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形象的演变
陈霞
摘要：文殊菩萨作为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在石窟造像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变化很大。通过对北朝至隋唐的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式样变化的梳理，概括文殊菩萨形象的不同式样及其产生和演变过程。
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文殊信仰曾一度盛行，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中被赋予“智慧”的象征，表示对一切事物和现象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很高的领悟力，因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尤其中国被认为是文殊化境而受到士庶人众的崇信。这种崇拜心理，不仅表现在佛教寺院之内，而且也充分反映在石窟造像中，从《维摩诘经》中作为维摩对照形象的菩萨发展到《华严经》中卢舍那佛的胁侍菩萨形象，进而出现完全中国化的千手千钵文殊像，就是中国人崇拜文殊菩萨的真实心理写照。
据《三宝感应要略录》卷3载：
五台县照果寺释解脱，俗性邢，本土也。常诵《法华》，并作佛光等观。追寻文殊，于东堂之左。脱问曰：“何众生得化度?”文殊曰：“画我形像，造我形象，或以手爪，或如奄罗草，口自发言称南无，如此众生。易可化度。
由此可知，造文殊师利像的人认为雕刻或绘制文殊像能得大功德。
一、维摩诘信仰中的文殊形象
维摩诘信仰以佛典《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诘经》、《维摩经》)为基础。该经讲述了一位居士维摩诘。他所讲的佛理，不但优于声闻弟子，而且也高于出家的菩萨。维摩诘常演讲大乘佛法，又经常装病吸引有智之士前来辩论。众佛弟子辩不过他，佛便派“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前往维摩处“问疾”。其造像一般是着胡服与维摩诘对坐，中间有时塑有释迦佛形象，有时没有。故可分为两种类型：
1、文殊、维摩和释迦牟尼三者组合像
在这种组合中，文殊菩萨是作为维摩诘的对照形象而出现。
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第一、二、六、七、九等窟都有典型的“文殊问疾”造像题材。如云冈六窟后室面壁中层，造像的主要内容是释迦、维摩和文殊三像，维摩戴帽蓄发，着交领长衣，侧身倚坐胡床上。左手扶床，右手举尘尾。文殊头戴宝冠，身着帔帛，腰系大裙，背靠屏风坐于胡床上，手作说法印。释迦位居中央，正襟危坐，手作无畏印、与愿印。
2、维摩和文殊两者组合构图
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种造像题材颇多。如龙门石窟的莲花洞中，在全窟73个小龛中，有21个龛中有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形象，这种形象分布于佛像的南、北、西及佛像的左右上角。
有关文殊和维摩说法最早的造像，应是雕刻于云冈石窟第七窟后室南壁窟门两侧的维摩和文殊的形象。在较晚的洞窟中，将文殊与维摩左右塑造在佛龛的两侧。雕刻在第六龛南壁明窗与窟门间的“文殊问疾”大龛，是体现这一思想的代表。
文殊菩萨和维摩诘还常出现在单尊的弥勒造像的背光上，如在易县出土的交脚弥勒像背光上，有维摩诘与文殊说法的画面，是目前已知的单尊石造像上表现《维摩经》最早之例。在铜造像上最早出现此题材的是太和元年(477)阳氏铜佛造像的背光后浮雕。从造像构图来看，大多是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对坐形式。但敦煌276窟出现了维摩与文殊两像站立谈辩的形象。12)这种造型在石窟寺中尚属少见。
我国现存最早的“维摩经变”位于永靖炳灵寺169窟，彩绘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的壁画，画面皆释迦牟尼居中，两边文殊与维摩诘相对坐说法构图。
这一时期，文殊菩萨的造像主要是具有异域“胡相”，着菩萨装，说法坐式，作为维摩诘的一个衬托形象而出现，造型比较简单，较静坐禅定的佛像，文殊菩萨则多了几分动态之感。
二、华严思想中的文殊菩萨形象
华严思想是以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为基础。《华严经》主要强调的是文殊和普贤的作用。“普贤行”被当作“菩萨行”的范本，文殊则是解说佛法、引导信徒实践“普贤行”的典范。“华严三圣”即卢舍那、文殊、普贤，随着《华严经》的大量流传，其造像也大量地出现于石窟造像之中。
最典型的有雕于唐高宗二年(675)龙门石窟奉先寺华严三圣主尊像，龛雕一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二天王及力士等十一尊大像。文殊菩萨为卢舍那左胁侍，侍立于莲台上，头戴蔓冠，丰面略带笑意，宝缯垂肩呈三条曲线，璎珞由穗形串珠组成，腹前交叉穿环而下，呈镂孔状。斜披络腋，帔巾自肩绕左右肘横于腹膝间，左手曲二指垂下，右手捏两指举于胸前，掌心外展，仪态华贵。
据《华严经》卷44《人法界品》载：
尔时佛在舍卫城祗树给孤独园，大庄
严重阁讲堂，与五百菩萨摩诃萨俱，菩萨
普贤、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
故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的两个护法，文殊菩萨侍奉在佛的左边，是释迦佛的左胁侍，其雕像多为“非男非女像”更接近于女像。普贤则侍奉在佛的右边，是释迦佛的右胁侍。
这种造像流行的年代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载：
“懿德寺，三门楼下两壁神。中三门东西华严变。”
造像规模据《唐大和尚东征记》载：
“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华严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三十万贯钱，预将往天竺。”
由此可知在盛唐时期绘制华严经变在数量和规模上已经空前发展了。
三、中国化的文殊形象
大约从隋唐开始，文殊信仰日益兴盛。文殊菩萨造像也相应增多并具有了中国化的特色。主要式样有两种：
1．骑狮式
典型的有龙门罗汉洞文殊菩萨，像高190cm，文殊结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的莲花台上，下有立狮驮载，文殊菩萨乘狮驭云形象，前侧有一训狮人，有大历十二年(777)题记。
在诸菩萨中文殊地位较高，它象征着“智”；雄狮象征着“智之威猛”。文殊高发髻，面庞略小且丰圆，颈短体肥，圆臂大手，左臂做牵扶状；右臂曲肘，前伸三指；薄衣帔巾，乘风飘飞于身后。其坐为仰覆莲瓣，雄狮头面硕大，发毛卷曲，其形态似急奔忽停于云端之状。
有关骑狮文殊史料的较早记载，有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圆仁和尚与数僧在大华严寺菩萨堂院菩萨堂礼拜大圣文殊菩萨像，只是‘容貌颐然，端严无比。……其狮子精灵，生骨俨然，有动步之势，口生润气，良久视之，恰似运动矣’”
其产生的年代，据孙修身指出在山东成武县白浮乡有一座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高僧舍利塔地宫门扉上有石刻现画，刻画有文殊骑狮坐于莲花座上。故文殊骑狮形象最迟应在开元年间已经产生。
骑狮文殊形象的来源。张惠明认为，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粟特艺术中娜娜女神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其形象完全是中国化的产物。尽管在我国不产狮子，但狮子和文殊组合像的来源，主要还是受我国人兽结合的传统神化思想的影响。如《山海经》中描述西王母的形象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兽啸，蓬发，载胜”。这分明是半人半兽的怪物。这种形象在我国出土的很多文物中都有，如陕西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盆。狮子最早传人中原在张骞出使西域作为“殊方异物”而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摆脱了对神灵进行怪物化的造型，而是在神仙的旁边配以灵兽以彰显主尊的地位。如河南密县出土的汉画像砖，有西王母侧坐的画面，前有凤鸟舞蹈，玉兔捣药。唐代，狮子作为皇陵前的守卫形象而彰显雄强壮实。唐朝统治者对文殊信仰的推崇，特别是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的倡导尤为明显。如唐太宗就认为"五台山者，文殊闷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皇帝一言能主佛教兴衰，更能促进文殊信仰的传播。那么作为帝王化身的文殊自然需要一个能给予其保护和帮助的灵兽，而狮子形象则顺理当然地从皇陵前搬到了文殊的座下。
2．千钵文殊
唐开元年间，密法的神秘与灵验赢得了皇室的欣赏，而密教的特色之一便是推崇文殊菩萨。如此一来，文殊信仰由一地域特色很强的菩萨信仰逐渐走向全国，并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文殊信仰形象——千臂千钵文殊。
千钵文殊的造型，据不空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卷1：
毗卢遮那如来，法界性海秘密金刚界
莲华胎藏世界海，于中有大圣曼殊室利菩
萨。现金色身，身上出千臂千手千钵，钵中
显现出千释迦，千释迦复现出千百亿化释
迦。
千臂千钵文殊主要出现在敦煌莫高窟，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载，在敦煌莫高窟14窟主室东壁、54窟主室北壁、144窟主室东壁门南、239甬道北壁、258窟主室东壁门北、288窟前室北壁、338窟前室北壁、361窟主室东壁门南、360窟主室东壁门南，都有千钵文殊的形象。
莫高窟第54窟北壁绘千臂千钵文殊图，文殊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身披璎珞，着天衣，头戴宝冠，内有化佛。三层圆形背光，绘千手千钵，其千钵中无化佛。主尊的两侧绘八菩萨、四天王、二明王像。14窟北壁东侧为千臂千钵文殊，文殊菩萨结跏趺坐于大海中耸立的须弥山上的百宝莲花之上。主尊戴四化佛宝冠，身体挂种种璎珞，着妙宝天衣，后背的头部佛光四射，其千臂千钵中有化佛。两侧配置十二菩萨、二天王、四明王像。其他几窟造像基本相同，主要不同是千钵中有无化佛。
其中第144、238、258、360、361属中唐作品，14窟、54窟、288窟、338窟属于晚唐作品。
有关千钵文殊造像的最早记载，大中初(847)张彦远著《历代明画记》，卷3记载：
慈恩寺，塔下南门尉迟画，西壁千钵
文殊。凹
慈恩寺为唐高宗永徽三年(652)修建，长安中(701--704)重新修建。据此推断千钵文殊形象最晚应在长安中产生。但吕建福先生认为千钵文殊出现的具体时间应是贞元年间(785-805)。他认为张氏所记慈恩寺千钵文殊有误，应是千手观音。千钵文殊是密教和五台山文殊信仰中衍化出来的一个形象。贞元末年时千钵文殊之名出现在长安。最早在会昌年间(841—846)，千钵文殊像才出现在长安的慈恩寺塔上。
至于千钵文殊图像的来源，吕建福先生认为：唐初密教观音信仰中，千手观音非常流行，盛唐以来在密教的推动下，文殊信仰亦趋盛行，故产生了与千手观音对等的千钵文殊。千钵文殊的产生是密教五髻文殊同《梵网经》及《华严经》卢舍那莲花胎藏世界、五台山文殊信仰有机结合的产物。表现了密教、华严、五台山文殊信仰三种思想的高度统一。
其后，过了十几年，千钵文殊传到了敦煌，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千钵文殊像在晚唐及其后开凿的石窟中并未见到，这可能与中晚唐各地处于相对割据的政治形式有关。
总结
文殊信仰在我国出现比较早，东晋时期已有信众开始供养单尊的文殊菩萨像。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2东晋庐山文殊金像缘条记载：
东晋庐山文殊师利像者，昔有晋名臣
陶侃，字士衡，建南旗海，有渔人每夕见海
滨光，因以白侃，侃遣寻之。俄见一金像陵
(凌)波而趣船侧，检其名勒，及阿育王所
造文殊师利像也……初侃未能信因果，既
见此嘉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后
遣荆州。
这一记载尽管带有神话色彩，但说明了在那时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有文殊菩萨的形象。
文殊菩萨在佛教经典中的记载甚多，石窟寺中其式样变化尤为明显。
石窟寺中文殊菩萨造像式样的变化是随着几部佛教经典的传播而流行开来的，文殊菩萨主要经历了《维摩诘经》中衬托维摩诘的说法文殊，到《华严经》中卢舍那佛的左胁侍菩萨，以及之后的文殊骑狮和千钵文殊。其式样由最初的“胡式”，逐渐的演变到身披璎珞，头戴宝冠的胁侍文殊，以至最后完全中国化迎合了中国人审美心理，骑于狮背的文殊菩萨和千臂千钵形象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造型式样的变化与中国佛教世俗化同步进行，从《维摩诘经》开始，人们认为无论出家在家，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有成佛得道的可能。使得早期佛教那种严峻的禁欲主义和悲观主义得到改变，文殊自然就成了世俗生活中感化众生出家菩萨的典型代表。而《华严经》从5世纪开始翻译，7世纪末唐代的重译推广丁卢舍那佛，他拯救世间、教化众生的形象自然也会影响人们对文殊菩萨的崇信，到完全中国化的文殊形象产生后，文殊菩萨开始成为信众供奉的主尊开始流行。文殊菩萨的造型最初是作为一个陪衬形象出现在石窟造像之中，但后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作为主尊形象出现在石窟之中。但石窟造像中很少有单尊的文殊像出现，这是石窟造像和寺院造像一个显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