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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永乐大钟在世界古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其存世历史之悠久、钟体之博大美观、钟声之悦耳远播和钟体内外所铸佛经铭文之多以及悬挂结构之巧妙、铸造工艺之高超等方面而言，堪称“世界之最”。
关于它的历史成因，清代以来曾有不少说法：1.忏悔说。这是一些学者据清人沈德潜和乾隆皇帝关于“凭仗佛力消黑业”(1) 和“忏悔讵赖佛寺钟”(2) 的诗句总结出的一种观点，认为明成祖因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中过于残暴而欲铸钟以达忏悔之目的(3) 。2.以佛教化民务以达阴翊王度说。认为明成祖铸造永乐大钟是为了抒发“惟愿国泰民安乐”等美好心愿，行使其文化、政治使命(4) 。3.弘扬佛法说。认为明成祖铸造永乐大钟是为了弘扬佛法(5) 。4炫耀功绩、迁都纪念和展示科技水平说(6) 。
总的看来，这些观点都是侧重从明成祖铸钟的主观意图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而对形成和实现主观意图的客观条件缺乏深入分析。因此，对主观意图的论述就难免有失偏颇：有的偏重于从心理因素加以解释，或者归结为忏悔罪孳，或者归结为炫耀功绩等；有的单纯地着眼于宣扬佛教的宗教目的；有的只是简单地认定为是文化和政治目的。这样，很难得出既符合实际，又合乎逻辑的全面而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有必要从明成祖铸钟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条件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剖析永乐大钟的历史成因。弄清这一问题，对正确认识永乐大钟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文物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铸造永乐大钟是为了“忏悔”还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统一?
“忏悔”说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钟歌》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寺钟”。由于该诗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于觉生寺(即大钟寺)永乐大钟之东侧，故“忏悔”说广为流传。殊不知这种说法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与史实有严重抵触。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政变屡见不鲜，可以说每次政变都是十分残酷的，未见哪个因政变登基的帝王“忏悔”过。比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弟逼父皇，剪除异己之后登上皇位的吗?然而，他为政大有作为，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成为大唐盛世的主要开创者。明成祖当政后对唐太宗的许多做法和政策都赞许有加，并积极效法，由此观之，明成祖何“忏悔”之有?他不仅从未因“靖难之役”而忏悔过，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谈到“靖难之役”的正当性。比如他在永乐十五年(1417)为刻在永乐大钟上的御制《诸佛如来世尊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所作序文中说：“谗言君臣，诬毁善良，所造罪业，无量无边。……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所以拔恶类，扶植善良，显扬三宝，永隆佛教，广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中又说：“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革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时有所在……内难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实录》(卷12)说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残骨肉。朕于其时，迫于危祸，不得已起兵。赖天地祖宗之灵，克平内难云云。”
其次，负责监造永乐大钟的僧录司左善世姚广孝在乾隆诗中两次被提到：“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和“道衍俨被荣将命，犍椎冶尽丹阳铜”。据此有学者认为姚广孝因自己曾帮燕王朱棣策划和指挥“靖难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铸钟“忏悔”之意。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虽然姚广孝因“靖难之役”确曾遭到亲、朋的冷遇和措词严厉的谴责(7)，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当他的“僧录司左善世”，积极帮助永乐帝料理佛教事务，包括监制永乐大钟和从事著述等，直到84岁逝世为止。
《明史·姚广孝传》说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其实不然，从《道余录》的内容看，主要是调和儒、佛矛盾，批驳宋儒对佛教的指责，阐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认为佛教的“妙真如性”与程朱理学“道即是性”在性本体论上是一致的；他说：“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为了证明儒、佛在纲常伦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为例，说宗杲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积极从事抗金事业，“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7) 。姚广孝如此立论，无非是想证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不悖于儒家学说，对其所作所为毫无“忏悔”之意。因此，他负责监造永乐大钟不但不能解释为是为“忏悔”罪过，而且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为巩固当朝统治服务。
第三、袁宏道《万寿寺观文皇旧钟》(8) 诗中的“先皇举手移天毂，无冠少师鬓发秃。已将周吼一齐周，更假释梵庇冥族。”两句诗不能作为“忏悔”说的证据。袁宏道乃万历二十年进士，当是正统观念很强的人，他对道衍和尚及“靖难之役”颇具微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观点正确与否也要看有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永乐大钟之前，先对在靖难之役中被杀之人口诛笔伐一番，说他们是“凶暴无赖，非化所迁”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么还可能以耗费巨资，铸万钧佛钟的方式去“庇护”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纯属掺杂着顽固的封建正统观念和诗人想象成份在内的主观臆测，不足为凭。
由上述可见，乾隆帝的“忏悔”说不能成立。那么，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大钟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应该到永乐大钟的铭文和永乐帝的施政活动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寻找，看其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些想法，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判断其铸钟的真实意图。
其实，明成祖铸钟意图已明确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当中了，它被铸在大钟东侧下方大钟“御制款识”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显著位置，这是经过将23万余字佛经铭文按“三进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结果，我们推测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一《回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该《回向》文的主要内容有：“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敬愿大明永一统”(9) 。从铭文的内容和逻辑分析，应该说，前边的所谓“十二大愿”既被囊括在“敬愿大明永一统”当中，又构成它的前提，因为如果这“十二大愿”仰仗佛祖保佑和经过自身努力都实现了，就可顺理成章地达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费苦心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并把“大明永一统”作为最终的理想追求，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从政治上说，明成祖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必须要考虑以他所能想到并有能力加以实施的种种方式来巩固和扩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创下的大明基业。早在永乐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负责编纂大型类书，并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0) 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将所编图书进上，明成祖经过仔细翻检，发现“尚多未备”，于是又命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等组织人力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完成，赐名为《永乐大典》并亲制序文，其中说：“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11) 可见编《永乐大典》是为了“齐政治”，“同风俗”，从而维护和巩固有明大一统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时期，历经30年的浴血奋战和苦心经营，通过用兵和招抚等手段，逐步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东起朝鲜，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12) 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积上远不及汉、唐，西北尚未完全统一，北方还经常受到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明成祖夺得皇位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增强国力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拓展大明边疆，试图巩固和扩大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中有成功的举措如建立努尔干都司确立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积极经营西北并设立哈密卫；通过派郑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诸岛屿，扩大了同海外几十个国家的友好往来；册封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并通过他们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等。
这些举措都充分表明，他维护和扩大“大明统一”，促进“华夷一文轨”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为实现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据杨荣：《后北征记》记载，他晚年于永乐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连续三次北征蒙古，试图以武力征服之，但均无功而返。在最后一次北征的回师途中的一次宴会上，他回顾了太祖御制词五章之后，举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谕创业守成之难，……朕嗣先帝鸿业兢兢焉，惟恐失坠。虽今军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欢，不敢忘也。尚相与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鸿业”的心迹。不久，他就死在这次返师的途中。征服和统一蒙古的事业未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因此，可以说，他当年铸永乐大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利用佛法对世人的感召力，来弘扬他统一中国的宏图伟愿。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统”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关于经过“修、齐、治、平”而达到“大一统”的理念。“大一统”思想首倡于孔子，他在《论语·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乱”与西周时期的“秩序”加以比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这里，他又把“春秋”这个“天下无道”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从而看出政权愈是下移，社会愈是混乱。因此，他主张建立象西周那样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乱，恢复秩序。这虽然在形式上是“复古”，但骨子里却是要求实现国家统一。从汉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均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作过进一步的阐发，特别是朱熹，他通过对《大学》思想的解说，阐明了“大一统”观念的具体内容和实现途径，即所谓能容纳儒家精髓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概括了“大一统”的内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指明了实现“大一统”的途径。
明成祖在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说，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学统一全国的思想，“使天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学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可见，他对“圣学”之底蕴理解得十分透彻，修身、齐家、治国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业，扩大统一范围，是要实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正因为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永乐十四年(1416)讨论迁都和营建北京城的时候，有臣下奏言，称北京为形胜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他十分赞赏，并决定马上开工营建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13) 。可见，迁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关键举措。因此，可以说，在迁都北京之际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以“大明永一统”为核心内容的施政纲领，才是他下令铸造永乐大钟的真实目的。
二、永乐大钟是寓政治于佛教的成功典范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钟为载体，把自己从局部到整体的政治理念与众多经过精心编撰和筛选的佛经、咒语溶铸在一起，这并非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顺应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并加以巧妙利用的结果。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14) ，在以后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传入最早的汉传佛教，还是公元六、七世纪传入的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都逐渐与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于元朝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达“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有“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15) 此后直至元末，仍然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增建和扩建寺院，或拨大量的土地、资金以扶植寺院经济(16) 。这必然导致寺院和僧众的进一步增加。据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众多的僧侣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响的民间信徒，无疑将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现寺院林立、僧团庞大和信徒众多的情况，固然有元朝统治者过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当时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元末战乱的黑暗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因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便纷纷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从而使佛教赢得了广泛的信教群众基础。
这是新兴的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这一点，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揽“善世禅师”时就曾说过：“佛教肇兴西土，流传遍被华夷，善世凶顽，佐王纲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顾重。是故出三界而脱沉沦，永彰不灭，”认为：“景张佛教……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17) 朱棣在为重刻《法华经》、《金刚经》所作序文中也明确指出：佛教具有“阴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为朱元璋父子对佛教的发展状况和佛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们当了皇帝以后，对佛教都采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针。这一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扶植寺院经济，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严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缔秘密宗教组织等(18)。这些政策和措施，说到底都是为了在克服佛教负作用的基础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会能量来为巩固明朝统治服务。
上述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实行对促进明初50年的社会稳定，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稳定起到明显的效果。在内地，有众多著名高僧如绍兴宝林寺别峰、杭州天竺寺东溟等等都率徒众接受朝廷的礼遇和规范，趋之若鹜地参与朝廷频频举办的各种“大法会”，大力弘扬佛法，劝人一心向善。这些都对促进社会稳定大有帮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较稳定。永乐年间(1403～1424)除了1420年山东唐赛儿假白莲教起义短时间就被镇压之外，没有再出现较大的不稳定因素。在西藏，由于明成祖在太祖册封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为“国师”并加强同西藏地区“茶马”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对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大法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的举措，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从而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19)。
永乐大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着手铸造的，其目的是进一步以寓政治目标于佛教的方式，利用人们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来已久的影响力及感召力来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只有自觉地奉行“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实现现世的安康幸福和对来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乐大钟虽然在形式上是铸满经文、咒语的佛钟，但它也绝不是单纯为宣扬佛法，而是想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明成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回向》所表述的内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来，“回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众生，引导人们尊奉佛法，积德行善，最后修成正果，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铸钟供养佛法，劝人为善，其最终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众，使之共同来维护明朝的“大一统”江山。
当然，唐宋以来有不少铸有少量佛经、咒语或简短吉祥祝语的佛钟(20) 。但是，象永乐大钟这样把《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大明神咒回向》、《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说阿弥陀经》、《仁王护国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经文以及百余种中、梵文咒语共23万余字都和谐有序地铸在如此硕大的钟体上，而且以《大明神咒回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纲领铸到经文环绕的显著位置，在历史上则为仅见。
其次，把上述经文铸到钟上，劝人念佛向善，是想借助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从而达到巩固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约13万言，占大钟铭文的一多半，在铸上大钟之前，他还命人谱了曲，并向民间广为散发，鼓动民众念佛名求善报，目的是“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务。”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并把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结合起来，强调“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天网恢恢，报应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该《佛名经》序中所说：“凡发善心称赞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者，即得种种善报，轻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种种恶报……，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孝于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宝，敬神明，遵王法，谨言行，爱惜物命，……如是则生享富贵，殁升天堂，受诸快乐。所谓为恶者，不忠于君，不孝于亲，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宝，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谨言行，残害物命，……如是则生遭重遣，死堕地狱，受诸苦报。”
铸《法华经》、《金刚经》等，其实质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三纲五常”。他在《金刚经》序中劝导世人说，想达智慧成正果，“觉路非遥，履之即至”，“惟尽心以忠于君，竭诚以孝于亲，不亏六行(据《金刚三昧经》载，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回向行、十地行、等觉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国古代的五种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引者)，不缠根尘，心无妄想，无所住著，即见本性，不离宗旨，又能持诵此经，勤行修习，当即证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图和“纲常”伦理溶于佛教之中，再把这些铸于千百年来对人们特别是对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钟上，意在借助佛钟的传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钟亦称梵钟，大约产生于东汉时期，因为这时圆形的报时钟已广泛用于民间(21) ，而佛教恰好在东汉时期广泛在中国传播，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础上，采用当时流行的报时钟的形式来警示僧众和传播梵音。按《长阿含五尼沙经》的说法，梵音有五大特点：正直、和雅、清澈、深满和遍周远闻，故采用报时钟来传播梵音和弘扬佛法比木制的“犍稚”更能满足这些要求。现存最早的佛钟即南朝陈太建七年(575)钟就是一口圆形钟(22) 。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更好的传播梵音，人们不断地改进圆形钟的形态和铸造方法，追求钟声的完美、庄重、悠扬和远播，从而使钟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达到了“有寺必有钟”的程度。
可见梵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的功能除了作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众的信号之外，更主要的是传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众生。如唐朝和尚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鸣钟部》所言：“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含识群生普闻知，祓除众生长夜苦。”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藏北宋熙宁十年(1077)所铸铜钟载有阴刻铭文：“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愿一切恶道并皆停止，得除五百亿劫生死罪，云云。”受这些信念的影响，普通大众对钟声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还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在民间流传，并把它郑重其事地铸到了钟上：“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23)
永乐帝正是适应和利用这种需要，在迁都北京之际动员了众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费巨资铸造了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于神祉的永乐大钟。它承载着经过精心编撰的经文、咒语，一击，“声闻数十里”(24) ，字字皆音，达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满”的谹谹之声“遍周远闻”的极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实现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终极诉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说，永乐大钟是寓政治于佛教的成功典范，是永乐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创举，也是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今天来看，剔除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宣传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谋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顺应生产力发展，集冶金、铸造、声学、力学之大成的产物
永乐大钟不仅钟体庞大，而且集前述若干优点于一身，它的铸造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永乐帝的主观愿望，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而这种经济实力的积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与明初所实行的一系列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及措施密切相关。
在政治方面，废除了元代的民族压迫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奴隶制残余。众所周知，在元朝，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最高统治地位，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原南宋治下的居民)四等，并在政治、法律、人才任用和科举考试等方面做出一系列优待蒙古、色目而歧视、欺压汉人和南人的规定。这一制度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被摧毁了，但与此相联系的奴隶制残余还存在，还有相当数量的被掠卖为“驱口”或“奴婢”的汉人和南人尚未获得解放。
这种状况残留到明初，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束缚。奴隶地位低下，身受非人的奴役自不待言，在新兴的封建统治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世家大族所隐没，使政府得不到足够的劳动人手和税收来源。因此，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五月下令解放奴隶，诏书中说：“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25) 为了保证这一诏令的落实，在《大明律》中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26) 同年，“福建两广等处有豪户阉割人驱使者，以阉割抵罪，没官为奴。”(27) 可见，朱元璋在民间废除奴隶制的决心之大和措施之严厉。 这样一来，除了朝廷和明朝新贵尚保留着一定蓄奴权之外，民间的奴隶制残余基本得到遏止。
由于明初废除了元代的民族压迫政策和遗留下的奴隶制残余，使广大汉人和南人，特别是在战乱中沦为奴隶的各族人民得以解放，从而为明初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农业方面，所实行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奖励垦荒，实行移民和屯田，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治理水患，兴修陂塘、堰闸、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奖励农民种植棉、麻、桑树等经济作物；减轻田赋、徭役，实行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等。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至永乐中期，每年“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持续保持在洪武时期的较高水平上，朝廷和地方的粮食储备都十分充足，“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应该说，自洪武初至永乐中期农业经济的充分发展和丰富的粮食储备，为永乐帝迁都北京和营建紫禁城、修建天坛、铸造永乐大钟等耗资巨大的工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工、商业方面，明太祖和成祖突破了“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的传统思想。太祖时鼓励“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并于洪武十九年(1386)“榜谕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28) 明成祖当上皇帝后也一直是奉行这种思想，如永乐七年(1409)他曾对北京耆老说：“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YIN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邻里相NB456……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29)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初采取了如下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改变了元朝手工业奴隶的身份，使世袭的手工业者除了定期轮流应役外，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己制造手工业品到市场上去出售；减轻工商业税收，规定“三十而税一”；鼓励国内贸易，有限度地开展对外贸易，各国可持政府所颁凭证通商；开展疏通运河等有利于商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刺激了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使明初50年间，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手工业中的矿山开采、金属冶炼、铸造工艺等行业都有很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不少技术创新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些为永乐大钟的成功铸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准备。
宋应星(1587～1667?)的《天工开物》对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中的《五金》篇总结了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物的开采、选矿、洗矿、冶炼和分离等技术，并附有珍贵的生产设备图。这里所述的以生铁水“渗淋熟铁之中，两相投合”的炼钢法，锌的冶炼工艺，铜与锌按不同比例炼出不同性能的黄铜合金等，既比明以前同类工艺有重要的突破，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首创；《冶铸》篇总结了中国传统的铸造技术，着重叙述了铜钟、铜鼎、铜钱和铁锅的铸造技术及设备，总结出失蜡、实模和无模三种基本铸造方法，这些方法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上述两篇著作中还附有20个拉杆活塞式风箱图，未作文字说明，可能是当时在冶、铸生产中使用这种风箱已经司空见惯，无须再费笔墨的缘故，这种风箱被世界科学界看作是近代冶炼鼓风设备的先驱(30) 。
应该说，这些技术在永乐大钟铸造之前均已齐备，永乐大钟正是在综合运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才得以铸造成功的。从合金成份来看，航空航天部金属材料研究所成份分析研究室1992年利用激光微区光谱分析和迁移火花光谱分析等科学方法对永乐大钟进行了成份分析，其结果如下表：
部位
铜
Cu%
锡
Sn%
铅
Pb%
锌
Zn%
铝
Ai%
铁
Fe%
镁
Mg%
金
Au%
银
Ag%
顶部
79.55
16.41
2.31
0.22
0.022
0.038
0.007
0.008
0.042
底部
81.13
15.35
2.11
0.22
0.026
0.043
0.009
0.032
0.040
可见铜是永乐大钟的主要成份，该钟重约46吨，如果再考虑到同时铸造并安置北京钟鼓楼的63吨报时钟，仅这两口钟就需铜100多吨。这是建立在当时铜矿开采和冶炼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史载，明初的铜矿有江西德兴、铅山。后来扩展到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和云南等地(31) 。这些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为永乐大钟的铸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
其他金属的冶炼技术也对永乐大钟的铸造具有重要意义。如悬挂该钟的是一根165mm×65mm截面，长1125mm的穿钉，其外表是铜质，但却能吸附磁铁，说明里面包的是钢芯，而这个钢芯恰好反映了当时最先进的炼钢技术，估计与《天工开物》所述的生、熟铁连续冶炼的炼钢法有关。大钟所含的其它微量金属锌、铝、铁、镁、金、银等虽然所用数量甚少，但冶炼这些金属的技术要求和技术含量是一样的，如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炼锌术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加入少量的锌，按当时已知的铜、锌比例溶在一起可产生黄铜的原理，估计是为了增加一些金黄色的光泽以求视觉上的效果，而加入少量的金、银则被认为是为了显示梵钟的珍贵(32) 。
从钟体造型和声音设计来看，无疑吸收了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所总结的铸钟经验：“薄厚之所振动，清浊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兴”，“钟厚则石，已薄则播”，“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比较恰到好处地处理了钟的形状、厚薄与音质的关系。同时也考虑到了钟体合金比例对音质的影响，含锡占16%左右，加以少量铅的铜钟，其合金强度、硬度比较适中，既有利于振动发声，又易于熔化浇注。经中科院声学所有关专家测量，分析结果认为：“钟声中一些重要的分音相当准确地与标准音高相符合”。“频律相近的分音产生的拍频声是钟声的一个重要特点。古书中所说钟声‘时远时近’就是听到这种拍频声的感受。”专家们还认为：“在古时，在有利的声传播条件下，完全可能如古人所说的‘声闻数十里’。”(33)
关于永乐大钟悬挂结构在力学方面的合理性，以往专家已经做过科学的计算和论证(34) 。虽然当时的铸钟工匠们是依据什么来设计这一巧妙的力学结构的，现在已难以稽考，但可以说，他们一定是在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力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完成这一创造性设计工作的。
结论
综上所述，明成祖作为在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传统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大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自然以“修、齐、治、平”为行为准则，以维护和扩大明朝统一为己任。因此，他在迁都北京之际，下令铸造永乐大钟是为了利用佛教来宣传他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最终目标的系统而完整的施政纲领，既非单纯地宣扬佛法，也不仅仅是为炫耀功绩和迁都纪念，更与“忏悔”之说无涉。
从客观条件上看，一方面，他能尊重当时的佛教发展状况而因势利导，从而想出了铸造永乐大钟而融政、教于一体，维护明朝“大一统”的独到办法；另一方面，他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造就了永乐中期的富庶景象，把当时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领先的高度，从而才实现了他铸造永乐大钟的设想，永乐大钟也因此得以成为集当时世界冶金、铸造、声学、力学乃至佛教艺术之大成的历史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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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句出自沈德潜：《觉生寺大钟歌》，该诗全文参见［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14，《郊坰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2) 此句出自乾隆：《大钟歌》，该诗全文参见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大钟歌碑及［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99《郊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3) 赵迅：《钟王》，《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全锦云：《忏悔讵赖佛氏钟——永乐大钟成因考》，《北京文博》1996年第2期。
(4) 夏明明：《世界第一古老大钟新说》，原载《海内与海外》1998年第2期，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1年4月以及《永乐大钟研究》，《北京文博》1995年第1期。
(5) 于：《永乐大钟三辨》原载《北京文博》1999年第2期，又前引《建馆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46-147页。
(6) 赵润华：《读觉生寺〈大钟歌〉质疑——浅析明永乐大钟成因》，载前引《建馆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7)《明史》卷145，《姚广孝传》；《国朝典故》卷19。
(8) 该诗全文参见［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5，《万寿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9) 又见高凯军、马法柱、夏明明主编：《永乐大钟铭文真迹》第四册，第807-816页，燕山出版社2001年1月。
(10)《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七月。
(11)《明太宗实录》卷73，永乐五年十一月；又陈登原《国史旧闻》卷58，《永乐大典》。
(12)《明史》卷40，《地理志》一。
(13)《明太宗实录》卷103，永乐十四年十一月。
(14)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5)《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16)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册第702-70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7)《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招善世禅师诏》。
(18) 前引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册第760-769页；南炳文主编：《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第13-3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19)《明史》卷331，《西域》三。
(20) 于：《中国古钟史话》第190-200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1月。
(21) 孙机：《中国梵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7期。
(22) 该钟现存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关于它的铸造年代、铭文和型制、照片等参见石田肇：《日本现存支那NB460NB460铭集成稿》(上)，日本《群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编》(1995年)第44卷，第101-102页。
(23) 参见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永泰寺铜钟的铭文，又见《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古钟卷》第144-145页的该钟及其铭文的图片，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
(24)［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2，《万寿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明史》卷2，《太祖纪》。
(26)《大明律》四《户》一。
(27)［明］谈迁：《国榷》卷5，中华书局1988年。
(28)《明太祖实录》卷177洪武十九年。
(29)［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7，中华书局1981年。
(30) 戴念祖：《中国风箱的演变及其发展》，《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第134-135页，中国科技出版社1988年12月。
(31)《明史》卷57，《食货志》五。
(32) 吴坤仪：《梵钟的研究及仿制》，载前引《建馆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29页。(33) 陈通、郑大瑞：《永乐大钟的声学特性》，载前引《建馆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16-218页。
(34) 夏明明、冯长根、杜志明、王永辉：《永乐大钟悬挂结构力学问题初探》，《文物》1990年第7期。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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