖孙三代男女画像25人，男女僧人和男女侍从21人。这些供养人画像中有西夏国师、僧人、尼姑、武官、贵族、贵妇、儿童、男女侍从等，几乎包括了西夏上层社会的各种人物形象。因此，此窟中的西夏服饰资料十分丰富。
　　此窟第29窟南壁门东侧有《西夏国师说法图》一铺，国师身后绘有男供养人3身，侍从3身。根据残损不全的西夏文榜题译释，第一身是窟主“沙州监军使赵麻玉”，第二身是“内宿御史司正统军使趣(刺使)赵……”，第三身是“……儿子……军讹玉……”。从全窟供养人画像地位顺序分析，第二身和第三身是第一身赵麻玉的儿子，他们都是西夏武官。第一，二身均头戴略带尖顶的起云镂冠，冠后垂带，身穿红色圆领窄袖裥袍，腰围有黑色宽边的抱肚，抱肚上有花纹，抱肚由宽带连接，宽带束在腹前，余带下垂与袍齐，另束革带，脚登尖形黑靴。第三身头戴黑冠，无云镂装饰，冠后垂带；身穿红色圆领窄袖长袍，上有团花，不加祸，束革带，腰间无抱肚，冠服略有不同，但也不像一般士兵，可能也是武官，但级别较前两身低。
　　在《西夏国师说法图》和前排供养像下面还有8身男供养人像，已经漫漶不清，但大体可以辨认。根据残损不全的西夏文榜题译释：第一身是“……瓜州监军……”，第二身榜题完好为“施主长子瓜州监军司通判奉纳赵祖玉”，第三身以后的供养人榜题都无法辨认。此排供养人的前三身的服饰与上排第一、二身的服饰相同，他们是高级武官。第四至第八身的服饰与上排第三身的服饰相同，他们可能是级别较低的武官或是西夏贵族。
　　从服饰上看，这些供养人都是武官，但级别略有不同。这些武官服饰中出现了抱肚，这是很有特色的军戎服饰。抱肚最早出现在唐代后期，抱肚成半圆形围于腰间，初期一般都束于铠甲之内，其作用可能是为了防止腰间佩挂的武器与铁甲因碰击、摩擦而相互损坏或发出响声影响军事行动。后来在军服外也束抱肚，成为军服的一种装饰，一直沿用到明代。
　　榆林窟第3窟主室甬道北壁上部绘有西夏男供养人4身，头饰已经漫漶不清，面容和身体清晰可辨。4身男供养人皆身穿圆领窄袖裥袍，腰围扎宽边的抱肚，抱肚上镶串珠纹泡钉，抱肚由宽带连接，宽带束在腹前，脚穿尖形黑靴。与榆林窟第29窟南壁门东侧第一、二身男供养人的服饰相同，他们可能是西夏级别较高的武官。
　　榆林窟第2窟，主室西壁门北侧《水月观音图》下方存西夏男供养人7身，其造像已漫漶不清，大致能看出服饰形制。他们都头戴黑漆冠或毡冠，身穿交领右衽袍，腰扎抱肚，束蹀躞带，足蹬乌靴。与第29窟南壁东侧的第三身男供养人画像相同，可能是西夏级别较低的武官。
　　榆林窟第29窟东壁中间绘有一幅具有西夏艺术特色的《文殊变》，在文殊菩萨右侧画一身头戴云镂冠，冠带系颌下，面相丰圆，浓眉大眼，隆鼻厚唇，耳垂耳环，身穿圆领长袍，腰间扎抱肚的侧面像，似为帝释梵天的侍从或卫士。这位侍从的形象应是西夏党项族武官形象的写照。
　　1909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幅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比丘像》卷轴画，其左右下角有男女施主两人，左下角男供养人头戴金帖起云镂冠，穿红色圆领窄袖袍，腰间系有白色黑边抱肚，抱肚由宽带连接，宽带束在腹前。虽无榜题，但从其服饰看，与榆林窟第29窟武官基本相同，应该也是西夏武官形象。这幅卷轴画保存状况很好，人物服饰色泽鲜艳。
　　1909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现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西夏文佛经刊本《高王观世音经》卷首版画，在观音菩萨面前有男女供养人两身，男供养人戴尖顶起云镂冠，有带结于颔下，身着圆领窄袖裥袍，腰扎抱肚，手持长柄香炉，礼敬观音。其服饰与榆林窟第29窟南壁门东侧的男供养人画像相似，是西夏高级武官形象。
　　上述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武官供养人画像、黑水城发现的卷轴画、版画中的男供养人的服饰和《宋史·夏国传》中的记载“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是相符的。
　　(二)西夏文官服饰
　　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文官服饰的形象资料没有武官服饰资料丰富，绘制也不精美。在肃北五个庙石窟供养人画像和其他地区发现的西夏文物资料中有几幅文官形象，其服饰和唐宋代时期的文官服饰大体相似，没有明显的党项民族特点。
　　肃北五个庙第3窟修建于西夏时期，该窟人字脊窟顶北坡《弥勒经变》下方绘供养人画像3身，二主一仆。主人头戴叶形展脚幞头，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革带，足蹬乌靴。均左手执缰，右手握鞭，乘马前行。仆人是一男童，头梳双髻扎带，著圆领窄袖衫，双手持扇，紧随主人马后。图中的二主人是西夏的文官或是在西夏任职的汉族官吏。
　　肃北五个庙第3窟正壁画《药师经变》一铺。此经变中绘有多组小画面，这些小画面中有许多是现实生活场景，多画俗世人物。如“放生图”中画一官吏，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小袖长袍，腰系革带、足蹬乌靴，双手合十，作供养之状。面前一仆人头扎巾带，身穿圆领窄袖衫，跪在地上在从笼中取鸟放生，已放出的鸟飞向天空。
　　又如“树幡图”，图左侧紧边绘重楼，楼前立一高杆，杆上巨幡迎风招展。杆下立一主一仆，作供养之状，主人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宽袖长袍，腰系革带、足蹬乌靴。图右侧绘二身官吏，冠服同前，一人持香炉，一人持鲜花，互相呼应，作供养之状。此经变画中的官吏服饰与该窟中供养人的服饰相同，应为西夏文官服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木刻梵夹十卷本《慈悲道场忏悔法》卷前扉页版画《梁皇宝忏图》中下部殿前台阶下，中间画一大蟒蛇，两边分列10位大臣或官吏，皆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宽袖袍服，腰系革带，足蹬靴鞋，双手持笏板，鞠躬向前。此图中的大臣或官吏的服饰与文献记载西夏文官服饰“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十分吻合。
　　展脚幞头，亦称“平脚幞头”、“舒脚幞头”、“长脚幞头”，始于唐代中晚期，兴于五代，宋代沿用。宋人王得臣《尘史》上卷：“幞头……唐谓之软裹，至中末以后，浸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则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宋史·舆服志五》记载：“幞头……五代渐变平直。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舆或服上曲焉。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可见展脚幞头是唐宋以来君臣通戴的一种冠饰。西夏受宋代服饰的影响，其文职官员戴展脚幞头。
　　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现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汉文刻本《注清凉心要》经折装卷首扉画版画《清凉国师澄观答唐顺宗图》中左半部分，在唐顺宗身后的官员头戴直角幞头，身穿宽袖裥袍，腰系革带，足穿乌靴，是宋代官员的服饰。
　　直脚幞头是展脚幞头的一种形式，其特点是窄而长，平直如尺。其他形式的展脚幞头，其脚比直脚幞头的脚宽而短。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幞头“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裹。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据说直脚幞头其脚平直约有二尺，两脚展开，可使臣僚上朝站班时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窃窃私语。直脚幞头是宋代最流行的一种服饰，而且贵贱通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佚名，绢本设色、卷轴画《宋太祖肖像》，图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像，头戴展脚幞头，身穿白色圆领博袖长袍，腰系红色革带，足穿黑色靴子，坐在龙椅上，表情严肃。
　　西夏的文职官员除了戴幞头，还戴一种尖顶镂花金冠。文献记载西夏的大使、副使出使宋朝时，“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皆叉手展拜”。出使朝贡的大使和副使多由文职官员承担。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面，有一幅反映西夏翻译佛经场景的版画《西夏译经图》。图中两侧在8位助译僧人后面，有8位俗世官员，均戴一种略带尖顶的冠，顶上有饰物，冠上有镂空的图案花纹。此种冠饰与图中西夏皇帝的金冠相似，只是显得略低，欠华丽。参加翻译佛经的官员应是文职官员。此种冠饰与中原王朝文职官员的冠饰不同，可能是西夏文职官员的一种特有冠饰。
　　(三)西夏贵族妇女服饰
　　西夏贵族妇女的服饰非常精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卷轴画和彩色木版画中都保存有绘制精美，形象完好的资料，现仅举下面几例：
　　榆林窟第29窟南壁门西侧在《那征女禅师修行图》西侧有两层女供养人画像，根据刘玉权先生的研究考证，她们是前述沙州监军使赵麻玉家眷的供养画像。上层3身是沙州监军使赵麻玉的已故母亲、岳母和夫人；下层8身，前二身是赵家出家的两位尼姑(或是赵家敬奉供养的两位女僧人)，后6身是沙州监军使赵麻玉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媳妇。上层3身女供养人画像已被烟熏，模糊不清。下层的2身比丘尼，6身女供养人的画像保存比较完整清楚。女供养人们均双手合十，持花枝，作供养之状，头戴四瓣莲蕾形金珠冠，将高髻罩住，额上、两鬓、脑后头发露出冠外。莲蕾形金珠冠有黑、红、紫等色，冠沿及冠梁均有金珠装饰，冠右后侧伸出一枝花钗，双耳垂耳坠。她们均身着交领右衽窄袖开衩长袍，领口镶联珠纹或忍冬纹花边，袍有紫、红、绿、粉红等不同颜色，上面有不同形状的小团花纹样。袍内系细裥百褶裙，裙两侧和前方垂绶带。裙裾长及脚踝；脚露裙外，穿尖钩鞋。这些女供养人身材修长，面相丰圆，形象丰腴，而又挺拔健美，实为西夏贵族妇女的写照。
　　现藏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绢本彩色卷轴画《持经观音图》中，在观音菩萨金刚宝座右侧下角，绘两身女供养人画像，其面前有西夏文榜题，前一身汉文译为“白氏桃花”，后一身汉文译为“新妇高氏焚香”，两人可能是婆媳关系，均头戴四瓣莲蕾形金珠冠，冠中有长带垂下，身着红色交领右衽窄袖开衩长袍。袍内系细裥百褶裙，裙两侧和前方垂绶带。裙裾长及脚踝，脚露裙外，穿尖钩鞋。其花冠头饰，以及袍服上的纹样，领口上装饰花边都与前述榆林窟第29窟女供养人的服饰相同。
　　现藏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绢本彩色卷轴画《阿弥陀佛接引图》绘制的十分精美。佛陀头部飘出一曲状白色光带，与画面下角二位男女供养人相连。这二位供养人就是阿弥陀佛接引的对象。男供养人身后的女供养人，头戴四瓣莲蕾形金珠冠，身着红色交领右衽窄袖开衩袍。袍内系细裥百褶裙，裙长及脚踝；脚露裙外，穿尖钩鞋。与上述两图中的女供养人的服饰相同。
　　现藏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彩色木板画《最胜佛顶曼荼罗图》右下角画女供养人一身，面前有西夏文题记二行15字，第一行汉文译释“发愿者梁氏阿口”，第二行字迹不清。女供养人头戴四瓣莲蕾形金珠冠，身着红色交领右衽窄袖开衩袍。袍内系细裥百褶裙，裙裾长及脚踝；脚露裙外，穿尖钩鞋，与前三幅图中的女供养人的服饰相同。
　　前述黑水城出土，现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幅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比丘像》卷轴画，其左右下角有男女施主两人，右下角女供养人头戴四瓣莲蕾形金珠冠，将高髻罩住，额上、两鬓、脑后头发露出冠外。冠沿及冠梁均有金珠装饰，冠右后侧伸出一枝花钗，双耳垂耳坠。身穿红色交领右衽窄袖开衩长袍，上面有小团花纹样。袍内系百褶裙，两侧开衩，裙裾长及脚踝，脚露裙外，穿尖钩鞋。面相丰圆，上施红粉，双手合十，礼敬上师。其服饰与上述图中女供养人的服饰相似。
　　前述黑水城出土，现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西夏文佛经刊本《高王观世音经》卷首版画，在观音菩萨面前有男女供养人两身。男供养人身后的女供养人，头戴四瓣莲蕾形金珠冠，冠中有长带垂下，身着交领右衽窄袖开衩袍，上面有小团花纹样，裙裾长及脚踝，脚露裙外，穿尖钩鞋，双手合十，礼敬观音。其服饰与前述卷轴画中女供养人的服饰相似。
　　除此以外，莫高窟第395窟西壁龛内，莫高窟第206窟东壁门北下层有数名女供养人服饰和榆林窟女供养人，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卷轴画、彩色木板画中的女供养人的服饰基本相似。这些女供养人所戴的四瓣莲蕾形金珠冠，最具西夏党项族的民族特色。据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金制或镀金的莲蕾形头饰，用它把高髻网住固定起来，显得既美观，又大方。这种四瓣莲蕾形金珠冠可能只有西夏贵族妇女和有一定官职的夫人、女儿、儿媳才可戴，一般妇女是不能戴的。西夏法典明确规定：“次等司承旨、中等司正以上嫡妻、女、媳等戴冠、此外不允许戴冠。”除了戴四瓣莲蕾形金珠冠的西夏贵族、官员妇女，西夏妇女中还戴一种桃形花冠，她们可能是西夏低级官员的家属，或西夏富裕大户妇女所戴的一种冠饰。现举几例：
　　榆林窟第2窟西壁门南侧水月观音图下有女供养人4身，虽已漫漶不清，但基本形象保存完好。她们头梳高髻，戴桃形花冠，冠左右插步摇、金簪，余发垂肩，耳垂耳坠，身穿红色交领右衽窄袖开衩长袍，内衬中单，下穿百褶长裙，裙左右两侧佩绶带，前方绅带双垂，脚穿尖钩鞋，双手合十，持花枝，做供养状。
　　榆林窟第3窟甬道南壁上部存西夏女供养人像3身，画面已经非常模糊，大致能看出女供养人头梳高髻，戴桃形花冠，花冠左右插步摇、金簪，余发垂肩，颈饰长项链，耳垂耳坠，内穿小翻领衬衣，下系百褶长裙，外着交领右衽窄袖长袍，袍侧开衩，足登弓履(尖钩鞋)。双手合十，持花枝，做供养状，与第2窟女供养人的服饰相同。
　　西夏妇女头戴桃形花冠，可能受到回鹘服饰的影响，因为回鹘王妃、天公主，贵族妇女都戴此种冠饰，也可能她们就是回鹘妇女，因为在西夏国内就有回鹘民族，而且西夏国允许各民族之间通婚。
　　(四)西夏侍从侍女服饰
　　敦煌石窟中的西夏侍女形象比较少，除肃北五个庙石窟有几身穿汉族服饰的侍女外，在莫高窟第395窟有一身穿西夏党项族服饰的侍女。此洞窟很小，不及一人之高，所绘男女供养人都很简略。此身供养侍女的画像已不清晰，从线条轮廓尚可辨认，此侍女头梳桃形高髻，脑后垂发，身穿交领窄袖开衩短衫，衫下露出褶裥裙，足蹬弓履。与榆林窟第29窟西夏党项族女供养人的服饰相似。很可能是西夏官员的侍女。
　　榆林窟第29窟南壁门东侧3身武官供养人像后，画3身少年侍从像。这3身侍从不像其他石窟中的供养侍从像，画得严肃呆板，毕恭毕敬，而是生动活泼，像三个少年在玩耍嬉戏。他们的服饰将在下文第五节中论述，此处不赘。
　　(五)西夏党项族的秃发
　　党项族的先民是西羌，羌族的发型是披发和辫发，因此党项族的传统发型是披发和辫发。李元昊出于政治目的，在其建国前夕，革党项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着遵此，三日不从，许众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从此记载可知，李元昊的“秃发令”只要求“属蕃遵此”，即只要求党项族秃发，并没有要求西夏境内的所有民族秃发。在现存的西夏艺术中我们也没有发现西夏时期其他民族秃发的形象。西夏的“秃发令”实行得也不彻底，在西夏的中、晚期，党项族可能又恢复了旧俗，因此，在西夏中、晚期的艺术品出现许多披发、辫发的形象。由此可知，西夏党项的发型有披发、辫发、秃发三种形式。这里着重介绍西夏人的秃发形式。前述西夏帝王、文武官员、贵族妇女服饰时，因其都戴冠饰，所以无法看到他们的秃发形式。西夏人的秃发形式只能从不戴冠饰的男女侍者和平民形象中看到。现举几例有代表性的秃发图像：
　　榆林窟第29窟南壁东侧上列西夏沙州监军司统军使赵麻玉等三身供养人身后跟随三个僮仆。三身少年僮仆皆秃发，第一身少年僮仆剃去额前和四周的头发，其余的头发于额前上方挽髻，用绸带系扎，直竖头顶。身着圆领窄袖袍，袍的前后摆提起，扎于腰带之下，下着紧身长裤，足蹬麻鞋，肩负长杆。第二身少年僮仆秃剃去头顶和脑后的头发，而留前额及两侧的头发，两侧鬓角处留一绺头发下垂，身着圆领窄袖袍，前后摆提起扎于腰带下，下穿窄裤，膝下裹行滕，足蹬麻鞋，臂中夹一包袱。第三身少年僮仆发式和服饰与第二身相同。不同之处，只是衣袍的下摆自然下垂，而不提起扎于腰带，足蹬尖形皂靴，双手抱一钱袋。这三身少年侍从的发式就是西夏党项族秃发中的两种发式。
　　同窟同列三身武官供养画像的第三身画像前面，有一少年供养像。这身供养像是后来画在纸上贴上去的。其头前面有墨书西夏文题记，汉文译释为“孙没力玉一心皈依”，可知他是窟主人赵麻玉的孙子，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布带，足蹬靴子，双手合十，做供养状。前额和头的两侧角留发，梳成小辫子绕到脑后，再用带子系扎成双环形，头顶和脑后的头发全部剃去。这是西夏人秃发的又一种发式。
　　现藏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布底彩色卷轴画《水月观音图》右下角，茫茫云海岸上画一组乐舞图，两匹马，四位乐舞人，载歌载舞。四位乐舞者的服装样式相同，皆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布带，足蹬乌靴。而头饰不同，其中一人头戴笠帽；一人展臂而舞，只见背面，脑后垂两条小辫子；两人髡发，前额和头顶两侧留发，垂披在耳侧，脑后的头发全部剃去。与安西榆林窟第29窟三位少年侍从的髡发相似。
　　以上笔者利用敦煌石窟中西夏供养人图像，并结合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唐卡、彩色版画等西夏艺术品，对西夏服饰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从而看到西夏党项族在学习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过程中，在保留原有民族传统服饰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中原汉族的服饰制度和服饰样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