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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
一、江南地区佛教的初传
江南地区的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流行的，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已很难得知其详。从现有资料来分析，似乎在东汉时，江南地区已有了佛教的流传。因为，在东汉初年，楚王刘英受封于楚国彭城(治所在今江苏徐州)，由于刘英本人非常信佛，“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清斋三月，与神为哲。”(《后汉书，楚王英传》)加上他手下的居士都好奉佛，因此佛教在徐州地区早有流传。东汉末年，又有丹阳(治所在今安徽宣城)人笮融，信仰佛教。他在督管广陵(治所在今江苏扬州)、下邳(治所在今江苏宿迁西北)、彭城三郡的粮食运输时，曾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所谓“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还规定，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凡是愿意信奉佛教者，都可以免除徭役。他用这种信佛免役的方法，前后招引民户达五千多，又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这说明在东汉末年，徐州已经成为佛教流传的重要地区。由于佛教在徐州地区的广泛流传，必然会影响到与之毗连的广大江南地区。由此可以推测，江南地区在东汉时应该有佛教的流传。
此外，根据现有的佛教史料，江南地区的佛教，是从汉末开始传入，到三国吴时才逐渐得到流行的。而最早把佛教传入江南地区的，则是一些从关中、洛阳一带为逃避战乱而迁居吴地的人。东汉末年，北方关中、洛阳一带连年遭适战乱，当地的人民纷纷逃到江南一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佛教徒。这些佛教徒来到江南后，就开始在当地人民中传播佛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安世高和支谦等。
安世高原在洛阳翻译佛经。“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杖锡江南。”他先到庐山，继到广州，最后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关于他在江南一带弘传佛教，有许多神异的传说。后来传承其学的著名弟子有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
支谦原来也在洛阳学习大乘佛教理论。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乱，他与乡人数十名避乱南渡到江南吴地。“后吴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即召见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出三藏记集·支谦传》)。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情况，有人认为，江南地区佛教的流传，是从安世高、支谦等人开始的。
其后，赤乌十年(247)，康僧会从交趾来到江南的建业(今南京)，从事译经传教，从而使江南佛教得到进一步流传。康僧会来到建业后，就“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后又通过烧香祈祷，得到佛舍利，从而为吴主孙权所赞叹，为之建塔造寺，使佛教得到广泛的流行。
二、江南佛教与西域佛教
江南地区的佛教，是从安世高、支谦等人的传播开始的，又是在康僧会的大力弘扬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而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都是从西城来的僧人，因此，西城佛教与江南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安世高，原是安息国的王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因“深悟苦空，厌离名利”，即让位于叔父，出家修道。曾精研毗昙，修习禅定，并游化西域各地。因此他对西域的佛教，应该说是研究有素的。他所翻译的佛典，原本大都从西域安息国传来。他在江南地区所弘傅的佛教，也大都是安息国所流传的小乘佛教。
支谦，是大月氏后裔。他出生在中国，博览汉地佛教典籍。乍看起来，似乎他所弘传的佛教，与大月氏国的佛教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其祖父法度是在汉灵帝时率领数百国人来归附东汉的。时曾被任命为“率善中郎将”，是大月氏移民中的一位领袖。根据有关史书记载，大月氏国至迟在公元一世纪就已经有了佛教的流传。到贵霜王朝第三代迦腻色迦王时(约128—150在位)，佛教已有很大的发展。迦腻色迦王曾召集各方僧侣编纂了《大毗婆沙论》等佛教论著作，并广为建造大庙和大塔。其在国都郊外建立的大塔，名叫“雀离浮屠”。塔身高达40丈，顶上安有25个相轮计30丈，全高为70丈，周围300丈。6世纪初，北魏宋云和僧惠生赴西城求法经过这里时，尚见到此塔。(《洛阳迦蓝记》卷五)同时，雕刻佛像之风，在当时的大月氏也已经非常盛行。而支谦的祖父法度，正是在大月氏国的佛教处在十分盛行的时候，于汉灵帝(168—188在位)时，率领数百人来归的。可以想像，这数百人中，一定有相当数量的佛教徒，支谦长期生活在他们中间，不能不受到他们信仰佛教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支谦曾从支娄迦谶的众弟子支亮受业，支亮、支娄迦谶都是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在中国所传的佛教，可说是道道地地的在大月氏国流传的佛教。而支谦所学的，也是大月氏国的佛教，当无疑问。再看支谦所翻译的经典，其中一部分是支娄迦谶从大月氏国携来，没有来得及翻译的。也有一部分当是随其祖父一起来中国的大月氏人所带来，这也是可以推定的。由此可见，支谦在江南所弘扬的佛教，基本上属于西域大月氏国的系统。
康僧会，祖籍康居，在交趾成长，并在交趾出家，学习佛教。他所通晓的交趾地区的佛教，后来才从交趾来建业。因此，有人认为，他来江南地区所弘传的佛教，“殆与康居国无何等关系”。(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179页)这一说法，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康僧会来到建业后，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第三人学习安世高所传佛教。在《高僧传·安清传》中，有“传禅经者，比丘僧会”之说。康僧会对传授小乘佛教的安世高是十分崇敬的。他曾与陈慧共同注释《安般守意经》。这些都在其所撰《安般守意经序》中有明确的记述：“会见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FJF〗NC02C〖FJJ〗〖FJF〗NC02C〖FJJ〗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台，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非师不传，不敢自由”，说明康僧会十分忠实于安世高的佛教思想。因此，康僧会在江南一带所弘传的佛教，在很大情度上是继承了安世高系统的西域安息国佛教，这应该说也是没有甚么疑问的。
由此可见，三国时期在江南地区所流传的佛教，绝大部分是西域安息和大月氏等国的佛教。至于这两个国家所流行的佛教状况，由于资料的不足，已很难得知甚详。但是，这二个国家的佛教，当时在社会上已经非常盛行，王公贵族也十分崇信，并已有能力向国外派遣传教人员，这一点是可以完全加以肯定的。同时，这些国家，开始都是弘传小乘，后来才逐渐弘扬大乘佛教，而建寺造塔之风，也已经十分流行。所有这些，都对江南地区佛教的流传，有重大影响。
三、西域僧人在江南传播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一)西域僧人在江南传播佛教的主要内容
西域僧人在江南地区所传播的佛教，根据他们所翻译的经典，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小乘佛教的基本理论，也有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既有小乘禅法，也有大乘禅法；即有“佛国”理论，也有净土信仰。其中为广大信徒所接受，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因果报应的学说
因果报应轮回的学说，并不是佛教所独有，印度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等，都曾采用这种理论作为他们的根本教义之一。其中心思想是：一个人的灵魂(我)在死后可以在另一个躯壳中转生，转生的形态取决于他生前的行为(业)，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有的可以进入天道、人道，有的则堕入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佛教后来沿用了这一学说，并有进一步的发展，即用“因缘”来说明因果轮回，从而构成一种“缘起”理论。在佛教的小乘阶段，主要用“十二缘起”(也叫“业感缘起”)的学说来解释轮回之道。认为今世不同的业力在来世可以获得不同的果报，贪、、痴等烦恼可以造成恶业，由恶业招感苦报。苦报之果，果上又起惑造新业，如此往复流转，轮回不止。
在安世高的译籍中，讲“十二缘起即“业感缘起”的，有《安侯口解十二因缘经》、《人本欲生经》和《阴持入经》等。在这些经典中，把“痴”(即“无明”，包括不接受佛教理论和不按照佛教教义求取解脱之道的一切思想和认识)作为“十二因缘”之母。这十二因缘，从“痴”、“行”、“识”开始，经过“名”(后译为“名色”)、六人(后简译为“六处”、“致”(后译为“触”)、痛养(后译为“受”)、“爱”、“受”(后译为“取”)、“有”，最后导致“生”、“老死忧悲苦”(后译为“老死”)。这十二因缘，后被称为十二支，即把生死轮回的全过程划分为十二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如“无明”为“行”的原因，“行”是“无明”的结果。以此类推，“生”为“老死”的原因，“老死”是“生”的结果。其中，“前七支”为一重因果关系，即“无明”、“行”为前一世的行为，是原因，“识”、“名色”、“六处”、“触”、“受”为现在世的行为，是结果；“后五支”为另一重因果关系，即“爱”、“取”、“有”为现在世的行为，是原因，“生”、老死”是未来世的行为，是结果。这样，整个十二支的因果关系，就成了二重、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因果。
安世高根据这种“十二因缘”的因果关系，认为现在世人的贫穷富贵，都是前世所造善恶诸业决定的结果；现在世的善恶行为，也必然导致未来世的罪福报应。《高僧传·安清传》曾记载有安世高两世被杀的故事，并且说这事安世高事前都早已知道。其中说到：安世高“适广州，值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垂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负卿，故远来相偿，卿之愤怒，故是前世时意也。”遂伸颈受刃，容无惧色，贼遂杀之，观者填陌，莫不骇其骑异。既而神识远为安息王太子，即今时世高身也。又说：“高后复到广州，寻其前世害己少年。时少年尚在，高径投其家，说昔日相对之事，并叙宿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著高头，应时殒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叹，明三世之有徵也。”这些神奇的故事，无非说明安世高所宣扬的三世二重因果报应说确有其事，丝毫不差。
康僧会对因果报应说的宣扬也是不遗馀力的。他不仅在其所集《六度集经》中记述了不少有关灵魂不死、因果轮回的事例，而且在他的弘法活动中，也时刻不忘宣传因果报应思想。例如，当吴国孙皓间他什么是佛教所说的善恶报应时，他借题发挥说：“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星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全庆，《诗》云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又说：“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高僧传·康僧会传》)这里也把因果报应之说发挥得流漓尽致。
(2)关于小乘禅法
“禅法”是佛教的一种基本的宗教修养活动。它主要是运用宗教教诲所得的信仰力量，限制来自内部情绪的干扰和外界欲望的引诱，令修习者思想集中于某一观察对象，并按照被规定的方式进行思考，以对治各种烦恼，达到去恶从善、由痴而智，由“染污”到“清净”的境界。“禅法”是安世高所宣扬的佛教思想中重要内容之一。他所翻译的《大十二门经》和《小十二门经》，讲的就是“十二门禅法”，内容包括“四静虑”、“四无量”和“四无色定”。其中“四静虑”对治贪YIN，“四无量”对治恚，“四无色定”对治“痴爱”。但是，受到安世高特别重视的，是他所翻译的《安般守意经》。这是因为，一方面此经比较简单，在印度很流行；另一方面此经与道家讲究吐纳、食气等养生之术有相通之处，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此，他在翻译此经时，就特别予以介绍，来到江南后，又积极加以弘扬。
“安般守意”，后来也译作“持息念”。“安”指入息(吸)，“般”指出息(呼)，“安般”就是控制呼吸；“守意”是说要专注一心。所以修习这种禅法时，既要求有意识地控制呼吸(出入息)，又要求专注一心，思想集中，进入禅定意境。《安般守意经》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求人们通过禅定，达到去欲存净，厌离生死，不受五阴的目的。该经中说：“谓善恶因缘起复灭，亦谓身、亦谓气生灭，念便死，不念便生，意与身等同，是谓断生死道。”这是说，道德的善恶，人身的生灭，都是由“念”来决定的，“不念”就能“断生死”。又说：“谓人无所从来，意起为人。”这是说，“意”能决定人之所以成为人，有“意”才有人。
康僧会继承了安世高的禅法，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所以《高僧传·安清传》说“传禅经者，比丘僧会”。事实上康僧会对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确实推崇备至。他不仅与陈慧共同注释了此经，表示“非师(指安世高)不传，不敢自由”，而且专门撰写了《安般守意经序》。就在这篇序中，他用“四禅”、“六事”对该经的禅法作了概括。所谓“四禅”，指“安般守意”中的四个阶段；所谓“六事”，指“数息”、“相随”、“止”、“观”、“还”、“净”。以“六事”与“四禅”相配，其中“一禅”指“数息”达到的要求，就是把意识全部集中到数自一到十的呼吸次数上面，以致“寂无他念，泊然若死。”“二禅”指“相随；达到的要求，就是要求意识从数数而转向随顺呼吸的气息，使注意力集中于一呼一吸的运行上，达到“垢浊消灭，心稍清净。”“三禅”指“止”就是把注意力从呼吸转向鼻尖，使意识停止于一点不动，从而排除心里的一切杂念，达到“三毒五趣五阴六冥诸秽天。”“四禅”指“观”，就是在“止”的前提下，“还观其身，自头至足，反覆微察，内体污露，森楚毛竖，犹睹脓涕。于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无存不亡，信佛三宝，众冥皆明。”由此继续向前，则“摄心还念，诸阴皆灭，谓之‘还’”；“秽欲寂尽，其心无想，谓之‘净’”。这时，就能得到无所不能的“禅通”。这就是康僧会对安世高禅法的进一步发挥。
安世高的禅法，不仅对三国吴地的佛教有很大影响，而且影响到后世的佛教。如东晋时的名僧道安，就曾大力宣扬安世高的禅法，为他所译的《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安般守意经》作序、作注、作解，从而给另一个名僧慧远以很大的影响。
(3)关于“正心治国”的佛教仁道思想
康僧会在江南地区弘传佛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佛教说成是救苦救难、拯救人类灵魂和拯救人类社会的灵丹妙药，把佛教思想说成是一种救拔人民苦难和治理国家的手段。明确提出了“正心治国”的主张。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特点的，是他编译的《六度集经》。
《六度集经》辑录了各种佛经和佛经段落91种，按照“六度”的次序加以编排，共8卷。它采取菩萨本行的故事，寓以佛教的大乘教义，取材非常广泛，自虫兽鸟龙，至于天王帝释，从穷家富户到帝王将相，各种故事都有。其中心思想是通过“禅教”以“正心”，使自己的主观精神达到符台佛道的最高要求后，还不能止步，必须进一步运用已获得的佛道，去促使一切众生都得到觉悟，从而达到救世利民的目的。也就是所谓“以佛明法，正心治国。”
在《六度集经·明度无极章》中，描写了一个志于拯救“愚冥”众生的大慈大悲的国王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立志于济世的贤王，名叫“南王”，因为他的功德累累，帝释劝他留居于极乐的天国，说：“慎无恋慕世间故居，天上众欢，圣王之所有也。”但由于“南王志在教化愚冥，灭众邪心”，抿绝留居在天上，认为“今斯天座，非吾常居。〓还世间，教吾子孙，以佛明法，正心治国。”这种精神，可以说贯砌在《六度集经》的各章中。例如，他把“布施度无极”解释为“慈育人物，非愍群邪”，“润弘四海，布施群生”。认为“布施”就要达到“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济以药；车马舟舆，众宝名珍，妻子国宝，索即惠之。”他解释“忍辱度无极”是：“吾宁就汤火之酷，〖FJF〗ND173〖FJJ〗醢之患，终不恚毒加众生”。他解释“精进度无极”是：“忧愍众生，长夜佛海，回流轮转，毒加无救，菩萨忧之，犹至孝之丧亲矣。若夫济众生之路，前有汤火之难，刃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济众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僧会主张对于处在“长夜沸海”中的众生，要充满真挚热诚的怜悯和同情，为了救济众生，应该不惜“投躬危命”，作自我牺牲。同时，他把这种精神看作是佛教的仁道思想，认为“仁道”是佛教的一种最高原则：“为天牧民，当以仁道。”(《明度无极章》)又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戒度无极章》)。
康僧会用这种“正心治国”的佛教仁道思想说服国王信仰佛教的故事，在《六度集经》中很多。如《布施度无极章》通过一个富对国王进行说教：“心念佛业，口宣佛教，身行佛事。捐“五家分”兴佛宗庙，敬事贤众，供其衣食，慈养〖FJF〗ND236〖FJJ〗飞蠕动〖FJF〗NC167〖FJJ〗行之类。心所不安，不以加之。斯之福德，随我所之，犹影随形。“五家分”者，一水二火三贼四官五为命尽。身逮家室捐之於世，己当独逝。殃福之门，未知所之，睹世如幻，不敢有之也。”这是说，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均属无常，不如相信佛教，做点好事，为自己积点福德为好。据说国王听了这番话，得到觉悟，认识到“身尚不保，岂况国王妻子象诸可得长久乎?”于是即敕国界之内，“散出财宝，赈给贫困，恣民所欲；立佛寺庙，悬像烧香，饭诸沙门。身自六齐。如斯三年，四境宁静，盗贼都息，五谷熟成，民无饥寒。王后寿终，即上生第二天。”在《高僧传·康僧会传》中，则记载有康僧会要求统治者“孝慈训世”、“仁德有物”，做一个“明主”的故事，这也是他对当时统治者进行“正心治国”的佛教仁道思想的说教。
康僧会的“正心治国”的佛教仁道思想，主要是想说服当时的统治者，行一点仁道，使国富民安，四境宁静，民无饥寒。这种做法，在当时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特别是在孙吴的残暴贪婪给人民带来巨在灾难的情况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助无力的劳动者的一种希望，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因而给江南佛教以较大影响。
(4)关于弥陀净土信仰
江南佛教开始流传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净土思想，是从支谦在东吴翻译《大阿弥陀经》(全称《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一种《无量寿经》，佛教经录一般也把它简称为《阿弥陀经》，后人为与鸠摩罗什译的《阿弥陀经》相区别，特称之为《大阿弥陀经》)开始的。该经谓过去有国王出家为僧，名叫法藏，发四十八愿，表示在他成佛以后，他所管辖的佛国净土，没有地狱、饿鬼、畜生，一切佛国的众生都可以转生到此处，过那种不受吃穿，没有任何苦恼的安闲自在的生活。并且人人都可修成阿罗汉、菩萨，寿命无限等等。据称后来法藏经历了无央数动，积功累德，终于成佛，号称阿弥陀佛(亦释“无量寿佛”)。其佛国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亦释“极乐”)。在这个极乐世界中，所有的讲堂、精舍、宫殿、楼观以及所有宝树、宝池等，均以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砗磲、玛瑙)庄严，微妙清净。百味饮食随意而至，自然演出万种伎乐，皆是法音。这里的声闻、菩萨、天人等，都是智慧高明，神通洞达，颜貌端严。他们但受诸乐，无有痛苦，皆能趋向佛之正道。在这一经典中，还提出了一条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即一切善男子善女人只要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从一日乃至七日能够一心不乱，此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弥陀净土信仰，由于它所描绘的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清净庄严，美妙无比，引起了人们的向往，加上它的修行方法，只要持念名号，简单易行，所以在支谦译出《大阿弥陀经》后，当即受到人们的注意，很快得到了流行
(二)西域僧人在江南传播佛教的主要特点
西域僧人在江南地区传播佛教，除了通过翻译佛教经典、传播佛教思想外，还采用各种各样吸引信众的方法。其中主要有：
(1)用种种神异的手段宣扬佛教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的秦汉时期，社会上就流行着各种宗教迷信和方术。江南地区亦不例外，当时的社会，流行着各种各样鬼神感恩报德、报怨复仇的故事。同时也出现一些方士，他们通过符咒、治病、占星、禳灾祈福、预言祸福等等，以吸引群众。因此，当佛教开始传入江南地区时，人们也都把它看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种。而一些来到江南传教的西域僧人，为了迎合当地人民的需要，也不得不运用诸如占验、预卜吉凶、治病等神异手段，以接近群众，宣扬佛教。他们有的以异迹化人，有的以神力拯物。其中比较著名的则是安世高和康僧会。
安世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勇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观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出三藏记集·安般守意经序》)同时还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酱方异术”。(《高僧传·安清传》他来到江南后，肯定是利用这些方术去接近群众，以弘扬佛教的。《高僧传》记载他曾度〓亭湖神，说此庙神原是他前世出家修道的同学，因性情“怒”，死后转生为大蟒，成为〓亭湖神，后来受安世高教化，死去脱离蟒形另行转生等等。这虽然是属于宣扬因果报应的神奇故事，但却可以说明，安世高确是为了迎合江南一带盛行精灵崇拜的思想和要求，采取方术一类的办法，吸引群众，从而达到了弘传佛教的目的。
康僧会，也是“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解，多所综涉”。(《高僧传·康僧会传》)特别是他以种种神异手段，通过烧香祈祷获得佛舍利。又“置舍利于铁砧〖FJF〗NF92C〖FJJ〗上，使力者系之”，“砧〖FJF〗NF92C〖FJJ〗俱陷，舍利无损”，从而得到孙权的称赞，为之建塔造寺。(同上)这一神奇故事，虽然含有不少夸张和诡秘的成分，但他依靠方术取得孙权的信任，从而为之造塔建寺，弘传佛教，这恐怕也是事实。
由此可见，用种种神异手段宣扬佛教，是西域僧人在江南地区传教的特点之一。
(2)既重视对帝王宣传佛教，又深入民间弘扬佛教
在此之前外来僧人在中国弘传佛教，主张是通过翻译佛典，传播佛教思想。由于一般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很难读懂佛经。所以江南地区在一段时期内，佛教并没有在民间广泛流行，只是处于“初染大法，风化未全”的状态。后来西域僧人来江南传法，除了继续翻译佛经外，采取了既重视对帝王宣传佛教，以取得统治者们的支持，又加强对民间一般群众弘扬佛教，从而使得佛教逐渐在江南一带得到流行。如安世高，从灵帝末年来到江南后，曾先后在庐山、广州、会稽一带弘传佛教。这说明他是比较注意在民间弘传佛教的。
支谦来到江南后，吴主“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信。(同上)似乎他并不重视对民间的传教。但他在太子登死后，隐居于穹窿山中，不参与世事，从沙门竺法兰受持五戒，常与沙门游，最后终老于山中。在这段时间里，也可以认为他是在山林之间弘传了佛教。特别是他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作《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为的是运用这种佛教音乐的形式传教，能更好地吸引群众，从而佛教义易于趋向普及。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支谦也是比较重视向广大群众弘传佛教的。
康僧会则是既重视向帝王宣传佛教，又善于在民间弘传佛教的代表人物。他于赤鸟十年(二四七)初达建业后，即“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后被人“疑为矫异”，报告了孙权，才被召进宫内诘问。这时他才向孙权宣传佛教，并用种种神异手段，取得信任。以后在孙权的大力支持下，到处建塔造寺，并在民间广泛弘扬佛教，终于使佛教在江南各地得到流行。
综上所述，既重视对帝王宣传佛教，又深入民间弘扬佛教，是西域僧人在江南地区传教的特点之二。
(3)把佛教思想作为治国救民的良方
前面已经谈到，康僧会曾把佛教思想说成是一种治理国家、救拔人民苦难的一种手段。他编集一些佛教故事。劝导帝王积善求福，救民济众。他还用“行恶则有地获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的善恶报应说，来劝导人民群众信仰佛教。广大人民只要广行善事，信奉佛教，来世即可摆脱苦难。在康僧会看来，只要统治者和广大群众都来信仰佛教，就能达到国安民富、四境宁静，民无饥寒的理想境界。康僧会在江南地区弘扬佛教，从理论到实践，可以说都是遵循着这一原则来进行的。因此，这是西域僧人在江南地区弘传佛教的特点之三。
四、西域佛教对近代江南佛教的影响
三国以后，西域僧人来江南地区译经传法者，仍络绎不绝。比较著名的，在晋宋间有西域帛尸梨密多罗、〓良耶舍、〓宾昙耶舍、卑摩罗叉、佛驮什、求那跋摩、昙摩蜜多、月氏支昙〓，昙迁等。晋宋以后还有一些。他们先后来到江南，翻译经典，弘传佛教，对江南佛教的进一步流传，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东汉三国时期西域僧人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在江南地区所弘传的佛教，影响最深最远，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今天，我们从江南地区的佛教活动中，仍然可以看到三国时期西域僧人所留下的影响。例如：
(一)因果报应的思想
近代以来，江南佛教特别重视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广大佛教徒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条。大家普遍认为，信仰佛教就要行善，行善就会得到好的报应。关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不仅一般人都相信，就连近代一些思想家们也都深信不疑。如梁启超，就把佛教的“业果业报”，看成是“最为近乎科学的，是为合理的”，(《佛陀时及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他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得神乎其神：“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销的。”(《给孩子们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正是在这种“因果报应”思想的支配下完成的。近代的江南佛教寺院和僧人，十分重视举办各种慈善事来。如近代上海的一些佛教团体，不仅利用讲经会、广播电台等广泛劝人为善，而且先后办有放生会、慈幼园、佛教医院、佛教平民诊疗所、佛光疗养院、义务小学、急赈委员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同时还常年定期施衣、施米、施棺木、施药、施茶等等。近代江南地区的善恶报应思想，所以如此深入人心，这与当年安世高、康僧会等的大力宣扬有一定的关系。
二、小乘禅法和弥陀净土
江南地区的佛教，发展到近代，出现了复兴的景象。本来隋唐时成立的中国佛教各宗派，江南地区都有。不过在近代，除了佛教知识界(包括僧人和居士)竞相研究法相宗的法相唯识之学外，在广大寺院和僧人中，禅净二宗特别流行。他们既修禅法，也弘扬净土，所谓“禅净相修”。例如，近代上海一些著名的佛教寺庙玉佛寺、国恩寺、留云禅寺和圆明讲堂等，都是属于禅宗的寺庙，但这些寺庙中的僧人，大都既修习禅法，又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而一些新兴的佛教团体，如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佛教青年会等，又都是弘扬净土的组织。广大居士，大都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弥陀净土。近代江南地区的佛教，所以如此盛行“禅净双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我国自宋代以来，佛教发展的趋势就是“禅净合一”，江南地区受其影响特别深；近代以来一些高僧大德的大力提倡；禅、净两宗的修行方法都比较易行等等。但是，不可否认，三国时期西域僧人在这里所弘扬的小乘禅法和弥陀净土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正心治国”的思想
近代江南一带的佛教人物，十分重视运用佛教思想教育人们、改造社会、转变不良的社会风气。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仁山，曾把佛教看成是“济世之方”，大力提倡人们信仰佛教。连任中国佛教会七届主席的圆瑛，曾大力宣扬佛教的“积极救世”思想，认为佛教是“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他把“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称为佛教的“三种精神学”，说这是“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认为运用这种学说来“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就能“弥杀执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致社会国家于和平”。(《圆瑛法汇》，《讲演录》)近代佛教大师太虚，大力提倡人间佛教。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用以“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近代律学大师弘一，也号召人们“今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就连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也认为搞革命必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这里所说的宗教就是指的佛教。他还根据佛教中“自贵其心，不必他力”的教义，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强调民族自尊心的思想。认为佛教思想中有一种“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猛无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战斗气概，可以用来鼓舞人们去进行革命斗争。维新派人物梁启超，也认为佛教的“精义所在”是“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利用这种“大无畏”精神，可以陶冶出轰天震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物。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近代江南佛教人士，包括一些研究佛教思想的人物，都把佛教思想看成是“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的良好方法，这也与康僧会当年提倡“正心治国”的佛教仁道思想，所留下的影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除此之外，近代江南一带，许多善男信女前往寺院烧香拜佛，求取保佑，并希望佛、菩萨显灵，为其消灾降福等等，这恐怕也与康僧会等当年利用神异手段在江南地区弘传佛教所留下的影响有关。
总括来说，东汉三国时期西域僧人在江南地区所弘传的佛教，无论是内容或方法，都对后来佛教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因此，江南佛教与西域佛教，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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