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筑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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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建筑装饰里，有一个十分具象且重要的表现，就是狮子。从宫殿、陵墓到寺庙、祠堂，乃至普通的四合院，这些建筑的门前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狮子。在牌楼、基台、栏杆、柱础的装饰雕刻上也多见狮子的造型。不仅如此，狮子也是中国建筑雕塑中最常以独立体态呈现的瑞兽。但随之一个疑问就产生了，就如我儿时看《西游记》里的狮子精一样，中国并非狮子的生存范围，也就是说中国的地理版图内并没有狮子这一物种，为何在传统的艺术表现和风俗中会有这么多的狮子形象出现呢？在亚洲，只有处于热带地区的印度西部有狮子出没，而亚洲最早的狮子的艺术造型也发端于印度，这一瑞兽是印度重要的建筑装饰题材，与大象、马和瘤牛并为四大神兽（这与中国古代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似）。由此可见，狮子形象在中国的出现，和印度关系重大。
　　历史记载，东汉时期，安息国王（伊朗高原的古代国家）赠献狮子给汉章帝，随后中国便有了狮子繁衍，但事实上中国并不具备大量繁殖狮子的自然条件，那么狮子何以取代老虎的地位，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呢？追根溯源，还是要回到印度，即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狮子在印度佛教文化中的地位比大象还高，可以想见的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文化融合，经历过几次大的兴佛运动之后，狮子这一典型的佛教文化造型成功的阐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融合的一个十分具体的表现。L.A·贝克在他的《东方哲学简史》中，阐述了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伟大，其中浓墨重彩的介绍了佛教和儒家文化，足见二者在世界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灿烂光辉。本文试图阐述的就是这样两种文化交融与流变过程中十分细小的一部分，即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传统的影响。
　　一、中国建筑文化之传统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在西方被归纳为“儒家文化”流派，简单来说体现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两汉之前，中国古代的哲学是独立发展的，先秦的哲学分为主要的六家：儒、墨、道、法、名、阴阳。张岱年先生在《文化与哲学》中讲，中国古代哲学可以成为“天人之学”。“天人之际”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这也是关乎文化方向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哲学中存在两个基本观点：天人合一与天人交胜。天人合一的思想发端于孟子的“知性则知天”，到北宋，才获得了比较明确的理论意义：“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天人合一的意义主要是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所产生的；热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且同于人应遵循的道德规律；人生的理想就是天人和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张岱年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并认为中国文化后来发展到了追求“静动合一”的境界。这一点也得到了冯友兰的认同，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既是理想主义，又是现实主义，其使命就是在这种对立中寻求平衡与交融，即“静动合一”。进而，儒家提出“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即一种内圣外王的完美状态。其实，无论天人合一、静动合一还是内圣外王，都是一种哲学化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这样的哲学气质演化出来的文化呈现出的是一种和谐、秩序及权威。
　　这样的文化品质体现在建筑领域，就表现为稳定、协调、正中和威严。为体现“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宗祠、宫廷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宫殿式”建筑是中国建筑文化的集中体现。但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表现中国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与正中、威严这样的宫廷建筑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园林建筑中体现的山水文化，“天人合一”则是这一形式的思想内核，这也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体现。园林建筑，著名的如苏州“拙政园”，讲求的就是自然、和谐，山水树木、亭台楼阁相互掩映，人居一与自然，这也符合古人“内圣”的内心诉求。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遵循的是：“中正无邪，礼之质也”，这既体现了规律也遵从了秩序，从汉唐的长安城到明清的北京城，都是左右对称的图像，中轴线就是那条区分左右（或曰东西）的对称轴。轴线常取正南正北方向，北端正对恒居不移的北斗星，这也源于天人合一观念以北为尊的含意。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表现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特有的大屋顶了。硕大的屋顶，经过曲面、曲线的处理，显得不那么沉重和笨拙。再加上一些装饰，这样的大屋顶甚至成为富有情趣的一个部分——飞檐；由于中国传统建筑多为木结构，主体是木构架，营造方式则是榫卯结构，及俗称的“斗栱”，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之一。无论飞檐还是斗栱，体现的都是一种“静动合一”的智慧，静置的房屋由此而变得灵动。
　　天人合一、静动合一便是中国建筑的传统内核，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中寻求平衡与出路，这使得中国古代建筑既浪漫又实用。
　　二、印度佛教的本土兴衰
　　梁先生在其《印度哲学概论》的绪论中这样写道：“印度土沃气暖，谷米易熟。其民不必劳于治生，辄乃游心于远，故夙富哲学思想。……盖其国君民上下，几以研究哲理为人生唯一事业。故诸宗竞起，异论繁兴，集思想之自由，尽慧悟之能事，辩难征诘，妙穷理致，古今各国罕有及其盛者。可谓洋洋乎极哲理之大观矣。”足见古印度哲学及宗教的繁盛之况。在佛教出现之前，印度已经有《奥义书》这样的哲学经典了；另一部《吠陀》是对《奥义书》的解释和发展，也是婆罗门教的经典，它被看作是雅利安人思想成果的最古老的记载；再如《摩努法典》、《薄迦梵歌》这些都是印度哲学宗派里的奇葩。
　　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被L.A·贝克称为“最崇高的哲学最世俗的宗教”的佛教诞生了，其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一位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属于刹帝利（武士）种姓。他见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并发出极大的悲悯之心，放弃王子的身份，参悟生死，在菩提树下参悟四十八天，终于大彻大悟，获得正觉，继而成为“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印度哲学的伟大思想。佛陀的思想源自《奥义书》，形成对羯摩律的信仰和对涅磐的坚定信念。佛教哲学始于“四圣谛”，即世间存在着苦难；一切苦难都有其原因；苦难的原因是可以消除的；可以找到消除苦难的办法与途径。佛教通途的教义分为经藏、律藏和伦藏，是以三藏。又分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其中大乘佛教又分为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宗派。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的巅峰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阿育王统一了大半个印度，奉佛教为国教，进而排斥婆罗门教。尔后，王朝更迭，婆罗门教重新被奉为国教，开始破坏佛教寺院，后来婆罗门教汲取一部分佛教教义逐渐演变成印度教，佛教就此在印度本土衰亡。
　　在印度，最早的宗教建筑是佛教的，但当时佛教并不拜偶像，不信灵魂，也没有盛大的仪式，所以宗教建筑十分简单。直到阿育王时期，才陆续出现了大量的如桑吉塔这样的Stupa（塔），另外就是僧侣们为居住修行开凿的石窟。佛教衰亡之后，很多佛教建筑被毁，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印度教建筑，印度的宗教建筑进入了另一个时期——印度教时期；再到11世纪的莫卧儿王朝，印度则奉伊斯兰教，还好当时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印度教没有因此消亡，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11世纪以后的印度则进入了伊斯兰建筑时期，其巅峰之作就是著名的泰姬陵。
　　三、建筑与佛教融合的具象表现
　　事实上，中国建筑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可以被看作世界两大文明交融的一个极其细致的局部，这一现象常常被建筑史人士称为“佛教建筑中国化”。然而，这种融合并非只发生在佛教建筑这一单一的建筑范畴，这不仅仅是单一的印度佛教建筑的阐变，也是中国建筑传统的一个流变。再广泛些讲，这种融合还可以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政治、美术、思想等等。只是在建筑这个领域，我们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例证来感知这文化的流变则更加清晰和生动：
　　1、阿育王柱、望柱和华表
　　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一位与中国秦始皇帝王相当的印度君主，在逐步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之后开始反思战争，接触佛教，并虔诚的信仰它，进而定佛教为国教，至此，佛教在印度得到了大的振兴。
　　阿育王时代，印度请波斯工匠建造了许多弘扬佛法的石柱，被称为“阿育王石柱”（也成为波斯波利斯纪念柱）。它们通常高达十几米，重约五十吨。柱身圆形，刻着阿育王诏文。其中，以萨拉纳特狮子柱最为有名，该柱残高12.8米，造型吸收了波斯和希腊石柱的特点：柱身有希腊柱的凹槽，柱头有波斯莲花组成的覆钟，再上面圆形石盘上有圆雕的四头一组蹲踞的雄狮。这样的石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的望柱和华表。
　　望柱是指造型比较简单的墓表，唐以后的墓表多为这样的石柱。一般这样的石望柱的柱础都有须弥座和植物卷草纹，有的石望柱甚至还有希腊多立克式的凹槽。这些元素显然都是对阿育王柱造型的继承。特别是提到希腊柱式，阿育王柱就是对希腊柱的直接复制，由此可以推见中国石望柱的造型是受阿育王柱的直接影响的。
　　事实上，阿育王柱的结构上与中国的华表更为接近，都具有柱础、柱身、圆盘和顶兽。传说华表是古代帝王为了能听到老百姓的意见，而在街道上设置的“谤木”，后来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原先的功能已经去除，成了宫廷外的必要装饰。通过外观的比较，可以推理出华表的造型也受到了阿育王柱的影响。
　　2、由西而来的狮子
　　我们再说回狮子这个话题，之前说到了，中国建筑中之所以出现狮子的造型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断兴盛的结果。不错，狮子在佛教典籍中被尊为兽中之王，传说佛祖出生时，有五百狮子从白雪中走来，侍列门前相迎；而且狮子本身也是佛陀说法时的座骑之一。根据史料来看，印度佛教中狮子的造型可能还来源于波斯。之前说过，安息国进奉狮子到东汉，安息就在伊朗高原，同在伊朗高原的波斯更是一个崇尚狮图腾的国家。阿育王柱上的狮子形象事实上就是波斯工匠雕刻而成的，具有一定的波斯风格。
　　狮子是百兽之王，在佛教中充当着护法这一角色，而后在中国不仅仅出现在寺院门前，宫廷、陵墓、住宅门前都有了狮子的蹲踞之地，这就是佛教文化深入中国日常生活的写照。从狮子造型风格的转变来看，也能体会出文化融合的过程。唐以前的狮子造型相对比较简单，追求的是规模宏大、气魄雄伟。而后到明清，无论是造型还是材质都更加丰富，细部刻画较多，头上有卷毛等，虽然精细了，缺少了原有的那么威严。
　　3、从莫高窟石窟看中国佛教的演进
　　提到石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最为出名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始建于晋，兴于北魏、西魏，后历代都在建造，现存500余窟，其中257窟的《鹿王本生》就是耳熟能详的“九色鹿”的故事。其实，在莫高窟之前，两汉时期就有了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初建石窟是为了让丝绸之路上有佛教信仰的商旅便于沿途朝拜而建，其石窟的形式来源于印度的支提窟。
　　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出现了僧侣为了便于诵经、隐修而开凿的石窟，被称为“毗诃罗”；而后出现的是支提石窟，也就是中国石窟的原型。一般在几个毗诃罗旁边会有一个支提，是举行宗教仪式用的。
　　中国的石窟除了壁画之外，还有雕塑，李泽厚先生说：“石窟的主人不是壁画，而是雕塑。前者只不过是陪衬和烘托。”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襟繁复而飘动，那种神采奕奕的飘逸自得，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高峰。这是的佛像继承的是印度Stupa（塔）装饰艺术中的药叉女的形象，只不过中国石窟里的三折式佛像还是要含蓄许多的。
　　到了隋朝，雕塑的风格有所转变，从原先的婉雅俊逸向笨拙质朴过渡，到了唐朝则是体态丰满，那种超脱的精神已经消退，佛像进而变得更有亲和力，变得慈祥和蔼。这些形态上的变化实际体现的都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内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发生的变化。
　　4、从桑吉塔到大雁塔
　　印度佛教最大的建筑群就在桑吉高地上。据说，公元前220年左右阿育王选择在桑吉高地隐修，不仅建造了阿育王塔，还建造了最大的一座Stupa（塔、方坟），这类塔都是用来埋葬佛陀或圣徒舍利（Sarira，遗骨）的，都是半球形的。最大的这座桑吉塔直径32米，高12.8米，而下面圆形的基座高4.3米，直径36.6米。顶上方栏杆里佛邸有三层相轮。桑吉塔的半球体象征天宇，构思比较原始，但天宇是人们可能观察到的最宏伟的形象，它基本的特征就是单纯浑朴、完整统一，有一种很肃穆的纪念性。渐渐地，桑吉塔也脱离了坟墓的含意，成了佛教纪念性建筑。
　　到了中国，塔的含意又进一步扩大，反储藏舍利、佛像之地或者高僧坟墓之上的建筑物，一般都具有塔的一般构造特征。中国佛塔多以楼阁式和密檐式为主，既有木结构的，也有砖木结合的。西安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就是比较典型的砖木结构的阁楼塔，现存七层，其外部施明万历年间修缮的，仍保留了唐代构图，是不太多见的正方高塔。砖塔表面隔层砌出仿木结构的方形壁柱、额枋和柱头的栌斗，这样的装饰在唐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可能也与桑吉塔的全砖土心结构有关吧。
　　中国佛塔是佛教建筑中最成功的典范，样式和营造手法多样，现存保存完好的各类佛塔也有很多。通过不同时期佛塔样式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佛教中国化的演进脉络。
　　5、寺院的宫廷化——佛儒相合
　　中国佛塔还有一个有别于印度Stupa的特征，它总是和庙宇相连，成为庙宇各殿堂的一部分。而中国佛教建筑的整体结构也比印度要纷繁复杂多了。自东汉始有白马寺，寺庙和佛殿便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一方面尤甚于印度。经历过南北朝两次毁佛运动之后，佛教在中国又重新发展，佛寺的内容也日益增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寺院的大门、天王殿、供奉佛陀和观音的大雄宝殿、诵经修行的法堂和经楼，按佛教的规则向后排列在寺院的南北中轴线上，两边则是厢房和僧舍。有的寺庙还有在前院建钟鼓楼，在中轴线或两边加建观音殿、毗卢殿、药王店等殿堂。总之，佛寺的发展并没有突破这样的院落格局。其实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殿堂布局，和宫廷、官府并无二致，属于“宫殿式”的建筑风格。
　　在这样的格局中，佛像随着佛教的发展越来越大，也更加精细的展现出了不同的“统治功能”。佛陀本尊严塑祥和，菩萨文静矜持，天王威武强壮，弥勒憨态可掬，或展示力量，或表现仁慈。这样形象具体化、世俗化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样庄严有序的建筑布局，这样分工精细的佛像雕塑，意寓着儒家思想已经彻底渗入，佛教也最终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四、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演进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明确，通常将东汉明帝设白马寺为始；但考古证实四川乐山摩崖佛教雕像和徐州望山的岩壁雕刻都属于西汉中期，也就是说佛教进入中国应当在东汉之前。佛教传入中国的行走途径应该是古丝绸之路，据推理佛教的传入起先应是通商的商人以非官方的形式在民间传播信仰的。最初，中国人把佛教之看作方术之一种；到公元二世纪，则可能出现了一些以道教语境相类似的小乘译文，像是普及读本一样，并未触及佛教之奥义；公元三四世纪，佛经的译文随之增多，人们对佛家的形而上学思想了解得更多了，但解释佛家的著作仍多援引道家的语境；这样的情况到五世纪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著译大师鸠摩罗什以释义法解释佛经，虽然仍然使用道家的名词术语，但释义法还是令人们看到了经典的内在思想，这实际上是对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道家思想进行的一次融合的努力。
　　冯友兰先生还特别区分了“中国佛学”和“佛学在中国”这两个概念，后者是指那些始终坚守印度佛教的宗教和哲学传统的宗派，如由唐代玄奘法师介绍到中国的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前者则是佛学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哲学思想接触后的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地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其中大乘佛教的中道宗（三论宗）与道家思想便有某些相似之处，最终与道家相互影响形成了“禅宗”，它不仅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在思想上还体现了很多道家的内容，并对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唐代结束，佛教传入中国大约一千年，最终完全融入中国文化，并先后输往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中国化的佛教也形成了以禅宗、净宗和律宗三家为主的情势。
　　自唐以后，佛教徒逐渐有了官衔，渐渐地被纳入了以儒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同时与儒家的相互影响，也是的文化层面的融合越来越多。而佛教本身也因此越来越不同于其最初的样子。
　　剑桥中国史中这样描述佛教的传入：“正当道教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第一次碰到了一种完全独立与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思想方式，而且这种思想并不亚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震动，使他们本能的作出反应，把佛教吸收到道教中来……中国的佛教不大像是在中国的印度佛教，而是适应中国的特殊的新佛教。”
　　儒家与佛、道两家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相互融合、渗透，均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佛、道两家既有竞争，又有交融；儒家与佛、道，则在入世与出世两途之间，互相背叛，却也彼此互补。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呈现出了儒、释、道多面的质素。
　　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有句话这样写道：“中华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对此，我很难认同。因为文化的传统是需要传承的，更何况中国有数千年悠久的灿烂文明，佛教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发展已经足以融入中国文化，若要摆脱，岂不是要放弃传统？这是万万不能的。
　　同时，我更认同许倬云先生所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文化第一次接受另一个人类重要文明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特质。”而这种特质，是我们无法轻易摆脱的。
　　参考书目：
　　印度哲学概论梁簌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文化与哲学张岱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东方哲学简史（锡兰）L.A·贝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