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欧阳竟无创立的支那内学院中，有一批佛学家都曾与近代中国西方哲学的传译和研究事业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关系。佛学的熏陶，在他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选择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以文献资料为主，从与支那内学院关系较深的院员和学友中间，特别挑出吕澂、黄忏华、李石岑、汤用彤和景昌极这五个人，结合他们自己学习、研究西洋哲学的经历，介绍他们如何在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在近代中国传译研究西方哲学的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成就。

关键词：支那内学院；西洋哲学（西方哲学）；欧阳竟无（欧阳渐）；吕澂；黄忏华；李石岑；汤用彤；景昌极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B

绘画界》、《美术发展的前途径》，算来都是他写于协助欧阳渐筹备支那内学院的一段时期。还有就是 1920 年 4 月，《美育》季刊创刊发行，吕澂也是编辑成员和作者。同年 11 月 15 日，上海美专校友会开大会，到场 200 余人，吕澂作为校友发表演说。 1921 年 5 月，刘海粟《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序言由吕澂执笔（写于 1920 年 2 月 1 日）。 1922 年 5 月 28 日， 30 名学者和艺术家发起成立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吕澂也身预其间。同年 7 月，上海美专举办暑期学校，吕澂还讲授美学等课程。参看袁志煌、陈祖恩编著《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30 页（ 1920 年 11 月 15 日条），第 32 － 33 页（ 1921 年 3 月 31 日条，略引吕澂为《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所写序）以及第 42 页。 1923 年 7 月前的某段时间，吕澂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高三级讲授美学，所用讲义就是后来出版的《輓近美学思潮》。这时，支那内学院已经正式成立一年了，而吕澂还有余暇在学校里讲授美学，可见他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忘情于美学。此外，我们还知道，吕澂在 1921 年 5 月 16 日，给陈适生的《罗素评传》写过一篇序陈适生《罗素评传》（此书我个人有收藏），吕秋逸写序，吕秋逸、谢介子校阅，上海文明书局，民国 10 年 10 月。据此书“例言”所述，主要是根据日人室伏高信的“近著”，并且参考其他最新出版的书报杂志编成。在书写完后，“得我友吕君秋逸、谢君介子校阅，获益不浅”。吕澂在他的序里，谦称“是对于罗素学说研究很浅的一个人”。。只是到了 1924 年 12 月，吕澂给雷家骏《艺术教育学》写序时，他才说：“入世之教不可废美育，顺人所习，畅适其生，道在斯也。余昔颇主张之，年来荒疏，但闻有谈者，未尝不色然喜而愿一觇其究竟。余友马客谈君以治内学时时过从，尝携雷君新稿《艺术教育学》示余曰何如，余见其目，不禁又色然喜也。”其中“年来荒疏”四个字，大概才算是真正开始透露出吕澂对“艺文美学”有告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的说出，是在作序的 1924 年 12 月。所以，说吕澂在 1918 年参预支那内学院的筹备工作以后“尽废旧学，专注于佛学研究”，是不精确的。另外，还有学人说吕澂后来翻译梵藏文唯识因明佛典，“缺乏西方那套逻辑与知识论的基础”，或“缺乏现代逻辑与知识论的基本训练”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台北学生书局， 1983 年，第 28 、 500 页。，下结论也似稍嫌简单。从吕澂涉猎过德国实验美学和罗素哲学来看，他是接触过现代逻辑和知识论的。而且，只要我们稍微翻阅一下《美学概论》、《西方美术史》和《輓近美学思潮》这些书，就会发现吕澂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了解程度是相当惊人的，他的介绍就像他后来编译的日本学人的佛学著作《印度佛教史略》、《佛教研究法》和《佛典泛论》一样，是极为严谨和精确的。在吕澂之外，欧阳渐比较看重的学生是黄忏华（广东顺德人，生卒年不详）。黄忏华早年也曾留学日本，为柳亚子南社社员（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黄忏华编著《现代哲学概观》一书封面上，题有“亚子我兄教正，忏华持赠”之语）。他的弟弟黄树因（名建）也是欧阳的学生，在支那内学院的学友里，最早一个学习梵文和西藏文。黄忏华本人，据说也学过梵文和西藏文，不过从他现在留下的佛学作品里，倒是不大容易能看出来。他不是常住内学院的教师，思想上兼有某些密宗和净土宗，甚至道教思想的成分，与院外的印光法师和太虚法师有往来，与内学院专一于研究法相唯识学有一定距离。不过，他一般被算作是资历最深最老的院友之一。黄忏华从日本回来后，曾经做过上海《新时报》和《学术周刊》的编辑。在这两个刊物上，他发表过一些临时性的补白、短评和白话诗。后来，他又把这些小东西搜集起来，编成一本《学术丛话》《学术丛话》，上海泰东书局，民国 10 年 8 月 5 日初版， 11 年 3 月 1 日再版。我引用的是再版本。。在《学术丛话》的“引言”里，他说到了自己当时在宗教、哲学和文学上的兴趣所在：“就作者个人说，文学方面，顶醉心的，是新浪漫主义当中的近代神秘主义；哲学方面，顶醉心的，是东方哲学当中的印度哲学；而最大的目的，是主张建立佛教的人生观；将来或者有一种具体的陈述，贡献大家。”这里所说文学上的“新浪漫主义”，指的是比利时戏曲家、诗人、哲学家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和法国戏曲家、小说家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代表的文学运动。《学术丛话》最后附有黄忏华写的八首新诗（白话诗），很有些意思。先看他的两首《我和你：赠白华》：“（一）我和你！ / 都是花， / 都是阆苑的天葩， / 都放过庄严灿烂的光华。（二）而今！我的花残了， / 你的花也变做惨白的颜色。 / 雨打风吹， / 何处容我们安息？ / 我的人生观！ / 是人生毫无价值。”诗题上的“白华”，指的是著名美学家宗白华（ 1897 — 1987 ）。宗白华曾经介绍黄忏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来黄忏华思想发生变化，怕影响学会的活动，在日本留学时又主动退出了据《少年中国》杂志第 1 卷第 7 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云：“黄忏华君出会：日前会员黄忏华君自东京致书本会评议员宗白华君，言近来很悲观，此后拟不问世事，恐与会中宗旨信条相抵触，自请出会云云。本会又接黄君原介绍人宗白华君等联名来信，请取消其介绍。当由评议部审议。咸谓黄君今后行动，既与本会信条（奋斗）有碍，吾会又无法劝阻，只好依规约第十六条之规定，听其出会，此后黄君与本会脱离关系。”（转引自《宗白华全集》第 4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第 681 页，“宗白华生平及著述年表” 1920 年 1 月 15 日条）。汉文“华”和“花”相通，黄忏华就把自己描写成“残花”，谐“忏华”的音，而把宗白华描写成“惨白颜色的花”。从这首白话诗来看，黄忏华年轻时对世界和人生抱有很悲观的态度。这种态度，自然就与他后来栖心佛法的宗教家的精神怀抱很接近了。这还可以从他另一首诗《你是》里看出来：“（一） / 你这样轻盈！你是纱吗？ / 你这样娉婷！你是花吗？ / 呀！不是花，不是纱； / 原来是一朵明霞。 / （二）你是哲学家吗？为甚么镇日的凝思！ / 你是宗教家吗？这样的大慈大悲！ / 恨我无天生的妙笔，画出这不语亭亭的好儿。”在《学术丛话》里，黄忏华介绍了法国哲学家孔德（ Auguste Comte,1798 — 1857 ）的实证主义哲学、英国哲学家格林（ Thomas Hill Green, 1836 — 1883 ）的新黑格尔主义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学术丛话》，第 43-46 页，第 50-52 页。，虽然不很详细，但也可以看出他身上意图统一科学和宗教的精神。这与他当时所向慕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趣味，也是很合拍的。不过，对当时国内哲学界热中译介的排击科学的柏格森哲学和倭铿哲学的潮流，黄忏华却抱一种批评的态度。他希望当局者要注意先在哲学上“普及常识，少译柏格森《创造的进化》，倭铿《精神生活》一类书”同小注，第 57 页。。他这种观点，在当时要算是一种“异议”。以现在的眼光看，他对普及哲学常识的提倡，还是很有见识的。黄忏华在《学术丛话》里许诺给读者的，对建立一种佛教的人生观“将来或者有一种具体的陈述，贡献大家”，最后有没有兑现呢？出版了《学术丛话》以后，黄忏华写了不少书和文章介绍西洋哲学和佛教教义及历史。在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他写了《近代美术思潮》、《西方哲学史》、《美学略史》、《哲学纲要》、《西洋哲学史纲》、《美术概论》等《近代美术思潮》，商务印书馆，民国 11 年初版（初版书名作《近代美术史潮论》），民国 16 年第 3 版；《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 12 年初版， 17 年再版；《美学略史》（“百科小丛书”第 50 种），商务印书馆，民国 13 年初版；《近代文学思潮》（“新智识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民国 13 年初版，民国 17 年第 3 版；《美术概论》，商务印书馆，民国 16 年；《哲学纲要》，商务印书馆，民国 11 年 5 月初版， 22 年 4 月国难后第一版；《现代哲学概观》，商务印书馆，民国 12 年；《西洋哲学史纲》（中山文化教育馆编“中山文库”之一），商务印书馆，民国 26 年；《印度哲学史纲》（同上“中山文库”之一），商务印书馆，民国 25 年。。《西方哲学史》一书在封面上特别说明是“专供师范学校用”。黄忏华在此书的《序话》里说他编书的旨趣是：“编述者素来抱持一种目的，就是进一步结合西洋哲学，和东洋哲学树立一种调和而且一致底人生观，指示人生底高远的途径。不过编述者现今还在研究时代，学力还非常不充足，只好等将来再说。这里所有不妥当底地方，还希望贤明的学者，恺切指教。” 商务在 20 年代初出版的一些师范用书，都不是现在所谓专家学者编的。比如编写《美学概论》“师范丛书”的一种，商务印书馆，民国 16 年，同样取材于阿部次郎的《美学》。，写过很多介绍西洋哲学通俗小册子的范寿康，就不是吕澂那样的美学专家，他自己也承认在大学里也仅仅是听讲过一段美学课而已，不是讲美学的合适人选。所以，黄忏华说他自己学力不足，不一定是客气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哲学史》的编述目的，与《学术丛话》“引言”里说的，还是一脉相承的。 《美学略史》或者也是编译日本人的某种作品。黄忏华为它写了两行《卷头语》：“现今底中国，总要算是艺术底花不开，哲学底果子不结了。干燥的心田上，不是要浇上些水，帮助他发芽底机会吗？我很情愿做一个园丁，但是我对于园艺学底研究，太浅薄了；也许浇得不合宜，反而阻遏他底生机。那是要请大家原谅我教诲我的。”这些话的意思，与上面所引他在《西方哲学史》里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卷头语》里这段话，好像与他书中叙述中世纪美学时说过的话有关：“依普通底见解，中世，是不毛底时代，艺术底花不开，哲学底果子不结。然而人类在这个期间，十分领会灵肉分离的经验，去准备后代底深邃底综合。在他底深处潜着底精神，他底活力，遂行很有生气底发育，预告文艺复兴底春天。”《美学略史》，第 15 页。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忏华对当时中国学问界的批评，以及他勉励自己应持的态度。无奈当时从事稗贩的人多，很少有他那种有意为后人做铺垫，进行诚实和彻底介绍工作的人。 平心而论，《西方哲学史》和《美学略史》都写得比较粗糙，《哲学纲要》更差一些。稍晚一点儿出版的《西洋哲学史纲》虽然稍好一些，不过严格地来说，黄忏华在西洋哲学译介和研究方面没有明显的进步。而且，他前前后后都是编译西人和日人的现成作品，而且限于概论类和史纲类书，没有对某一家、某一派之说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介绍，文字也显得比较粗糙，带有“赶活儿”的痕迹。这可能与他逐年把主要精力投入佛学研究有关。总之，在研究西洋哲学方面，黄忏华好像一直都没有迈出他最初给自己定下的“研究时代”。不过，与当时有些人不一样，他绝没有强不知以为知的时候。这是他在今天仍然教我们觉得了不起的地方。在支那内学院的院外学友里，还有一个在介绍西洋哲学方面，比黄忏华贡献更大的人物，这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李石岑（湖南醴陵人， 1892 — 1934 ）关于李石岑的生平，参看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 2 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第 51-53 页。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 David A. Kelly 曾以李石岑生平学术为其博士论文题目：“ Sincerity and Will: The Existential Voluntarism of Li Shicen （ 1892 — 1935 ）”（ 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Sydney, 1981 ）。（此文我未能得见。） Kelly 对李石岑译介尼采哲学评价甚高，参看其“ The Highest Chinadom: Nietzsche and the Chinese Mind ”，收于 Graham Parkes 主编的 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151-174. 。李石岑也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前后一共八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以后，他在南方许多大学里教过哲学，还主编过上海《时事新报》的学术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原为宗白华。 20 年代初，宗白华去德国留学，主编一职遂由李石岑代理。李石岑很快离开《学灯》，主编《民铎》。宗白华回国后，继续担任《学灯》的主编，一直到抗日战争末期。宗白华在从事西方哲学译介的早期阶段，也爱拿佛学比附康德、叔本华和柏格森的哲学（参看《萧彭浩哲学大意》、《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哲学杂述》、《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诸文，收于《宗白华全集》第 1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他后来写《中国学问家──沟通──调和》一文，批评了自己过去比附佛学和西方哲学的错误。但是，从今日“比较哲学”的眼光看来，他原来的那些“比附”不一定都没道理。宗白华也是支那内学院的热情支持者。在他任主编时，《学灯》（抗战后入川发行“渝版”）刊发过欧阳渐的《与陶恺士书》、《散原居士事略》、《辨二谛三性》、《辨唯识法相》、《九江桂伯华行述》、《支那为文明之美称解》，缪凤林的《从国史上所得的民族宝训》等文章（参看《宗白华全集》第 2 卷，第 195 、 196-197 、 201 、 210-211 、 231 页）。，还有著名的学术评论月刊《民铎》杂志《民铎》上所刊支那内学院院员、院友有关西方哲学和佛学的文章，尚有如下数种：聂耦耕《以佛法诠进化》（第 3 卷第 5 号）和《如论》（第 4 卷第 2 号），吕澂《〈甘珠〉概说》（第 10 卷第 4 号）。，同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兼职。他后来又去德国和法国进修哲学，回国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宣传辩证唯物论。他关于西洋哲学的各种书也是以翻译和介绍为主，重要的有十几种重要的有如下几种：《李石岑讲演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民国 13 年 3 月初版，同年 6 月再版（本文后面引用的是再版本）；《李石岑论文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民国 13 年；《人生哲学》，商务印书馆，民国 15 年；《哲学浅说》，商务印书馆，民国 18 年（“万有文库”本）；《哲学概论》，世界书局，民国 22 年 9 月初版， 23 年 11 月再版；《西洋哲学史》，台湾三民书局， 1975 年再版；朗格《唯物论史》上下卷，与郭大力合译，商务印书馆，民国 25 年；《超人哲学浅说》，商务印书馆，民国 20 年。。他著译的书我看过不少，觉得最能代表他自己思想的，应算是《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和《人生哲学》这三种。 1922 年秋支那内学院成立后，李石岑即入院随欧阳竟无学唯识因明学。也许有人会问，他一个学西方哲学的，怎么会对佛家唯识因明学产生兴趣呢？据他自己说，原来是因为在日本留学时读了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梁君在《印度哲学概论》上从唯识的见地，批评唯心唯物，谓‘唯物是执所分别者为本，唯心是执能分别者为本，唯识家则以分别、所分别归于识自体'。我那时看了，异常钦佩（那时我还未返国），便笃志于唯识。以为西洋哲学，有许多订正之必要，从唯识的眼光，去看西洋哲学，真有‘登东山而小鲁'的感慨”《李石岑讲演集》第一辑，第 21 页。。在支那内学院，欧阳渐告诉李石岑，唯识因明学立论严谨，出必有据，每下一字，费尽心思，含千斤之力。欧阳渐和吕澂还常叮嘱他，要他切莫随逐世风，把佛学比附西方哲学，轻谈佛法同小注。。李石岑十分尊信欧阳竟无和吕澂的话，在佛学问题上，完全奉支那内学院的观点为金科玉律。《人生哲学》把支那内学院的《内学》年刊列为八种中文参考书之一，还请吕澂和聂耦庚两位内学院的学友校阅书稿参见《人生哲学》“后序”。。书里叙述西洋中世纪哲学人生观，还有中国禅宗史一段，特别说明参考了欧阳渐《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还有《内学》第一辑里蒙文通的论文《中国禅学史》。至于文内未点名地化进了许多《内学》第一辑里欧阳渐的《今日之佛法研究》和《大品经大意》，还有第二辑里欧阳渐的《谈内学研究》，以及欧阳渐的《唯识抉择谈》和《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原文的地方，熟悉欧阳作品的人，都能看出来，我就不再一一举出了。总之，民国时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里，看佛书的人虽然不少，而像李石岑这样完全守支那内学院家法谈佛学的人，以为只有欧阳渐和吕澂的佛法才是真佛法的，除了梁漱溟以外，真是不多见的。吕澂、黄忏华和李石岑都是留日学生，而在支那内学院院友里，还有留美学哲学的人，这就是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家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1893 — 1964 ）。在西洋哲学和梵文方面，他的训练更系统，师承也更严格些。他是哈佛大学梵文学名家兰曼（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 — 1941 ）的学生，哈佛研究院哲学专业毕业。关于汤用彤所受西方哲学教育，和他后来主要从事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之间的关系，钱穆有一段扼要中肯的评语：“锡予之治佛书，正多从中国典籍至西方哲学中悟入，而岂如近代专家之学即就佛书为佛学之所能同类并视乎？”钱穆：《忆汤锡予先生》，《钱宾四先生全集·甲编》第 23 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年，第 240 页。贺麟也说：“汤先生以缜密的头脑，渊博的学问，熟悉东西方哲学文学，学习过梵文及巴利文，以治印度哲学，承继他家传的佛学，并曾在支那内学院听过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同时他又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 Zeller ）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他并且要采文德尔班（ Windelband ）写西方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 22 页。《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两书，如何受过蔡勒尔和文德尔班的影响，倒是考据家一个很不错的研究题目。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时，汤用彤恰巧毕业回国担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职。大约他正好赶上听欧阳竟无开讲著名的《唯识抉择谈》和《唯识八段十义》。从现在留下的欧阳竟无讲演、吕澂等笔记的《唯识讲义》《唯识讲义》，卷 1 第 27-28 页，卷 2 第 20-21 页。（标有每次演说的时间）看，当时讲到了南方上座部佛教的“九心轮”学说。南方小乘上座部佛学认为，一刹那间心的生起变灭，要经历九种状态变化，这九种变化如车轮一般前后相续变动不停，所以称为“九心轮”。这个学说，对法相唯识学是有很大影响的。记载“九心轮”的书，汉译佛典里有《解脱道论》，汉文佛书里有唐代唯识宗祖师窥基的《唯识枢要》。欧阳只知道《解脱道论》和《唯识枢要》里的说法，却不知道窥基记述的“九心轮”还可以在巴利文佛典《清净道论》和《阿毗达磨集义论》里找到。汤用彤把巴利文佛典里与“九心轮”有关的材料收集起来，把它们与汉文材料作了对比，用笺注《唯识枢要》有关文句的方法，写下《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学衡》 1924 年 2 月第 26 期。一文。他这个工作，和英国巴利文佛典权威里斯·戴维斯夫人（ Mrs. C. A. F. Rhys Davids ）以及日本巴利文权威长井真琴的工作，是同样重要的。里斯·戴维斯夫人在 1914 年写过《佛教心理学》 Buddhist Psychology. An Inquiry into the Analysis and Theory of Mind in Pali Literatur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14, pp.178 — 181. ，其中专门论述过“九心轮”，不过她不知道中文佛典里保存了类似的史料。长井真琴第一个校勘出汉文译本《解脱道论》，是巴利文《清净道论》的一个早期简编本。在整理中国佛学资料之同时，汤用彤对当时国内用西方哲学比附佛学的作法也有批评。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里，他说：“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亦常仰承外人鼻息，谓柏格森得唯识精义。”《学衡》 1922 年 2 月第 12 期，原载《中华新报》。这多少是针对以太虚法师和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人说的。在同文中，汤用彤对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里蔑弃印度传统哲学，只以佛教来作印度文化代表的作法也有所批评：“至若印度文化，以佛法有‘条理可寻'，则据以立说。婆罗门六宗则因价值不高，屏之不论。夫文化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研究者应统计全局不宜偏置。在言者固以一己主张而有去取，在听者依一面之辞而不免盲从。此所以今日之受学者多流于固陋也。”这些批评和支那内学院在佛学研究领域提倡的务实求真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汤用彤曾在《学衡》等杂志上译述《叔本华之天才主义》、《亚里斯多德哲学大纲》、《希腊之宗教》等文，与吴宓一起校对向达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并开讲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积极介绍西方哲学。这些文章和活动前人已有讨论，为免重复，此处就从略了。支那内学院院友里，参加《学衡》杂志的，除了汤用彤之外，还有哲学家景昌极（初名炎昭，后改昌极，字幼南，江苏泰州人， 1903 — 1982 ）和史学家缪凤林（字赞虞，浙江富阳人， 1899 — 1958 ）。他们两位在南京高师文史地部读书时，曾受学于史学名家柳诒徵，后又与柳氏合办《史地学报》和《文哲学报》，并同赴东北大学任教。哲学家刘伯明关于刘伯明的生平学术，参看郭秉文《刘伯明先生事略》（《学衡》第 26 期之附录）和梅光迪的回忆文章《九年后之回忆》（原载 1932 年 11 月《国风》第 9 号），收进《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43 － 49 页。此处应提及者，即刘氏曾于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暑期学校）学习哲学、希腊文和梵文，回国后为《学衡》主要发起人之一，译有杜威的《思维术》（ How We Think ，中华书局，民国 10 年初版）等书。编述《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大纲》和《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两书都是中华书局民国 10 年初版。时，担任笔录工作的就是缪凤林。景昌极与希腊文翻译家郭斌龢合译过一册《柏拉图五大对话录》《柏拉图五大对话录》，上海国立编译馆，民国 23 年。景昌极所译为《苏格拉底自辩文》（原刊于《学衡》第 3 期）、《克利陀篇》（《学衡》第 5 期）和《裴都篇》（《学衡》第 10 、 20 期）。，与钱堃新合译温彻斯特（ Winchester ）《文学评论之原理》（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评论之原理》，“文学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民国 12 年。台湾有重印本。，他的《哲学论文集》（分上下册）《哲学论文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民国 19 年。此书中所收论文，先发表于《学衡》、《文哲学报》等刊物中。、《哲学新论》《哲学新论》，南京书店，民国 21 年。和《名理新探》《名理新探》，正中书局，民国 36 年。等书，都是不偏离人情物理，论证严密，内容充实，文笔典雅，富于创见的佳作景昌极复有《印度密教考》一文，收于蓝吉富主编《现代佛学大系》 51 册，台北弥勒出版社， 1984 年。至于他的《印度思想史论》（南京铅印，一册，洋二分；著录于《北京佛学书局〈佛学图书目录〉》，民国 27 年，第 116 页）一书，为我所未见。。在《哲学论文集》、《哲学新论》和《名理新探》这三本书里，景昌极以佛学（尤其是法相唯识学）为主要的参照系，对中、西、印三方的哲学做了全面的评述。佛学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参照系”，不是绝对的真理，或完全不能批评的“圣言量”或“圣教量”。比如他在《哲学论文集》上册中说：“我今所倡，不曰儒术，不曰佛法，而曰克己利他之道德；不曰国故，不曰西学，而曰文理密察，能见其大之学问；不曰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而曰以道德为本，以学问为用之文化。不立宗派，以其学为宗，不问所属，以其行为判。此之谓一切学问道德之科学化。”《哲学论文集》上册，第 14 页。华裔哲学名家吴森（ Joseph S. Wu ）的杰作《比较哲学与文化（一）》（“沧海丛刊”，东大图书公司， 1978 年，第 159 页），对景昌极的书不加区别，都列入“不过是历史的叙述和教义或名相的诠释”一类，似有欠公允。这种眼光，已经不是欧阳渐原来那种“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讲法所能包括的了。《哲学新论》由“哲学总论”、“知识哲学”、“宇宙哲学”、“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五个部分组成，书前有缪凤林的“缪序”和作者的“自序”。据“自序”说，这本书原是出自景昌极在成都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任教三年间编的讲义，其中“人生哲学”一部，曾于成都单印为《人生哲学初稿》。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书库，曾见景昌极的《知识哲学初稿》一薄册，题“民国 19 年暑假草于成都大学”，此或为景昌极返南京后所印，内容与《哲学新论》中“知识哲学”大体相似。由此我想到在《人生哲学初稿》和《知识哲学初稿》之外，至少可能还有《宇宙哲学初稿》和《历史哲学初稿》。《哲学新论》一书，就是在这些“初稿”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见到《历史哲学初稿》，可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普通古籍阅览室里，我发现有一本景昌极的《宇宙哲学初稿》，“卷头语”中有“ 19 年初夏，幼南识于成都大学”的字样，内容与《哲学新论》里的“宇宙哲学”大同。而且这册《宇宙哲学初稿》上面，有很多墨批，经此墨批后确定的章节安排和文章字句，正好和《哲学新论》里的“宇宙哲学”相符。所以，我猜国图收藏的这册《宇宙哲学初稿》，大概就是当年经景昌极亲手墨批后交付出版商印行《哲学新论》里“宇宙哲学”的那个底本。景昌极在《哲学新论》的“自序”中说，此书“所根据者，唯是举世公认之经验的事实与推理的法则，而非一家一派之说。亦欲以天下之公言，成吾一家之言尔，岂遑崽崽多所顾忌？”以这种治学的精神，景昌极在书中对西洋康德、海格尔（即黑格尔）、新唯心论、新实在论、马克斯派（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现象学，乃至中国的宋明理学，以及支那内学院多年来积极整理讲习的印度法相唯识学，多有驳斥修正。其中虽有幼稚简单以及误解误释的地方，但书中贯彻的那种“所根据者，唯是举世公认之经验的事实与推理的法则”的精神，却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景昌极于哲学方法一门，特重经验，而反对成立形而上学的本体：“吾们只就经验说明经验，一切问题，足可解决。更无待于一个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本体。”《哲学新论·宇宙哲学》，第 10 页。对中国哲学，他批评说：“吾国文学最发达，故一般学者，多喜以文学的方法治哲学，哲学之受害实深。尝谓中国哲学为格言式，对联式的哲学，琐碎凌乱，含混笼统，是其大敝。观于各家之语录，庙堂之对联，当知吾言之不谬也。”《哲学新论·哲学总论》，第 8 页。欲药斯弊，舍逻辑哲学的讲求莫由。于是，景昌极写了他的《名理新探》。这本书写于抗战期间，经过了多次修改，是景昌极最后一部主要的作品《名理新探》，世间罕见，我所见者为社科院哲学所书库藏本。兹引其初稿和修正稿两序于下，以见其一斑。《名理新探·初稿序》：“三十二年秋，余蛰居里庐，偶应旧日内学院同学光孝寺住持苇宗上人之请，为诸学僧开讲名理，以补因明之不足。耻于依傍门户敷陈旧义，因发奋自编讲义，为推陈出新，光大斯学之计。极深研几，朝夕以思，积一年之功，而初稿以成。其内容较之坊间通行课本，自东西洋稗贩而来者，损益过半。知我罪我，以俟来者。不幸斯稿着手之初，方值内院欧阳大师示寂于川。将成之际，复值光孝苇宗上人作古于泰。师友凋零，心伤曷极！谨识卷端，聊资回向。”又，《名理新探·修正稿序》：“此抗战八年中作也。抗战前余任教中大、浙大，尝数度沉浸于所谓数理逻辑中。既而觉其苛察缴绕，与斗围棋碰七巧板相类，徒为高等玩具而已。不惟于一般青年思想无所裨益，即于少数积学之士亦有浪费脑力得不偿失之憾。自揣生平用力之勤莫如深思，而得力之多端在正名。过去论理学率详于推论而略于正名，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坐令基本科目，徒为具文，深可惋惜。遂有志于以正名为主，以日常推论为辅，留意语文习惯，摆脱前人窠臼，从事于新论理学书之编纂。课务羁牵，蹉跎未就。暑假归来，七七变起，流离琐尾，不遑宁居。二十八年夏，里人推长时敏中学，旋迁东乡梁邰庄复课。目睹诸生思路之淆，文理之滞，蹙然有感。得闲辄为敷陈国语文法，间及论理常识。渐觉二者有辅车相依之势，须合一炉而融治之。三十年春泰城沦陷，余辞职家居，侘傺日甚。时取往日思绪而重理之，聊以自遣。自三十二年秋正式着笔，一年而初稿告成，又一年而修正粗毕。而最后胜利同时到来，令人欢欣鼓舞不能自已。回忆此数年来，坎坷百端。岢捐杂役日迫于门，而五更梦回念兹在兹。日就月将以底于成。庶几于战后新中国之心理建设上贡其一得之愚，幸甚幸甚。”。在这本书里，景昌极提出了他的逻辑哲学和文法哲学，本文没有篇幅介绍这本杰作。我只想说，景昌极对经验和逻辑的强调，背后是很受到护法一系法相唯识学唯立“现量”和“比量”，不立“圣教量”的思想影响的。在我调查支那内学院和西洋哲学研究这个问题时，曾经发现有英国著名哲学家、希腊哲学史研究家铁聂尔（ A. E. Taylor ）的两本小册子《亚里斯多德》和《霍布士》，还有罗素的《政治理想》和杜威的《学校与社会》，曾经被一个叫刘衡如的人译成中文。这个“刘衡如”，是不是内学院写过《破〈新唯识论〉》的那个佛学家、中医学家刘衡如（原名刘定权，四川邛崃人， 1900 — 1987 ）关于刘衡如（刘定权）的生平，可以参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的“刘衡如传略”，中华书局， 2001 年，第 257 － 259 页。刘衡如晚岁研究中医学，校订过《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书。呢？我原来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后来才知道，民国时还有另一个叫刘衡如的人。这个刘衡如名国钧（江苏南京人， 1899 — 1980 ），“衡如”是他的字，是有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 1915 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曾经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哲学和图书馆学，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他回国后，被聘为金陵大学哲学系教授，后来因为深觉推广图书馆学的紧要性，遂放弃哲学研究，全心投入图书馆学的教学和研究。他对佛道二教也有研究，在《少年世界》月刊和《少年中国》月刊上译述过很多哲学和教育学的文章。铁聂尔、罗素和杜威著作的汉译本，应该归在他的名下。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简单地叙述了几位支那内学院的院员和院友如何在佛学（特别是法相唯识学）的影响下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和译介。应该说，他们的活动是很丰富的，很有特点的。吕澂、黄忏华和汤用彤虽然研究西方哲学有素，却不以哲学家自居。像刘国钧研究图书馆学以及胡适考证禅宗史和白话小说一样，他们是把自己从哲学里得到的训练、养成的眼光和学到的方法，应用于具体的印度佛教史、印度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等学科的科学研究之中。这样的人，比起一般的以哲学家自居，远离人情、现实和历史，自己不能从事于“生产”，却藐视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人来，大概是更有用、更诚实的人。和他们相比，李石岑和景昌极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作品，在表述上是清晰的，在逻辑上是力求严密的，在根据上是立于而又不囿于普通人的经验和科学原理的。他们的这种哲学精神虽然主要是得自西方的哲学，可是佛学里的法相唯识学，也是他们认为在这方面与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并值得我们后人珍惜、引申和发扬的。在今日欧美和日本的哲学界，对佛学和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与他们相比，中国学人对比较哲学的研究，除了极个别的杰出人物（比如吴森）之外，就要显得萧条了很多。支那内学院的佛学家们研究西洋哲学，都预设了对比较哲学的一种理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谈这段史迹，除了希望能给关心支那内学院的学人提供一些资料以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希望能引起大家对比较哲学的兴趣。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的话，那么“支那内学院和西洋哲学研究”这个题目下所涵盖的，我想就不仅仅是一些“历史的陈迹”，而且还会有它的一种很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责任编辑：王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