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饶张郭造像的几个问题
　　■ 金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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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研究》　2007年第3期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广饶张郭造像样式上的几个因素，包括七佛的形式，佛、菩萨像的衣着、装饰诸总是。并与云门山、驼山石窟造像相比较，认为张郭造像受受云门山驼山石窟影响，时代为隋统一以后。
　　关键词：广饶；张郭造像；七佛；云门山；驼山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3-0018-06
　　缘起
　　广饶张郭造像出土于广饶县小张郭村(今属李鹊镇，通高264厘米)，2000年春，佛首被盗凿，在北京赵公口长途汽车站被截获，笔者曾去110巡警大队鉴定，但不详所出，此后佛头拨归首都石刻艺术馆(北京海淀区五塔寺)。2004年秋笔者考察东营博物馆时，偶然发现张郭造像的复原头部很不自然，因而联想到4年前截获的佛头，经过比对，恰是原物，现已身首完聚。实际上张郭造像是一件著录过的名品，但当年在鉴定时，仅凭佛首，并没有立刻回想起来。笔者不意亲身促成此段佛缘，由此也引发了研究的兴趣，下面将此像所反映的诸问题归纳如下：
　　一 张郭造像样式上的几个因素
　　此尊造像没有题记，从二菩萨的头戴高冠，动态较为板直，璎珞低垂，帔帛为二道横置于腹前，菩萨手挽帔帛，与云门山石窟第1、2龛和驼山第2窟的胁侍菩萨造型甚为接近。此外伎乐天人裙缘较短，天人均露双脚，这些细节也是隋代造像的特征，故造像雕刻时代应为隋代。
　　此像为一佛二菩萨立像，主像高152厘米，主尊螺发，褒衣博带式大衣，双手已残，推测应为施无畏与愿印。二菩萨身高105厘米，戴高冠，各以一手挽帔帛。
　　背后为圭形的背光，最上方正中为飞龙，两侧有演奏各种乐器的伎乐天人，其下是连枝蔓上趺坐着七佛，头光左右各开小尖拱形龛，内有一佛二菩萨立像。
　　从整体造像的设计布局上可看出，设计者是要突出的是七佛和三佛。
　　造像的背光呈现圭形，这种形式的背光也见于原位于广饶阜城店村西端的一佛二菩萨立像上(现藏山东石刻艺术馆)，阜城店造像的主尊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二菩萨帔帛在肩部呈三角形，于帔帛交差，背光上方浮雕龙，两侧雕飞天及日神、月神，应为北魏晚期的造像。
　　此外出土于青州的张宝珠造像(高229厘米北魏正光六年525年亦称贾智渊造像山东省博物馆藏)背光的轮廓也呈现圭形。
　　张郭造像背光正上方雕飞龙，这也是山东青州地区造像的格式。
　　可以看出张郭造像仍然部分延续着北魏以来青州地区的造像传统，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山东地区以外的诸因素。
　　例如，在背光上方左右安排两个拱形龛的布局在山东的单尊石佛像上极难得见到，甚至拱形龛门的形式在山东的北朝造像上也不多见。
　　拱形龛形式广泛见于河南的北朝石窟和造像碑，如龙门石窟的北魏窟，在河北响堂山石窟也是普遍应用的形式，甚至更往西的陕甘地区北魏时也多流行拱形龛，至今遗存有多件带拱形龛的北魏单尊石像。唯独山东地区北魏遗存的佛像上难得见到拱形龛。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多件铜佛像内有一件新台县人王上造多宝金铜像，二佛并坐于拱形龛内，新台县即今的鄄城，位于山东省最西端的黄河边上，与河南省仅一河之隔，故此像可能受到了黄河对岸的影响。只有到了北齐至隋才偶见一二，如现藏搏兴博物馆的北齐天保三年(552)刘绍安合家造像碑，又山东济南市博物馆的北齐四面石造像上也出现了拱形龛门，一见使人想起荥阳大海寺北魏孝昌元年(525)比丘道哈等185人造像碑，也是四面有拱形龛门。种种迹象表明，山东地区的拱形龛是受到山东以西的影响而来的。
　　张郭造像上饰七佛，在此前的山东造像上也较少见。而河南和河北地区的北朝造像在光背上方或同心圆形的头光内饰七佛之例颇为普遍，如龙门石窟北魏古阳洞内的元详造像龛以及南壁的诸多小龛内均在头光内饰七佛。在莲花洞的北壁属于北魏时开凿的诸龛的拱形龛楣上饰七佛更属常用手法。
　　在单尊的属于河北系统的阳氏造金铜佛坐像(太和元年，477年)的背光内缘上也可见到此例。
　　山东博兴出土的北朝铜佛像背光上偶见饰有一佛或三佛。诸城出土的北齐金铜观音立像(高33.5厘米)背光上饰有五佛，背光上装饰有七佛之例见于博兴出土的金铜一佛二菩萨立像(高15厘米)，但也是隋代之物。
　　从张郭造像和博兴的金铜像分析，山东地区造像背光上饰七佛之形式北朝尚不普遍，自隋代才逐渐流行。
　　可以推知，山东地区造像上背光上饰七佛以及上述的拱形龛这两种形式都较晚，这种迹象表明这两种形式是由山东地区以西传人的。
　　还应注意的是，张郭造像右侧菩萨的两道帔帛横置于腹前，左侧的菩萨左手挽帔帛。菩萨的体态较为板直，与云门山第1、2号大龛和驼山第2、3窟菩萨立像造型接近，如驼山2窟的菩萨像也是右手挽帔帛。这种横置于腹前的帔帛形式，与此前的二道帔帛交汇于一环，或者是交差卷起的形式相较，应该说是隋代才大量出现于青州的新形式。此前双帔帛横于腹膝部的作例偶见青州和诸城出土的北齐晚期菩萨像上，但不像云门山和驼山菩萨的双帔帛那样普遍，此外，现今青州的这类被认为北齐的双帔帛式的菩萨，若依照云门山的菩萨相比照说不定已经进入隋代。
　　双帔帛形式的菩萨像在如陕西一带颇流行，典型的如开皇元年(581)车长儒造观音立像(高91.4厘米美国底特律艺术中心藏)和开皇六年(586)释迦三尊像(高29.4厘米日本大阪美术馆藏)这些单尊像都是双帔帛横置于腹膝位置，但陕甘一带的菩萨往往左手持硕大的水瓶，与山东的一手挽帔帛式的菩萨像还有区别。
　　这也应视为张郭造像的菩萨像含有山东以西甚至是关陕地区的菩萨样式的因素。
　　此看法与李裕群论述驼山石窟时的论点不谋而合，他认为“菩萨像的帔帛样式流行横于腹膝二道的作法，在山东诸城所北齐晚期菩萨像有不少实例，邺城地区这种形式出现较晚，有纪年可考的是安阳宝山隋开皇九年(590)的大住圣窟菩萨像。而北朝晚期的长安及其以西地区石窟造像却十分流行，如天水麦积山和固原须弥山石窟菩萨像即使如此，看来驼山石窟亦有长安造像样式的因素。
　　张郭造像头部高肉髻、螺发细密，大眼横长，仍是山东青州派北魏——东魏时代佛像的传统雕刻手法。值得注意的是，肉髻和底发之间可见有一根扎束肉髻的小绳，正中有一颗小珠饰。这个细节遍观山东地区甚至中原乃至关陕地区的佛头部都极为罕见。
　　一般情况下北朝菩萨的束发上可见到类似的发箍，如莫高窟第275窟(北魏)、290窟(北周)，炳灵寺的169窟的观音菩萨像、密迹力士像、第22龛、第17龛的菩萨像。在云冈石窟的第一、第二期造像的菩萨头发上也可清晰地看到这个绳带。但在我国的佛陀造像的头发上，却极难得见到。张郭造像佛头的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实际上却是一个带有外来佛像形式的重要信息。
　　在犍陀罗石雕的佛陀头发上经常可清晰地看到这根扎束肉髻的小绳，似乎是佛发不可或缺的物件。在属于犍陀罗艺术的辐射范围的中亚地区的和阗，大谷探险队发现的两个青铜佛头部上也清晰地看到这根束发的绳带(4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及日本私人收藏)，还有据传是河北省石家庄出土的焰肩佛坐像(高31.8厘米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也有一道发箍，(此像很可能是今新疆地区制作而流入河北地区的)。在十六国大夏胜光二年(429年，高19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金铜佛坐像的佛发上也可见到这根束带。
　　总之这根束带可广泛地见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系统的佛像上，村田女士认为是属于犍陀罗系统斯瓦特地区的佛像特点。在我国西北地区十六国至北魏早期相当于4-5世纪的佛发上也偶能发现，但却难得在山东的地区佛发上看到，而广饶的这尊佛的头发上突然出现了这个西部早期佛像的信号也是个饶有意味的现象。
　　再看佛立像的衣饰，与广饶和青州传统的衣褶全然不同，并没有采用所谓山东东部为中心隋时流行的所谓钩钮式袈裟形式。曾布川宽称之为山东方式，为北齐至隋、初唐时佛像特有的现象。并认为龙门石窟的宾阳南洞中尊的衣钮方式是由山东传人的。张郭造像褒衣博带式的大衣在胸部以下的U形衣褶起伏高凸、质感厚重，在肩部也一反北朝的阶梯状或阴刻线式的装饰性衣纹，努力追求衣褶的写实感，给人感觉似乎是参考了西域地区图像的某些要素而来的。
　　二 张郭造像的年代
　　此造像的年代已如前述应是隋代所造，注意左右二菩萨各以一手挽起帔帛的形式与驼山石窟第2窟、云门山石窟第1、2龛的协侍菩萨均极为近似，这些菩萨像均为高冠、宝缯垂于两耳侧，双帔帛横于腹前，两腿间垂大带，可以说这是入隋以来青州地区流行的新型的菩萨样式。
　　云门山石窟的开凿年代阎文儒先生认为“从云门山第1、2号大龛中的菩萨像雕凿的高宝冠、宝缯下垂，帔巾横于腹间一道，及衣带下垂如绅的风格。再从隋开皇十年(590)、十九年、仁寿二年(602)的各小龛题记来看，这大龛开凿的时间，应在开皇十年以前。”
　　驼山第3窟大佛座下，有“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题记，平桑公是大象二年(580)平尉迟回有功的韦操，那么它的开创时间，应在隋开初年。梁银景认为通过“乐安郡”这一地名的存废推断，驼山第3窟的开凿年代应为581-583年。李裕群认为韦操任青州总管约在开皇元年至三年之间。曾布川宽认为，韦操至少在开皇十年六月以前已转任荆州总管，故第3窟的开凿时间，应在开皇四年至十年。
　　总之可以说在开皇十年前，驼山、云门山石窟应该已经开工，并且主体工程基本完成了。由青州总管韦操带动起来的石窟工程，其开凿之前也必有图样的选取论证，应该说是带有官方认可的性质，它的图形的确立，必然要对青州方圆数百里之地的佛造像产生影响，成为各地佛像临摹的样板，大造阿弥陀佛的风气也带动了单尊阿弥陀佛的雕造，如此张郭造像的菩萨等形式应是取材于云门山或驼山而来的，造像的年代也要晚于云门山和驼山的隋初工程阶段，应该放在其后的隋代中晚期较妥。
　　三 张郭造像的题材
　　张郭造像的背光上方浮雕七佛，两侧又各开小龛，内有一佛二菩萨，与主尊形成三佛。
　　曾布川宽认为龙门石窟里在佛像的头光或背光出现七佛的场合，则主尊应为释迦佛，并认为观世音冠上化佛与大势至冠上宝瓶仍不足以认定主尊为阿弥陀佛。此理论的发表，否定了原龙门石窟中初唐的潜溪寺洞、宾阳南、北洞万佛洞、敬善寺洞等主尊原一直被认定是阿弥陀的理论。且涉及山东，认为驼山第2、3窟主尊也不能断定是阿弥陀佛。李淞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在通常的过去七佛理论外，还有药师佛为代表的东方药师七佛以及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为首的七佛。此外七是个名数，还可以解读为无穷化佛。如此三条线索都可导致阿弥陀佛配置头光七佛。文中还列举出隋开皇十四年(594)李道礼造阿弥陀石像和唐神龙元年(705)杨文愕造阿弥陀石坐像，这两尊单尊像都在发愿文中明确指出“敬造阿弥陀佛像”，但头光中也出现有七佛。如此则曾布川宽的理论似亦不可一概而论。
　　回到张郭造像上看，主尊立像上方有七佛，背光左右小龛与主尊构成三佛。若用来套用曾布川宽和李淞各种理论似乎都可适用，如此则问题似乎有些复杂化了。笔者认为，在单尊的造像上是不可能承载太多太繁复的佛教理论的，张郭造像上出现的七佛，仍应是通常最普及的七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邯佛、迦叶佛和释迦佛，通称过去七佛。
　　这七佛的布置在张郭造像上也不能导致主尊身份的认定。我们从青州地区隋代造像上看到的主流的发愿对象仍是阿弥陀佛。
　　在云门山石窟的1号窟内，现存小龛23个，有造像题记12品，可辨认出有9方题记是发愿造无量寿佛。温玉成先生推断，1号窟开凿于开皇元年至十年(581-590)主尊应为无量寿佛。云门山、驼山的三窟隋代无量寿佛，在全国大型石窟中也是较早之作，从而成为唐初大造无量寿佛的原型。
　　北齐时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娄定远即于武平四年(572)在青州南阳寺“敬造无量寿一区，高三丈九尺，并造观世音、势至二大士而夹侍焉”此碑即现存青州博物馆的“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亦称“娄定远碑”。
　　娄氏为鲜卑族，娄氏家族在北齐时势力显赫，娄定远为高欢娄皇后兄弟娄昭之子，娄睿的从兄弟，与娄睿共同生长于娄昭家中。定远与和士开等同知朝政，时人号为八贵。娄定远造无量寿佛之举在青齐地区必有重大影响口。
　　碑文云“南阳寺乃正东之甲寺也”。此碑现藏青州博物馆，录文见《益都金石记》等多种金石书录，《青州博物馆》书中亦著录。据《齐乘》南朝宋元嘉二年(425)时，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赐名南阳寺，武则天天授二年(691)改名大云寺，开元十八年(730)改龙兴寺。近年来大量出土的石佛像的遗址即南阳寺旧址，如此可见并不是偶然现象。
　　在上举多例云门山隋代的阿弥陀佛造像和娄定远造无量寿佛大佛可看出，北朝末期至隋代，青州地区信众热衷于阿弥陀佛的信仰。张郭造像主尊左右开二龛，目的是要作三佛，如此将主尊考定为阿弥陀佛，与左右二龛的佛立像组成三佛，即药师佛、释迦佛和阿弥陀佛，主尊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应视为观音和大势至二菩萨。
　　可以说，张郭造像较之青州地区东魏、北齐以来的一佛二菩萨像，体现出了隋朝统一后呈现出的新样式。隋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战乱局面，青州作为南北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以长安为首都的甘陕地区原北周的文化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很快就可以被吸纳进来，故而，从张郭造像中可窥见多种文化因素。归纳起来，即碑上方的七佛和拱形龛，此前是山东地区较少见到的形式，它应该是得自河南或者河北一带。高冠、双帔帛横于腹前的形式应是受云门山、驼山隋初集中出现的菩萨形式而确立的，这种形式可体味出有甘陕一带菩萨形式的因素。
　　可以确认此像是产自山东的典型特征是主尊那高耸的肉髻和细密的螺发纹。山东地区的螺发大量集中出现在北朝，但是那根束发的小绳却是从不见于山东乃至甘陕地区的造像上，而是远溯自西北印度，起码也是来自我国西部地区的佛像上。主尊的大衣形式和衣褶的圆润肥厚表现方法，可看出也与山东的传统衣纹形式不同，似有所依据的摹刻而来。这些看似偶然的细节，实际上是可以揭示出图像上某些深层的文化交汇的轨迹，不禁使人设想当年说不定有意无意地采入了某位西来的高僧携入的西域地区的佛像的某些表现手法。
　　但并不能认为张郭造像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它本身的风格还是统一的，是一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