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生命力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吸取人类各种文明成果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又是成长于西方哲学理性和宗教信仰这种二元关系中的西方思想体系。所以,这个思想体系包括其无神论都永远面临一个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要求、适应不同民族文化特点进而体现其普遍价值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基本精神

　　西方人经常从强势影响的基督教传统中描述其文化特征,言其为“一本书的民族”,即为基督教《圣经》的精神所主宰的民族;绝大多数西方人从生至死,从襁褓期的教堂洗礼到下葬墓穴前的安魂活动,无不弥漫着宗教的气息。如果仅从基督教传统在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所留下的印迹看,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从基督教在中世纪对西方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压制和禁锢作用看,西方社会的本质就不能这样简单地解释了。因为,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蓬勃发展都是在批判基督教神学权威、张扬人文主义价值的精神指导之下完成的。更为符合历史的科学解释是,西方文化或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二希”传统相互对立、斗争、演变的结果。希伯来传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主要是宗教的神学权威,而希腊传统带给西方社会的却主要是人文理性主义权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促成了西方文明在近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西方19世纪反对基督教有神论的启蒙思想高潮中形成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无神论的人文主义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无神论是与批判有神论的宗教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在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宗教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功能方面是继承和发展了启蒙主义无神论的思想传统,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阐述了自己无神论的科学的宗教观点。代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宗教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神论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是有神论宗教的社会本质、功能以及人类最终从宗教的精神束缚中获得解放的途径。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可以分成3个层次理解。

　　第一,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在马克思之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启蒙思想家费尔巴哈就认为,宗教传统中关于神或上帝的一切属性和本质都是人类把自己的属性和本质自我异化的结果,不是上帝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人对现实苦难的社会环境越是束手无策,就越积极地投入宗教的造神活动之中。马克思同意这个观点,并把它准确陈述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他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在基督教传统的人神关系中,不仅仅是一个谁创造谁的问题,而是应该将这种创造关系放到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否则就不能科学地揭示基督教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释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就缺少了立论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认为,人们之所以形成宗教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正是由于在它的背后有一个颠倒了的现实世界,即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正当权利和生存地位被统治阶级剥夺了,因此面对苦难深重的现实社会,人们把自己的生存本质异化成为一个外在的救世主,一个被幻想着可以引导人们进入天国去过幸福生活的神。而无神论的思想就是要将这个颠倒了的世界观再重新颠倒回来,成为人们自救、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宗教的本质和社会根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宗教观的社会历史意义。

　　第二,宗教的社会作用体现为其是人民的鸦片。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反映,而且它还在人类社会历史中长期存在,这就说明它仍然具有一种特别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和作用就是为颠倒了的世界提供情感上的安慰,道德上的核准和理论上的辩护,用神的名义给人剥削人的现实社会提供神圣的权威与合理性。对于那个被颠倒了的社会中的压迫者——统治者来说,用宗教的神的权威来维系其统治可以消除或削弱人们对现实社会不合理性的思考和反叛;对于被压迫者来说,既然对于现实的社会苦难寻找不到解脱的途径,沉湎于对神的救赎的虚幻中既是对自我的精神麻痹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议。所以,“宗教里的苦难既是对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宗教既被统治者用于维系现实社会,在精神上麻痹、压制被统治者,也被被统治者用于自我的精神安慰和无声的抗议。这也是有神论和宗教活动在历史上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第三,无神论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理想。在《导言》中马克思就预言,单纯揭示宗教产生于颠倒的世界,是人类精神的异化的产物,并不足以消灭产生它的根源,也无益于从异化状态中恢复人类精神的独创特性。只有彻底批判颠倒了的世界观并消除产生人类精神异化的社会基础才能把人类从宗教异化的精神桎梏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就必然会转向社会革命,即由对神学的批判转向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而且这个批判更应该是“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基于对有神论思想进行批判而产生的社会革命,在本质上是继承了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无神论传统并在社会的实现途径上提出以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为最根本的政治任务,这就将传统的启蒙主义的无神论深化成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本身就是对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是19世纪人类理性主义传统的集大成者之一,也是开启20世纪人类精神文明探索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精神资源。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之后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基于它对西方传统社会中有神论的批判和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有神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阶级压迫的社会根源,也有人类认识论方面颠倒了的世界观的根源。那么,在消灭了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在认识论较为发展的西方科技社会,宗教或有神论是否会销声匿迹、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呢？其实并没有出现这样机械地正反比例互为消长的情况。无论是信仰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宗教气氛浓烈的西方发达社会,宗教和有神论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现实存在。这种现实是否自然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判断或对有神论的批判过时无效了呢？是不是理性主义常讲的科学进一步、宗教就退一步的推论也失去了现实依据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和理性主义关于宗教演变的推论仍然体现着它们严谨的科学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只不过这个维护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理性主义传统的判断应该从宗教内部深刻的演变中去寻求解释,而不是停留在对各种宗教无神论社会现象的表面观察之上。面对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这样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或宗教观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

　　首先,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核心观念——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并以教会救赎人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强调人的存在价值和独立思考禀性的存在主义和科学的进化论的批判和冲击之下,基督教社会并不再对上帝于某日创造伊甸园、创造世界万物乃至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之类的观念像过去那样坚信不疑了。他们在阅读和宣讲《圣经·创世纪》时往往更加强调上帝对人类的博爱和信仰者内心深处的体验性虔诚,而不是要求信仰者断然接受创世纪中具体事实的真实性。不仅如此,基督教世界还经历了从三位一体之一的上帝之子——耶稣对人类的救赎到依靠教会对人类的救赎、到在教会之外对人类的救赎、甚至到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其他宗教传统或文明传统对人类的救赎的巨大演变,这些都不能不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其他世俗的价值观对有神论传统的批判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效果。

　　其次,基督教传统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开放的判教标准。过去基督教神学界只以基督教为真正的宗教,而将一切其他传统统统斥为某类意识形态,如与基督教同属于一个“亚伯拉罕信仰系统”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分别被贬称为“犹太主义”和“穆罕默德主义”,以别于自己的“基督宗教”,其他的文明传统则统统被贬称为“某某主义”,如“印度主义”、“佛陀主义”、“道家主义”、“儒家主义”及“共产主义”等。而现在基督教世界的神学界也不反对将世界宗教理解为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了,这其中包括以人格神为特征的犹太-基督-伊斯兰宗教,以神秘主义的“梵”为最高观念的印度教体系和以“天人合一”为特色的中国圣人宗教体系。甚至在宗教的基本定义上,基督教的神学界也提出了以“终极关怀”、“实体”这样的心理体验和哲学概念来补充或替代传统的人格神宗教的定义,使超越人格神之神这一绝对的神秘观念占据了传统宗教最核心的地位。

　　最后,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上基督教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敌对科学的立场。如今的罗马教廷已经公开承认历史上对科学家的审判是个错误,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再在教会的干预下,用宗教裁判所审判科学家或用火刑柱烧死科学家了。西方的宗教院校甚至神学院也可以开设自然科学的各类课程,传播与《圣经》教义相径庭的科学思想,神学家的著作中也有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引证……。这些情况表明,无神论与具体的科学思想已经促成了传统的基督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传统宗教的存在和新的发展是以放弃某些与无神论及科学思想相矛盾的观念和原则为前提的。而这也恰好证明了无神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思想对传统有神论宗教批判的价值之所在。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有神论或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仍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这就是说,无神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思想必然削弱传统有神论宗教思想的权威并促进其顺应历史发展而放弃某些违反科学的原则,但是传统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社会功能如维系社会的伦理道德,又使得它可以在放弃或改变某些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仍然继续存在。

　　无论是代表西方传统的美国社会还是代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都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策,其基本原则也是基于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之上的。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在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在于其突破了有神论对人的精神束缚,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在解释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方面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提供理论依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在解释宗教的社会功能时只是将其与宗教产生的认识论和社会根源产生联系,而忽视了宗教的普遍社会功能,这就使得它在被运用于解释西方科技发达社会中普遍长期存在的宗教现象时缺乏应有的说服力,也不能够完全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存在的群众信教现象。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预言的那种产生宗教的条件—社会不平等及人的思维颠倒混乱—基本上都被排除了,即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北欧国家的福利社会制度消除了社会不平等,西方科学家群体已具备了高精度的理性思维,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自然推论说在这些情况下宗教基本消亡了。这些不争的现实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科学地看待现在仍然存在的宗教现象和问题,而不能仅仅拘泥于过去的教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的前提下,用“三性”（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和“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来揭示中国社会中具体的宗教状况并依此而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宗教政策,这当然可以视为是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思想。要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它的信仰者以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普遍原理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心态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中国的宗教状况和制订具体的宗教政策方面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本质要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