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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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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


杨泓
  佛教在汉代已传入我国,因此我国的佛教造像也应始自汉代,但是早期造像遗留极少,现在仅仅能从东汉、三国时代的考古材料中找到一些有关资料,虽然只是零星的资料,但是对研究汉魏佛教史还是有帮助的。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往往是和传统的祭祀、图谶、神仙信仰结合在一起,并被认为是神仙方术的一支。关于佛教初入中国时的情况,《后汉书·西域传》云:“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前一件事见《后汉书·楚王英传》,谓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诣国相,后诏报日:“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由这段记载,可证当时佛教只是虔信黄老、交通方士的楚王英所进行的祭祀之一种,为方术之一派,正因为早期佛教与神仙方术图谶等结合在一起,故《高僧传》所记汉末三国时的诸高僧,如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等均精于方术、星象、图谶之术[附注1]。后一件事指延熹九年(一六八)汉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同年襄楷上疏言::“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是把黄老、浮屠(佛)为一事,而对浮屠(佛)之崇信亦为斋祀之一种。这种现象是一种极自然的事,一种当时刚刚由外国移植来的宗教信仰,往往在它还没有被人们了解和接受时,依托一种在当时已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信仰,与它结合在一起,借之以向群众扩大传播佛教的影响,逐渐繁衍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接受一种新的信仰时,总有一定保守的成见,而新的信仰(佛教)寓于旧的已被人熟悉的信仰(神仙方术)中,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早期的佛教造像也往往和传统的神仙等形象交织在一起,或是用佛像代替了原来放置神仙的位置。


  图一: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石柱上的画像

  在汉末或晚至魏晋时的沂南画像石墓里,中室八角柱上线雕的神仙奇禽异兽的画像中,可以看到项有圆光的童子,这样的画像在柱身南面和北面的上端各有一个[附注2],这似乎应该是受了佛教造像影响而产生的艺术品(图一)。在沂南画像石墓中除去反映生活宴乐祭祀等题材以外,都是和神仙信仰有关的画像,如西王母、东王公、蛇身的伏羲女娲,以及朱雀、龙虎与各种奇禽异兽等等,就是有项光的童子像的八角柱上、东面上端同样位置处,也是刻有上张华盖、端坐山上的东五公,而西面相对着的应是西王母,此外就是一些奇兽和带翼仙人。如上所述,具有佛教影响的艺术形象出现在由以上这些题材为主的组合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东汉的墓室石刻里,也可以找到真正的佛像,最突出的例子是四川乐山崖墓里的雕像[附注3]。这尊刻在额枋上的浮雕坐佛像,绝非后世所补刻。坐像高三十七厘米。面部已残,高肉髻,背作圆形项光,身上似披通肩袈裟,左手握衣带,但因衣襟遮足,不能肯定是否为结跏趺坐,(图二)。同墓的额枋上还刻有朱雀、铺首和垂钓者,而一般崖墓中在此部位也往往是雕刻朱雀、龙、虎等绅兽或神仙形象。在其附近与其作风相同的有纪年铭的崖墓里,有过顺帝“永和”及桓帝“延熹”等年号,也可以说明乐山崖墓雕像应是东汉末年的作品。


  图二:四川乐山崖墓里的浮雕佛像

  图三: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陶佛像

  另一件造像是陶质的,出土于四川彭山汉崖墓中[附注4]。像为灰陶质,系“摇钱树座”,全高二○·四厘米。座下部塑双龙衔壁,上端为坐佛,高肉髻,着通肩袈裟,左右各立一夹侍(图三)。四川、云南等地的汉墓里曾出土过很多“摇钱树座”,通常都是塑成神仙或怪兽等形象,神仙多半是传说中的“西王母”,也有的塑制的较复杂些,下面是三座山形,有奇兽出没其间,于正中一座山上再塑出坐在龙虎座上的西王母[附注5]。而彭山汉崖墓里出土的这件灰陶座,却是一件较特殊的作品,是在原置神仙的位置上塑造了佛像。
  另外,由铜镜上花纹演变的例子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汉末三国流行的神兽纹铜镜,都是在镜背相间铸有神仙和怪兽像。神仙有西王母、东王公、羽人等等,有的还有榜题。到四世纪时,这样的镜子上的图像也出现了新的内容,在原来铸神仙形象的地方铸出了佛像[附注6]。
  由以上诸例,正可以说明当时佛教造像与神仙像之间的联系,把佛像塑造在原来塑造西王母等神仙的位置上,也正是把佛看作神仙之一的一种表现。正如汤用彤先生所分析的:“盖在当时国中人士,对于释教无甚深之了解,而以神仙道术之言。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附注7]因此,“则最初佛教势力之推广,不能不谓其为一种祭祀方术,而恰投一时风尚也。”[附注8]
  谈到三国时和佛教信仰有关的雕塑品,还应该提到武昌莲溪寺东吴墓里出土的陶俑[附注9]。这座墓是一九五六年发现的,墓中出土有东吴永安五年(二六二)的纪年铅券。墓中出土了四件陶俑,陶胎紫灰色,施青绿色釉。两俑为尖发髻,两俑着冠,裸身,托掌,作跪坐状。值得注意的是:在俑的额部都塑有凸出的“白毫相”(图四),这显然是佛教流行以后的产物。同样的情况还可以在长沙的西晋墓里发现过,以晋永宁二年(三○二)墓为例,在墓中出土的大量武士、文吏等俑上,几乎都在额部塑有“白毫相”[附注10]。对为什么在南方的东吴西晋墓里出现带“白毫相”陶俑的原因,还有待于以后进行新的探讨。


  图四:武昌莲溪寺东吴墓出土的陶俑

  最后,还想再提一下关于河北石家庄市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铜造像的问题。这次出土的铜造像共两尊,其一鎏金,另有佛座、鎏金背光各一件,出土于该墓中室距地一米高的乱砖中[附注11]。该墓早经破坏,发掘单位认为“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这座墓的年代,我认为应该是东汉末年或迟至曹魏时的[附注12],如对造像本身进行观察,出土的鎏金造像下面是有四高足的床座,上面张有华盖,华盖上刻简单的莲瓣纹,佛像系结跏跌坐,头较大,披通肩袈裟,手结禅定印,背后有舟形背光,背光下端、佛左右侧各铸一夹侍立像(图五)。观察这尊像的造型特征和衣纹手法,都与宋元嘉十四年(四三七)鎏金造像[附注13]和元嘉二十八年(四五一)造像[附注14]相近,应是佛教造像中早期的作品。另一尊铜像没有背光、华盖及床,亦结跏趺坐,面相较圆,头较大,亦披通肩袈裟,作禅定印,从面相和衣纹手法看来,似较前一尊更古朴,与传世的后赵石虎建武四年(东晋咸康四年,公元三三八年)纪年铭造像[附注15]特征相近。
  总之,汉代的金铜造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见过,而这几尊造像虽不敢确定说是汉代的,但以造像的风格来看,它应是国内保存佛教金铜造像中最早的几尊了。


  图五:河北石家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佛像之一

  图六:河北石家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佛像之二

  (1)可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华书局,1955年。
  (2)南京博物院等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图版67拓片第56幅、图版68拓片第57幅,文物出版社,1956年。
  (3)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五九图,群联出版社,1955年。
  (4)同(2),66页插图42。
  (5)关于“摇钱树座”,请参看于豪亮:《“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年11期文中的描述。
  (6)参看《世界美术全集[7]中国I》56页插图124一126、57页插图127,平凡社。
  (7)同(1)。
  (8)同(1)。
  (9)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189-190页,图版柒,3-5。
  (10)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11)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石家庄市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文物》1959年第1期55页,图见封三,图2-4。
  (12)参看《读“望都二号汉墓”札记》,《文物》1959年12期31页。
  (13)同(6),图版90。
  (14)同(6),59页插图132。
  (15)同(6),58页插图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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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妙悟——论萧红与佛学的沟通

新时期散文中的佛教投影

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谈谈佛教哲学

 

后五篇文章

九华山

沿着石窟的长廊,佛走进了中国

略论阿琼南宗尼姑寺的历史沿革及其影响

支谦生平略考

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发展


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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