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辉煌　今日重光——大理崇圣寺史料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历史的标志，文明的象征。然而，有塔无寺的状况已经延续了上百年，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２日，历时两年的修建，崇圣寺重新巍然呈现在大理点苍山应乐峰麓。长时期荒芜的废墟，终于重现往昔金碧辉煌的景观，这是盛世的结果。按现有的文献记载，崇圣寺的始建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关崇圣寺的诸多文献无疑是恢复重建时必要和重要的依据。
　　从字面上讲，崇圣寺的“圣”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君主时代对帝王的尊称；二是如张锡禄先生所考证，为大理佛教密宗对观音菩萨的敬称。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佛教密宗盛行，成为国教，崇圣寺被誉为“佛都”。因此，以“崇圣”二字命名王畿内最大的佛寺，显得极其贴切。
　　方国瑜先生考证，在汉文献中最早记录大理崇圣寺塔的是《太平广记》。此书是宋朝李　等于太平兴国二年至三年（公元９７７－９７８年），以汉代自宋初流行的野史等五百多种的材料编辑而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唐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洱河袤百里广三十里（按指大理坝），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住持，经文与人（指中原）相同。时闻钟声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卷，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方先生认为，这里所提到的“古塔”指崇圣寺的千寻塔无疑，因为所记“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与现存千寻塔相合。而且，乾符二年（公元８７５年），“上距崇圣寺塔建成（开成五年即公元８４０年）凡３５年，又上距崇圣寺鸿钟铸成（咸通十二年即公元８７１年）仅五年。
　　元初至元年间，有两个人提到了崇圣寺。一个是元朝派往云南的使者郭松年，他亲历大理，在《大理行记》中写道：“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尺，凡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另一个是“滇人”（云南本地人）张道宗在《记古滇说集》中所写：“唐遣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塔之上，倚山临水，无不精丽。塔高三百尺，崇十六级。”在这里，二人都未详细记载崇圣寺的面貌。另，说“开元元年癸丑造三塔”也不确切。因为，据考古证实，“大理三塔的修建年代，千寻塔始建于南诏的丰佑时期，即九世纪中；而３００年后，到大理国后期十二世纪中，高量成等重修塔刹，同时增建了南北两座小塔”。（姜怀英、邱宣充《大理三塔史话》）另有一块由第五代大理总管段隆于泰定二年（公元１３２５年）立的《大崇圣寺碑铭并序》石碑，则较为具体地记了崇圣寺的景况。碑文说，段隆的曾祖父段实（也作日）武定公，“拳勇大度，留心内典，崇信三宝”。他认为“于戈做扰（扰乱），奈佛力攸赖（长久依赖）”，“于是发愿大建佛宇”。碑文对崇圣寺塔作了生动的描述：“大理崇圣寺者，在郡之点苍下，蒙氏所创也。寺既灾，武定公为大檀越，出己财，缮治庄严经像，殿庑奂然复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埒，望之如昆阆间物。舍田供僧，日百许人。住持僧曰‘觉性’也，两被玺书覆护，寺益显矣。”可见，在元初，崇圣寺曾经段实重修过，而且盛况不减当年，僧侣有上百人之众。所谓觉性“被玺书覆护”，指的就是碑阴口语“猪儿年”圣旨。
　　到了明清两代，古籍中对崇圣寺的记载就更丰富而且翔实。明洪武间，江南入籍大理的下级军官李浩，写了一本《三迤随笔》。他在书中对崇圣寺的历史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据说材料来自大理国内史。《大理国僧分五类》载：“蒙氏崇道敬佛，而于城西建八大寺、四道观。中最壮观为崇圣寺，国师居寺中。”《蒙段诸异僧》则进一步说：“原崇圣寺初建于诏初，为诏王阁罗凤与吐蕃国师赞错证盟处，为吐蕃使臣驻地”。从这段记载中，可以估计，崇圣寺初创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寺。“蒙氏后迁羊苴咩，又扩叶榆城于双鹤泽”。到了丰佑时，重用寿海大法师。法师献策，“以南诏为佛国，重修崇圣寺为护国大崇圣寺”。于是，丰佑“派使入益州请大师将工部侍郎尉迟恭韬、五百工匠，及先王所掠西蜀工匠四百余，又调国内工匠三千余，诸匠俱全。造千寻塔，以壅土逐层垒高。恭韬见诏民日出男女上万，运土役苦，议以羊载双麻袋，内乘砖土。羊善攀，日驱羊万余，果验。韬，世之巧匠。五年，成千寻佛图，内藏宝器、佛经。万佛像，皆南诏诸官、善男信女、寺僧塑造，遍置塔中。崇圣寺十二院，僧众千余，荐高僧十了为大方丈。又命赵永铸佛千尊。”大理国时期，“（段）思平立国曰大理，称文武皇帝，修崇圣三塔”。当时“无为寺、祟圣寺皆为国寺，国中传武、读书之地。皇族清平官、九爽、军将、节度等，子孙可自幼皈依，读书习文至长，录用于国。两寺住持可参国事，可择储君。两寺住持、大比丘多为历代国君、清平宫。”（《大理国崇佛》）“帝王听经于无为寺，诸臣听经于崇圣寺，其余诸寺为庶民听经所。”（《圣德皇帝高升泰事》）这一大段记载已经将崇圣寺的来由、修建年代，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叙述清楚了。尤为可贵的是，所记祟圣寺和千寻塔的建造年代，与二十世纪八十年维修千寻塔时出土的“中兴二年”的墨书题记和中心木柱碳１４测定的年代相吻合。
　　明倪辂本《南诏野史》另有这样的记载：“（蒙晟丰佑）改元天启。开元元年，建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自开元中至是完功。砌人恭韬、徽、徐正。张永让，益州人，赵永本国人。”这段记录，对塔高、佛像数有了新的补充。但有几点必须考辩：一是与《记古滇说集》说“开元元年建寺”，这与史不符。因为开元元年当在南诏未入主洱海边的盛皮逻时期，距劝丰佑（即晟封佑）主国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胡蔚本作元和十五年（即丰佑保合元年，公元８２０年）初始建，是有道理的。邱宣充先生考证：“千寻塔创建于开成元年（公元８３６年）的看法是较为可靠的。”二是修建还是重修。按《三迤随笔》记，似在丰佑之前已有寺，只不过简陋一些。如此说则胡蔚本说“重修”和《焚古通纪浅述》载“主（南诏第十一代王丰佑）重葺崇圣寺，增至千间”是接近历史的。三是丰佑时修崇圣寺，《三迤随笔》提到僧寿诲大法师，而《南诏野史》提到李成眉贤者，说他们是建寺的主持者。寿海法师，在《南诏野史》和《滇释记》中都有记载。《滇释》说他是“洱海周氏子，有道行，通经史”。有一年天旱，他曾为丰佑祷雨。｛滇释记｝载：“圣僧李成眉贤者，长庆（唐穆宗李恒年号，公元８２１－８２４年）间游化至大理，时南诏礼为师，乃建祟圣寺。基方七里，塔高三百尺，时王嵯巅为钦督官，塔、寺、殿、庑成。”两人都是丰佑宠敬的人，都参与建寺很有可能。
　　自从元初段实修缮崇圣寺后，将近两百年，即明正德乙亥（十年，公元１５１５年）五月六日，“地大震，城郭人庐尽圮。中塔折裂如破竹，旬日复合，宛然无璺”。（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过了２６年，即嘉靖二十年（公元１５４１年），李元阳从荆州知府任上告老还乡，“里居不出，不营生业，薄自奉、厚施予”，花了三十年的时间修崇圣寺。督学吴鹏的《重修崇圣寺记》、杨慎的《瑞鹤观记》，以及李元阳本人的《崇圣寺略记》、《崇圣寺衙器可宝者记》都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大规模修缮的情况。李元阳在《崇圣寺略记》中写道：“大理城之北寺曰崇圣者，自始迄今历千五百年，梵宇悉颓，法席中断。大明嘉靖辛丑予始修复。”他又在《翠屏草堂记》中说：“李氏中溪叟，自嘉靖壬寅葺崇圣寺，垂三十年始得竣工。”吴鹏说：“郡人李内翰中溪氏，率子弟罄货财，竭力兴复。盖自嘉靖壬寅经始，至今癸亥乃得讫工。凡三阁七楼百厦，其位置之向背，基础之崇卑，片瓦寸木皆出自李公之擘画。”从此，崇圣寺又出现了兴旺景象。“一时，钟鱼磬铎，无间晨昏，而学徒衲子，渐以类集。废者以兴，坠者以举。殿堂弘丽，廊庑崇深。松桧蔚乎清阴，花木纷乎盈目”。“盖有千尺三浮图，玉柱标空，金顶耀日，寰中之塔，无与比肩。高楼百尺，上悬鸿钟，声闻百里。登斯楼也，览云霞于襟袖，荡灏气于层胸。西望苍山，四时皓雪；东俯洱水，数点蒲帆；洒酒临风，有足乐者”。“高楼之西，佛殿七楹。殿后为雨铜圣阁，唐代天雨铜铸观音像，举高二十四尺。阁后为净土化城，内铸西方三圣像，各举高九尺，左为龙华堂，右为圆通舍楼。南入总持门，行数步，诸院幽闲，迤逦相屑。至杏坛而极楼，北入瑞鹤亦行百步，阶墀栏循，窈窕登陟，至三清而止。此则寺之大概也”。（《崇圣寺略记》）“寺之重器有五：一日‘三塔’，二日‘鸿钟’，三曰‘雨铜观音像’，四日‘证道歌’、‘佛都匾’，五日‘三圣金像’。中塔高入云表，寰中无匹，旁二塔如翼内向”。“寺楼鸿钟，其状如幢，制作精好，声闻百里。自禁钟而下，此为第一。南诏建极十三年铸，盖唐懿宗咸通元年也。雨铜观音像，高二丈六尺。唐初，有僧拟募铜铸像。是夜，天雨铜，像成铜尽，无欠无馀。‘证道歌’二碑、‘佛都’二大字，为寺僧圆护手书，其用笔与赵孟同三昧，为世所珍。世传，护右手自肘至腕，洞彻如水晶然，则笔精之妙，殆非偶然。三圣金像在极乐殿，并高丈一尺，嘉靖间铸。时盛夏赤日，冶人无措，忽阴云如盖，独覆铸所。像成而云散，众咸异之。夫此五物在寺，亦有多历年所”。（《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不过，李元阳所修建的崇圣寺已经是夹杂了不少道观了。其中，有一座宏大的瑞鹤观。杨升庵在《瑞鹤观记》中，翔实地记载了这座道观的规模。他写道：“点苍山应乐峰下，三浮屠之次，有瑞鹤观者，本崇圣寺之遗址。寺在唐贞观间为屋千楹，既更朝代，存者无几。皇明嘉靖间，郡人御史中溪公元阳始经营之，尽捐家资，兴废补敝。数年之内，殿阁楼庑，视旧有加。
　　时间又过去了７０多年，即祟桢十二年 （公元１６３９年）三月初十日，旅行家徐霞客从丽江经剑川、浪穹来到崇圣寺。晚饭后，他与寺僧出寺，“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这是何等富有魅力的景象！十五日，徐霞客与姓何的朋友遍游崇圣寺。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层，故今名为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壮；而四壁已颓，檐瓦半脱，已岌岌矣。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铸，其声闻可八十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溪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铸时分为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自后历级上，为净土庵，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潆折，极变化之妙，有半舟庋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障之观，其氤氲浅深，各臻神化。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山最古者。新石之妙，莫如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中有极其神妙更逾于旧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红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尽也。净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内外庭除，俱以苍石铺地，方块大如方砖，此亦旧制也；而清真寺则新制以栏壁之用焉。其庵前为玉皇阁道院，而路由前殿东巩门人，绀宫三重，后乃为阁，而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圮，令人怅然。”
　　这段描述是崇圣寺最为精确的资料，虽只寥寥５００余字，却很有条理地将当时的寺宇规模和景物记述得清楚准确。如此详尽地记述崇圣寺，可以说绝无仅有，无出其右者。
　　清代文献中，多有三塔的记载，而对崇圣寺则很少涉及。这说明，清代以后崇圣寺开始衰微，咸同年间社会的动荡和１９２５年的地震破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摘录《大理县志稿》“杂志部?寺观”中的两条有关资料。一是“崇圣寺，又名三塔寺。在城北小岑峰下，周三百余亩。寺有雨铜观音像，高二丈四尺。统计为佛一万一千四百，为屋八百九十。丙辰之变，尽毁，惟三塔岿然尚存。”二是“叶榆十六景”中的“钟震佛都”：“崇圣寺有‘佛都’二大字，为僧念庵所书。上有胜概楼，嵯峨弘敞，八窗洞达，千村烟火，百里田畴，山色海涛，空于一览。楼悬大钟，声闻百里。有联曰：大叩大鸣，小叩小鸣，普觉梦中之梦；一声一佛，千声千佛，遥闻天外之天。”然而，此时大钟已毁，崇圣寺五大重器唯余三塔和雨铜观音像，弥足珍贵。据说，咸丰六年观音像的左臂和部分衣纹飘带被捣毁。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云南提督蔡标统官绅遮补铸完整。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大理发生大地震，崇圣寺又遭到另一次巨大的破坏。１９３８年，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赴云南调查古建筑。他在大理期间，先后对崇圣寺及三塔等古建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拍摄、测绘，写成《云南古建筑调查记》、《云南之塔幢》。其中对崇圣寺雨铜观音作了详细介绍，并曾说：“景物雄丽，（大理）远胜昆明”。令人惋惜的是，崇圣寺除三塔之外，留下的这尊被称为“如吴道子画”的鎏金观音像，却在不平凡的１９６６年被当作“四旧”熔化，毁于一旦。
　　从１９７８年起到１９８１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有关部门对三塔进行了自明嘉靖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重新装配了塔刹，拆除了明代加砌在二到十四层塔身上的面砖，恢复了塔的原状，塔身显得更加挺拔。１９９７年，重建南诏建极大钟楼并重铸建极大钟。１９９９年，重建雨铜音殿并重铸雨铜观音像。这两大工程揭开了重建崇圣寺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