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佛教关系的历史渊源
　　陈飞宝 邱林华
　　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里，虽然有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武宗“会昌法难”排佛风波，但福建佛教不像其他省份那样大起大落，基本保持着平稳的持续发展。明清时福建佛教的发展大不如前，可是佛教已经深植民间，成为民众精神支柱，佛教寺院遍布沿海乃至山区。台湾的3／4移民均来自福建漳、泉一带，随着移民潮东涌，也把传统佛教、道教、儒教、民间信仰带到台湾，并延续直今，遍及全岛。荷兰殖民时代，在1644年前后，大约有2．5万户大陆移民前往台湾，其中不乏是不降清的忠贞之士，大多移民在大陆信奉佛教，僧尼和居士都有，信众在家或寺中多供拜由大陆奉来的佛像。据台湾史志记载： ”在广储东里：大道公庙，红毛时建。”这是史料中的有关荷兰时期最早的寺庙记载。早期佛寺如龙山寺、凌云寺、西云寺、地藏庵与寿山寺多数供奉观音菩萨，这是福建泉、漳移民原先在大陆的信奉，而将原籍佛寺中供奉观音的香火分灵到台湾，故观音至今为台湾佛教中最受信徒敬拜的菩萨之一。
　　一
　　清初，台湾的寺院多由郑氏及部将兴建，带有浓厚的个人佛教色彩。清朝时代台湾佛教得到统治者的倡导，从官员到民间都在台湾广建寺院，佛教信仰传播还得助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研究宣导，并与大陆移民和政权建治同步，即使早期台湾的佛寺僧人、住持几乎都请自福建福(州)、泉(州)的寺庙名僧。郑氏政权于1664年建竹溪寺，驻锡竹溪寺的逢春法师是漳州人；1678年在今台南北区成功路建大观音亭，参彻法师在嘉义草建碧云寺，由其弟子鹤龄法师主持。 1680年郑经修建洲仔尾园亭别墅，因郑经卒于1683年，由台湾总兵王化行改为佛寺，于1691年完成。改建后名为海会寺，住持为澄声法师，是台湾当时最大的寺院，又因唐开元以来，凡于各地建规模大的寺宇均称开元寺，所以改名为开元寺，虽然其后又曾易名榴禅寺、海靖寺，咸丰年间恢复开元寺。至1960年共有10代住持，有志中、荣芳、玄精、传芳、得圆、眼净等，除志中是福建泉州人，其他均系台湾籍，但他们任开元寺住持前，均曾学佛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或在福建其他名刹学佛、受戒。荣芳在福州鼓山受戒，后到少林寺参学禅学及武技，精通拳法，深通禅理，同治年间回台任开元寺住持，重修寺宇。传芳少年听荣芳禅师谈法，立志为僧，27岁时，得荣芳禅师介绍，投鼓山涌泉寺拜维修上人出家，得戒于福州怡山复翁老和尚，游兴化，住泉州承天、崇福两寺，后又住涌泉寺。1913年应开元寺成圆监院之聘返台，驻锡开元寺。得圆生于1882年，18岁归依斋教龙华派，24岁拜开元寺玄精和尚为师，翌年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比丘戒，住一年转锡泉州崇福寺，1921年继任开元住持，重修山门，1946年圆寂。眼净于1898年生，13岁投台南竹溪寺出家，拜捷圆长老为师，21岁攻读由本圆和尚创立的台北镇南中学林，远渡日本，留学京都临济学院，再求学厦门闽南佛学院，精通三藏。1948年任竹溪寺住持，创办开元佛学书院，1963年膺选为台南市佛教会理事长，兼任开元寺、楠梓慈云寺、北港朝天宫等寺住持。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入台，郑克爽降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建省设一府三县，福建大批移民来台，施琅去世后，原禁惠、潮之民，亦可入台，于是人力饱和的闽粤移民激增，随移民增多和台湾开发，经济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台湾扩及1省3府11县6厅。清朝在大陆重喇嘛教，轻汉传佛教。在台湾，清政府让佛教任其自由发展，新寺庙多为移民官绅居士或里民信徒筹建，如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俗人郭治献建石壁潭寺(宝藏寺)，1738年福建泉州移民在台北建龙山寺，1678年建大观音亭。
　　二
　　由大陆来台的僧侣或台湾籍僧人到大陆从法嗣后，回台建立佛教道场和丛林。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特色和重点。清代台湾佛教僧团人数不多，重个人修行。一般佛寺无大丛林，都是一些被称为丛林的小规模庙宇，除奉祀佛祖的寺庙外，很少没有被道教化的。清代开元寺是台湾第一大佛寺，往往被称为福建泉州承天寺海外“小丛林”，但不仅无法与福州鼓山涌泉寺相比，其规模也不如泉州开元寺、厦门南普陀寺大，主要还是归因于能独尊一家、佛学专长的名僧太少。寺院规模小、没有具备设戒坛所必需的“三师七证”，缺少佛教法定的授戒的僧人，无法给台湾本土沙弥发受戒的度牒，清朝乃至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明治大正时代，台湾佛教徒要跨海到福州鼓山受戒。
　　受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制约，佛教法嗣传承和丛林分支关系往往承袭宗族制度。台湾早期寺院甚多方丈系来自大陆，尤其是福建省。如竹溪寺第一任方丈捷圆来自福建鼓山涌泉寺，第二任方丈眼净拜捷圆为师前，曾到厦门学习佛法。台南的弥陀寺年久失修，亦由来自武夷山僧人一峰在1719年重建。龙山寺第一任方丈系泉州人，第二任方丈未到龙山寺前，先到鼓山涌泉寺学习佛法。许多台湾佛寺的名称仿效大陆佛寺，如台北的龙山寺仿效泉州安海的龙山寺，台南的开元寺与唐朝长安的开元寺、福建福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同名，其他仿效大陆的有永明寺、开善寺与灵隐寺等。
　　明永历年间(1647-1661年)到台的僧侣，基本上来自福州涌泉寺(临济义玄临济宗)，台湾传统佛教法脉大抵都是临济宗的祖派列世，直至清同治以后，始渐失去祖系的世位，另有福清的黄檗寺宗派，随该寺火焚法脉中断。永历年间大半僧侣因避战乱，到与福建一水之隔的台湾发展。赴台的佛教徒大致有三种：一是庶民佛教，郑氏据台后期赴台垦拓移民，多是闽泉一带渔民、农民，近似在家善男信女，在清朝形成在家斋教；二是名士佛教，明末反清流亡名士；三是僧侣佛教，明末的佛教僧侣禅净合一。这三种佛教信徒在台湾草创的法源、道统，直接延续到清朝康熙光绪年间的200多年。鼓山涌泉寺的宗祖是临济义玄，传至圣华，字妙莲，法号云池禅师，在临济派字辈中属于“能仁圣果”，属于临济宗第51代，他中兴了鼓山涌泉寺。而开元寺传芳和尚，是属于“惟传法印”。明代末叶台湾佛教自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承续了鼓山涌泉寺的戒法，成为临济宗的世谱，影响了台湾300年的佛教发展。原《台湾通志》也记载： ”本流是由福建鼓山及西禅两大禅寺传来，另一派是福清黄檗寺。”三寺均属于禅宗临济派，且禅净一致为主轴的各宗互融。
　　三
　　历史形成的闽台佛教法脉渊源关系，福建在台湾子孙寺的丛林制度，台湾出家僧侣跨海到大陆名刹求法受戒或参学禅教。福建鼓山涌泉寺久为台湾佛教徒受戒和求道的正统禅宗道场，他们在大陆受戒后回台湾，办过戒坛传戒，多成为一寺住持或著名法师，传播佛法戒律的高僧。或因隔海路途远等因素，也有台籍出家人在福建名刹寄戒，或请福建高僧来台传戒。
　　日本占领台湾早期，不禁止台湾与大陆往来，福建名师高僧应邀到台湾讲经传法传戒也有增无减，因此两岸佛教仍持续不断往来。在日据时期逐渐形成了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月眉山派、台北观音山凌云寺派、高雄大岗山超峰寺大岗山派、苗栗狮头山法云寺派等四大佛教道场，培养本地僧侣，分支扩散至邻近乡镇。北台湾两大派开山住持灵泉寺的善意法师、观音山的本圆法师，都到福州涌泉寺受具足戒，传承临济义玄的源流。南台湾高雄的超峰寺，旧址为清雍正九年(1731年)由绍光禅师在此结茅为庵，日据时代义敏、永定二法师由开元寺自台南至此，改建、开创“大岗山派”，因旧寺被日本军部摧毁，迁至现岗山村。义敏21岁求戒于鼓山涌泉寺，后率高足永定法师承袭开元寺正统派，传自泉州承天寺的临济宗，中兴大岗山，建立大岗山本山法派系统，法师门下得意弟子，各化一方，其道场遍布南台湾各地。苗栗大湖觉力的法云寺，是在民国初年台籍妙果法师礼请福州鼓山涌泉寺觉力和尚开山修建的，繁衍曹洞宗的江西寿昌法脉，在台湾名弟子有妙果、妙然、妙广等，分灯寺院遍及竹苗、台中地区。
　　为什么日据台湾时期，能让台湾佛教徒到福建受戒，或让福建佛教僧侣到台湾弘法?这可能与闽台人民同一血缘、文化同根、地理上只有一水之隔，以及闽台佛教历史上与日本佛教有着密切关系之故。日本僧人与闽地在唐朝就有交往，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8月，日本僧人空海所乘船与船队散离而在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今霞浦县州洋乡赤岸村)登陆，造访福州开元寺。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空海俗甥僧圆珍从九州渡海来中国，因遇风而飘流至福建连江县，后至福州开元寺居住，从寺僧存式学{妙法莲华经》等，勤力收集佛教经籍。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僧庆政上人在泉州开元寺学法。咸淳三年(1267年)，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10名僧人到泉州开元寺学禅。唐代随从鉴真赴日本的14位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据《类聚三代格》记载，昙静在日本任戒师。元代福建僧人明极、楚俊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在日本授经。影响最大的是福清僧人隐元。隐元是临济宗第32代、有传承世系的临济宗祖师，福建福清人，曾任福州黄檗山万福寺住持，是临济义玄之师黄檗希运的出身之地。隐元于明永历八年(1654年)以63岁高龄带领30多位弟子东渡日本，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年)住持京都新建的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开创了日本佛教的黄檗宗，之后，又有许多门人应邀赴日，其中福建僧人有24人。在日本开创日本黄檗宗，使始自荣西的日本禅最后在这里开花，使日本传统禅的传统意识、修行方法发生了变化。包括禅堂的建筑样式、坐禅的方法、早晚诵经的鸣钟与唱诵声调发生变化，声音高亢，富于表现力，禅寺诵经也敲木鱼协调节奏，也是始于黄檗寺开创之后。日本由中国传的曹洞宗、黄檗宗、临济宗，接受禅法有所区别。道元的曹洞宗、白隐的临济宗都以黄檗宗传人为契机进行变革，成为日本人的宗教。在日本长崎有“唐三寺”即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都是明万历之后由日侨捐资建造，福济寺俗称福建“漳州寺”、 “泉州寺”，泉州人觉海为开山之祖，之后延请泉州安平镇人蕴谦戒琬禅师住持；崇福寺又称福州寺，延请东渡的福州崇福寺僧人超然为开山住持，至第11代多为福州僧人。日本的万福寺、崇福寺实为福州黄檗山崇福寺的支院，说明福建佛教向日本传播上，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因此日本佛教界对福建的佛教也有着某种宗教情结，闽台流传临济宗和曹洞宗，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以临济宗、曹洞宗占主导地位，虽然因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殖民统治和被压迫民族中间存在着对立、支配和被强制支配的一面，但其禅宗教义源自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共同的契合点，所以日治时期日本临济宗和曹洞宗能容纳台湾同名佛教宗派，让其有其发展和生存的空间。
　　四
　　大陆赴台的佛教高僧相继兴办佛学院等，培养僧才，使得大陆的传统佛学以及有的宗派法脉能得以延续，中国传统佛教在台湾扎根，受近代佛教变革思潮的影响，台湾佛教也进行一些改革。1949年前后赴台的大陆佛教和尚法师大致有两批：第一批赴台参与再建台湾佛教的名僧有智光、南亭、东初、默如、证莲、戒德、道源、悟明等；第二批是自大陆先到香港，再转到台湾的和尚，有印顺法师等。他们对中国佛学研究和在台湾传授佛学与改革有着更直接的贡献，如印顺、演培、续明、仁俊、道安、太沧、续祥等。他们或参与重建新建佛寺，或直接成立佛学院教授佛学经典，重整佛风；各寺院纷纷创设佛学院、中学林，受戒，佛教信徒不断增加。
　　大陆和尚法师赴台，对台湾佛教作些变革，建立戒坛，传授戒法，由”中国佛教会”主导台湾佛教信徒的受戒。大陆赴台的僧侣戒相庄严，台湾佛教界纷纷弃日式僧人习俗，于1953年在台南县大仙寺首开光复后三坛大戒，各寺庙纷纷开坛授戒。台湾“中国佛教会”规定每年登记一所较具规模的寺院，轮流传戒，解决因两岸对峙许多台湾佛教徒无法到福建鼓山受戒累积的同题，到1981年近30年受戒的僧尼近2万人。
　　(作者陈飞宝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邱林华原为福建省民族宗教厅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