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澄传略
　　田村晃祐著（日）
　　丁琦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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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诞生和出家
　　一、诞生和家系
　　最澄，神护景云元年（767年），诞生于近江国（滋贺县大津市）。父亲三津首百枝，幼名广野。但是，关于最澄的生年及其父名，又有异论。
　　关于最澄的得度，国府牒记为宝龟十年（780年），时年十五岁；而度牒案载为延历二年（783年），年十八岁。关于最澄的受戒，僧纲牒记为延历四年（785年），年二十岁。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治部省公验，有“年四十，二十受戒”的记载。据此逆算，则最澄的生年，当为天平神护二年（766年）。
　　关于这一点，也可从最澄书简中找到佐证。书简第五卷四百六十九页载：弘仁七年（816年），年五十岁。弟子光定撰写的《传述一心戒文》载：弘仁十三年（822年）六月四日，大师仙化，春秋五十有六。又，《叡山大师传》云，大师入灭，春秋五十六。圆珍著《比叡山延历寺之初祖师行业记》，也载大师入灭时，春秋五十六。
　　还有，有幸成为日本国第一任天台座主的义真，也曾于天长元年（824年）六月二十日的太政官牒上记述：“先师于弘仁十三年（822年）四月十五日，预知自己将入灭，便将天台教法及院内总事，悉付属前一同入唐的弟子义真僧。六月四日，大师怡然仙化，春秋五十有六。”这些都主张大师生年为766年。
　　然而，公文及户籍均载大师生年为767年。我以为，公文记载比私文记述更可信，采用神护景云元年（767）诞生说更稳当，故本书从767年说。
　　再就是关于最澄的父名问题。国府牒、度牒案、僧钢牒都载：“滋贺郡古市乡户主正八位下三津首净足户口”，明确记载宝龟十一年（780年）、延历二年（783年）同四年（785年），最澄的户主为三津首净足。而《叡山大师传》及以后诸传则载，最澄父名三津首百枝。这样看来，父姓三津首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父名净足还是百枝。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考虑到户口登记的范围，户主多数场合是父亲，但也不尽然。户口登记往往包括妻、妾、子女及其他，像叔伯、甥、从子、寄口、家人、奴婢等。也有户主死亡，取家庭其他成员代替的。而最澄一家的户口，是单纯的家系户口，户主是其父亲无疑。关于父名，《叡山大师传》的记述是可信的，故本书从《叡山大师传》的百枝说。
　　三津首家族系登万贵王系统，乃中国后汉最后皇帝孝献帝（生年180－234年；在位189－220年）的子孙，应神天皇（约390——414年在位）时代来日，定居于近江国滋贺郡，赐姓三津首。
　　关于献帝子孙的记述，见诸《新撰姓氏录》和其他文献。而且，近江一带，称献帝子孙的人很多。经薗田香融氏精查，滋贺郡确为华裔来朝氏族，皆为后汉献帝苗裔，因氏族传承关系，结成同族。
　　在近江郡，常见三津首一族，举行非常精彩的庆贺活动，特别是有众多人参加的笔会活动，其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叡山大师传》有这样的记述：“最澄之父身带敬顺，心怀仁让，内外共学，闾里以之为明镜。”又传曰，最澄七岁，就有广博的学问，成为同龄者的学习楷模。这些传记，难免夸张之辞，但最澄家系的背景不凡，是可以理解的。
　　最澄的原籍，是滋贺郡的古市乡，在现今的大津市膳所、粟津和石山附近，也即濑田川西部的湖南一带地方，是滋贺郡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市场之一。
　　原籍是否就是大师的出生地，尚不清楚。天台宗以坂本的生源寺作为诞生地，据说，是有传承关系的。
　　大师幼名广野。说到度缘，传大师首左和左肘均有黑点。《叡山大师传》载，大师之父信仰佛教，为求子，预定在比叡山的左脚神宫右肋的草庵，斋居七日，诚心忏悔。第五天，得好梦兆，其父便走出草庵。后果然生儿子，即最澄大师。因在草庵梦佛，得好相，菩萨显出而生最澄，其父深悔当初忏悔日期不足就出神宫，便命最澄出家，补足自己礼佛的日期。最澄从父命，在神宫禅院修行忏悔，得佛舍俐。这即为最澄得度因缘之美谈。
　　二、出家、受戒
　　《叡山大师传》载，最澄十二岁，投近江大国师国分寺行表，修习唯识等章疏，十五岁，补国分寺僧缺而得度，二十岁受戒。
　　投行表而成为弟子的年份，以及十五岁得度，二十岁受戒，均与度牒、戒牒一致。若依此逆算，十二岁当在宝龟八年（777年）。但最澄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载：“最澄生年十三，投大和上”。若是这样，入寺时间，又在宝龟九年（778年）了。又，若根据神护景云元年（767年）诞生，十三岁是宝龟十年（779年）。十二岁入寺，正好是宝龟九年（778年）。
　　关于这一点，盐入亮忠氏是这样解释的：《叡山大师传》在这里特别指出，生年是神护景云元年（767年），就意味着十二岁入寺，是宝龟九年（778年）。这与《血脉谱》和度牒载十三岁入寺，是相符的。国分寺没有其他关于大师入寺的资料记载，那么，我以为，盐入亮忠氏的解释，是最稳妥的，舍此无他。
　　师行表，乃唐归北僧道璿的弟子。关于道璿的事迹，见诸吉备真备（693—775年）于天平宝字年间（757－765年）所著的《道璿和上纂》。此书曾被《血脉谱》引用，也载于《宁乐遗文》。另有《注梵网》著作，也从中引用了《传述一心戒文》。
　　道璿，唐河南省许州人，幼年出家，入洛阳大福先寺，从定宾受戒律，学律藏。又师事禅宗第六祖、北宗禅之祖大通禅师神秀的弟子华严寺普寂大师（651－739年）。普寂，初从恒景学习法律，与鉴真同学。恒景，乃天台第五祖灌顶的弟子，从玉泉神秀，入嵩山，后来住敬爱寺、兴唐寺。又称华严尊者，传曾住华严寺。又，神秀所住的玉泉寺，系天台宗开山祖天台大师智顗创建，在大师故乡荆州。天台大师曾在玉泉寺宣讲《摩诃止观》和《法华意义》。现多将普寂的弟子，归入真言宗一行，属北宗神谱系。
　　天平八年（736年），道璿因荣叡、普照之请，来日传戒，住大安寺西唐院，讲《梵网经》、《四分律行事钞》诸经。天平胜宝三年（751年），成为律师，成为东大寺开眼供养会的祝愿师。
　　道璿，为弘扬戒律而来日，但因为按照佛法规定，举行正规的授戒仪式，必须有十名已受戒的僧人，否则，就不能举行正规的授戒仪式。后，鉴真带僧十四名、尼三名来日，道璿即依戒律，将授戒之事，委托监真举行。
　　晚年，璿师因眼疾而退居吉野的比苏山寺，注《梵网经》，制《四季追福文》，天平宝字三年（759年）三月二十五日，作《愿文》。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四月十八日圆寂，春秋五十九岁。
　　据吉备真备言，圣人之所以圣明，是因为遵循戒律；而要保持戒律，就得常常用美声诵吟《梵网经》之经文。叡师的《四季追福文》，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发誓各季分别追从禅宗祖师和佛之三宝（佛宝、法宝、僧宝），而消除烦恼。
　　另外，在《叡和上书》中，吉备真备还谈到：一般僧众，在礼佛之时，总要增加佛灯的亮度。其结果是，佛被烟火熏黑了。这实在是一种罪过。道璿主张，与其多添佛灯熏黑佛像，倒不如只留下一根灯芯，把其他的都灭掉。若能如此，反而能从某一侧面，体现出对佛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道璿主要修习弘扬禅宗，最澄也从道璿、行表处，承受了禅宗。同时，他又通晓戒律、华严和天台。
　　《梵网经》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只要抱着于百劫间仍潜心修行，就能成为卢遮那佛。”最澄在解释这句经文时，引用了天台大师智顗的话。智者大师在所著《随意普礼法》中讲到，进入觉悟的境地时，不犯一切戒条，通达一切佛法。具备这样的戒律、禅定、智慧者，就叫卢舍那佛。这虚空不动的戒、定、慧，最澄即使到晚年，仍尊重力行，成为最澄思想的骨骼和精髓。用天台学说，阐述禅之修行，这说明，最澄已经从禅宗转入天台宗，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行表（722－799年），系大和国出身。度牒上载：“葛上郡高官乡户主大初位上桧前调使案磨之男，百户”。户主桧前案磨之子，名叫百户。是天平十三年（741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敕于国宫中得度的773人之一。
　　《续日本纪》记载，十月十六日，度人750人。十二月十四日，并无得度记载。行表师主为道璿。二十岁受戒，本寺为大安寺。但如根据房主帐载，天平十五年（743）三月二十九日，于兴福寺北仓院受戒，年二十二岁。这时的和上等情况，不见史志记载。受戒后，成为近江的崇福寺寺主，造千手观音像，安置于崇福寺中。后，转任近江大国师。
　　最澄拜行表为师的年份，是宝龟九年（778年）。此时，行表已五十七岁。行表从道璿处受达磨心法，学佛性清门，内外清净，住持佛法，离欲清净，不染物色。这些，最澄都铭记在心。最澄曾受道璿的灯芯教，故他常常注意诚心礼佛。延历十三年（794年），成传灯法师。
　　其后，最澄亲记佛教系谱，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将行表归入禅宗系谱。因而可知，最澄主要教授禅法，但其中，也包含了道璿的思想和天台的行法。
　　关于最澄得度年份，国府牒、度牒案载，为宝龟十一年（780年）十一月十二日，与大师传等记载有别。至于从近江国分寺行表而得度，则没有异议。
　　得度的手续，是按以下程序办理的：(1)国分寺僧最寂亡故，根据僧众定员，必须补缺，近江国解向太政官提出要求；(2)十月五日，太政官根据提交的的辞呈，出具施行得度手续的符证；(3)收受太政官符凭的治部省，于十月十日，给国府开具得度符凭；(4)国府于十一月十日，以大掾藤原朝臣俊房的名义，给国师开具“准许三津首广野十五岁得度”的国府牒。行表于第二天，为最澄行得度仪式。行得度仪式的场所，是近江国分寺。至此，最澄以行表童子身份，入国分寺。
　　讲到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最澄之所以能这么容易地补缺入僧籍，恐怕是因为最澄与已故僧最寂只一字之差的缘故吧。
　　国分寺，原定僧额为二十人，圣武天皇天平十三年（741年）下诏，如有缺员，可及时补员。但这一制度，至四十二年后的延历二年（783年）四月，已作更改。缺员补充的新制，并非如原先那样简单地进行，而是只限于经过数年精进练行，又矢志信佛不变者，方能补员剃度。
　　最澄得度时，报告已读《法华经》一部、《最胜王经》一部、《药师经》一卷、《金刚般若经》一卷、《方广经》开题具唱礼、《金藏论》“我慢章”一卷、《三宝论》一卷、《俗典》二卷。
　　得度三年后，最澄领到了得度证明书，即度牒。现在，此度牒仍保存在京都来迎院。这份度牒，对最澄的户籍、身体特征、得度始末、师主行表等，都有记载。年月日之后，还有大国师行表、少国师妙定、国花柏的亲笔署名。
　　延历四年（785年），最澄受戒。是年，最澄二十岁。至此，最澄成为大僧，即正式的僧人。受戒的具体日期，是四月六日。一说，是四月六日之前。受戒地点，是东大寺戒坛院。这些，在僧纲牒中，均有详细记载。僧纲牒上，还有大僧都贤景、少僧都行贺、律师玄憐的署名。此外，还有列席授戒仪式的从仪师常耀、威仪师明道、乘万的署名。所谓威仪师，就是在授戒法会之际，吩咐举行仪式的僧人。而所谓从仪师，就是遵从威仪师的吩咐，具体主持仪式的僧人。
　　经受戒，最澄成为公认的僧人。
　　三、当时的佛教形势
　　最澄出生前六年，即天平宝字五年（761年），作为首都平城京的陪都，是近江保良宫。近江，经藤原仲麻吕父子二代近江守的营造，在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仲麻吕一族的领国。保良宫，座落在旧滋贺郡石山村国分。由此可以推定，国府、国分及附近地方，均与石山寺有着密切关系。照此推论，最澄的本贯，当在陪都一带。
　　藤原仲麻吕及其父亲武智麻吕，均与比叡山有着深远的关系。只是父子二人，均于最澄出生前三年，在近江西岸，被满族抄斩了。
　　藤原仲麻品（706－764年），祖父藤原不比等，父亲武智麻吕。仲麻吕因得叔母先明皇后的信赖，而连续累进，三十六岁为民部卿，三十八岁为参议，四十岁兼近江守，四十一岁为式部卿。
　　四十四岁，即天平胜宝元年（749年），进大纳言，兼紫微令，改皇后职之名为紫微中台之长官。同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给皇太子安信内亲王，孝谦天皇即位。光明皇后作为天皇的生母，拥有很大的权力。九月，改皇后职为紫微中台。这样一来，太政官、中务省的职掌，实际上已移到紫微中台；孝谦天皇的大权，有名无实。而身为紫微中台专官的仲麻吕，却掌握着很大的权限。
　　天平宝字二年（758年），仲麻吕女婿淳仁天皇即位，五十三岁的仲麻吕，成为太保（右太臣），赐名惠美押胜。二年后，改任太师（太政大臣），位极人臣。可是，就在这一年，光明皇后崩，仲麻吕的权力，受到了威胁。
　　孝谦上皇重用弓削道镜。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仲麻吕与孝谦上皇战。仲麻吕欲逃往东国、北国，终不成功，败于琵琶湖西岸的胜野鬼江。九月，被斩首。
　　道镜则因助王讨贼有功，于讨贼将军藤原藏下麻吕凯旋之日，被任命为大臣禅师。翌年，升任太政大臣禅师，掌握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孝谦皇上再次即位，是为称德天皇（日本第48代天皇，764至770年在位）。
　　天平神护二年（766年），道镜成为法王，佛教政策渗入了政治权力，禁止国郡司的财政流用，努力营造国分寺；禁止僧众在山林集会读经及举行大型法会。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最澄诞生了。
　　由于道镜严禁在山林举行法会，致使当时的日本，“山林树下长绝禅迹，伽蓝院中永息梵音”。宝龟元年（770）八月四日，称德天皇驾崩，道镜下野，并随之亡故。相继即位的光仁天皇（日本第49代天皇，770至781在位），对于佛教只求严格、清净，不再禁止法会。后，最澄入比叡山求学修行，开山林法会之道。
　　又，沙弥度牒也不再用道镜私印，改用治部省印。宝龟二年（771年）三月十五日，置威仪师六人。最澄受戒的僧纲牒上，就有威仪师明道、乘万的署名。
　　最澄就在光仁天皇这样的改革年代成人。宝龟十一年（780年）得度，延历四年（785年）受戒。为求严格的佛教实践修行，最澄亲入此叡山。正是因为最澄顺应了改革的时代朝流，才成为一代高僧。
　　第二章　比叡山求学修行
　　一、入比叡山
　　在东大寺受戒后，最澄于同年（785年）7月中旬，入比叡山，开始了山中修行的生活。
　　比叡山，自柰良时代（710至794年）开始，就是修行之山。
　　藤原武智麻品（680－737年）为近江守时，曾于和铜八年（715年），登比叡山，经数日，并在山上种植柳树。其子藤原仲麻吕（即惠美押胜，生平706－764年）为近江守时，也曾登比叡山，写下咏柳诗一首，即《咏比叡山先考旧禅处之柳树》。为和仲麻吕诗作，麻田连阳春写了一首《怀风藻》。仲诗中有宝殿、梵钟、精禅处等词句，传即为描写山修处的形状景致。仲诗云：“近江惟帝里，比叡是神山。山静俗尘寂，谷闲真理专。于穆我先考，独悟阐芳缘。宝殿临空构，梵钟入风传。烟云万古色，构柏九冬坚。”和诗曰：“日月荏苒去，慈范独依依。寂寞精禅处，俄为积草墀。古树三秋落，寒花九月衰。唯余两杨树，孝鸟朝夕悲。”
　　最澄入比叡山的理由，是因为无常感和自我反省，立志致力禅学，刻苦修行。这只要读一下他入山不久所写的“愿文”，就能明白。
　　二、愿文
　　入比叡山后，最澄于坐禅之际作《愿文》，记录了自己的心境、入山理由及五项誓愿。
　　最初记录的，是深刻的无常感。文中记述道，在没有快乐的葬仪场，不论老人、少年，皆白骨散曝；而于昏暗的墓室，贵人贱人争宿魂魄。这是说，在生若不行善，死后均将成为地狱之薪；在生若不按照佛教的旨意行善，其结果必如白骨散曝、争宿魂魄之悲惨。
　　最澄反省：自己乃现实中无学问者中最无学问者（愚中极愚）；不能修行者最欠修行者（狂中之狂），上违诸佛，中背皇法，下欠孝礼，若无执着求学修行之心，足不可能达到悟境的。于是立下五愿。五愿的总体意思是说自己还未得六根相似之位，往后要终身出家事佛。具体五愿为：(一)还未能得照理心，往后但愿才艺不废；(二)还未得具足净戒，往后愿不参与檀主的法会；(三)还未具般若之心，往后愿不承担世间人事缘务。除得相似之位；(四)在三际之间所修功德不独归于已身，普遍有识都回施，得无上菩提；（五）不独自己一身，连众生也共同解脱。照此五愿修行，求得解脱，证得安乐，及至六根相似之位，得神通力时，必定能进入一切迷惑世界，净化未来永劫的各种国土，终使众生也醒悟。
　　愿文中第一、第四提到的六根相似位，是天台宗用语，是到达悟境而修行的一个阶段。天台宗将迷惑至悟境的修行阶段分为六即之位，一方面是分为六阶段，另一方面是一切段位皆附以“即”字，具有六即之位的人，实际就是成佛的表现。第一为理即，本人还不知道佛教的全部内容，尽管如此，还是知道佛是佛；第二为名字即，已知佛教教理，知道一切是佛；第三为观行即，潜心修行；第四为相似即，意为与悟相似的阶段；第五是分证即（又曰分真即），割断一部分根本性的烦恼，已达到部分悟的阶段；最后第六为究竟即，尽弃一切烦恼之根本，最终得悟。
　　最澄于六即第四阶段即把入山修行视为当务之急，说明他对相似即的佛法真理观察得相当明了，已慢慢接近悟的阶段，六根（五个感觉器官加上思维）纯化，烦恼的根本作用已被抑制，达到与悟相似的立场。一旦到这样的阶段，即使从事世间的人事缘务，也成了佛法的作用。
　　五愿第一条，最澄发誓就是到达与悟相似的阶段，也决不出比叡山以外的世间，将终身事佛。
　　而且第四条又进一步说明，即使到相似阶段，也决不从事世间的事务（世间的人事、缘务）。这是“息请缘务”的意思。天台大师曾言，为求学修行必须具备五种条件（即五缘）：衣食、持戒、闲居静处（居处于幽静的场所）、息诸缘务（停止种种事务）、须善知识（跟从出色的法师）。五缘第四条就是说要修行必须停止人世间的缘务、人事、技艺和诸学问。最澄五愿第四条的意思也大体相同：不至六根相似，决心不承担包括庆贺宴请、送往迎来在内的一切人事、缘务。
　　五愿第二条发誓还未得照理心，往后还要不废才艺。才艺，指缘务中的技艺，包括医术、卜筮、雕塑、彩画、棋、书、咒术等艺术、游艺、生活的方法。照理心，在天台宗原本当在分证即，但盐入亮忠氏《新时代的传教大师教学》一文认为也指六根相似即。
　　五愿第三条发誓，在不具备戒律时，不参与檀主的法会，这实际就是持戒清净，乃修行必具五缘中的第二条。
　　最后第五愿，即大乘佛教中的利他行。不仅自己达到悟的目标，还要把自己所积功德延施给一切众生，拯救他人，与己共悟。佛教把达到这种境界称为“大乘物”。
　　五愿之后，最澄又于后记中发誓，若自己依照五愿修行，得六根相似之位，具备五种神通力（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或叫神足通），即入普遍的迷惑世界，拯救众生至佛的世界，使众生皆悟。
　　至于愿文中没有直接叙述五缘第三条的闲居静处，也即居住于深山远谷或兰若伽蓝，我想，最澄入比叡山，已具备了修行的场所选择这一条件，五愿中不需再述了。
　　三、天台修学
　　《叡山大师传》云，看了最澄的愿文后，当时的内供寿兴主动与最澄交往，二人结下了友谊，关系十分亲密。这就使最澄有机会看到《起信论疏》和《华严五教章》等经典，最澄深知这些经书是天台宗的指南，一心想好好阅读。碰巧，那时正好有深知天台之法文所在的佛学家抄写了《圆顿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疏》（以上乃天台三大部）、《四教义》和《维摩疏》等华严经书。据说，这些书是鉴真带到日本的。其中，《起信论疏》、《华严五教章》都是唐朝华严宗的大成者贤首大师法藏（643－712）的著作。最澄之所以要认真研读这些华严经书，我想是因为他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老师道睿也是精通华严的高僧。后来，最澄在他所著的《依凭天台集》中，拟订了这样的项目：“依据法藏的天台之义作华严义等二十三卷。”最澄还在著作中引用了《五教章》、《华严探玄记》及《起信论疏》下卷。后来，在最澄与德一的论争中，双方都引用了《华严五教章》的一乘说，详见德一的《中道义镜》和最澄的《守护国界章》。
　　上述这些经书都涉及了天台宗教义。所以，为了寻求天台宗的教说，当时就完全有可能把鉴真带来的经书抄写出来。虽说鉴真来日本是为了传播戒律，但他原先是天台宗第二代章安灌顶（561－631）的弟子弘景的弟子，也是天台宗僧徒，因而来日本时带来的书物中有许多天台宗经典，计有《天台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仪》十二卷，《次第禅门》十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至于《维摩疏》一书，不是鉴真带来的。据说是初代的延历寺别当伴国造之祖父大伴古麻品带来的。大伴古麻吕作为遣唐副使，乘自己的般，随监真一行回国，带回了《维摩疏》。但因为考虑到当时的日本，物机尚未成熟，故此书缄封未传世。直到延历年中，见此叡禅师弘扬的教义超越诸宗，才于东大寺随玄义、文句、止观、四教义等一起被抄写传世。依据监真带来的书珍藏于东大寺推定，这批经书在东大寺抄写是可能的。
　　但是，抄本也有藏其他寺院的。最澄在《守护国界章》中就曾记载道：“又，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并东大寺法进僧及普照法师带来的第二本十卷《圆顿止观》，珍藏在江州梵释寺。”可见，近江的梵释寺也有监真带来的《圆顿止观》抄本，而且已证实即为最澄所持有的抄本。这里所说的第二本，是在现行的《摩诃止观》前汇集的版本。
　　灌顶在智者讲说的基础上整理了《摩诃止观》，第三次改订本即为现行本，与之相对，鉴真带来的称第二本。法进，是随鉴真来日的僧人，是天台山沙门。普照是要求鉴真来日的僧人。
　　最澄诵读了这些华严宗书籍，立志修学天台教学，而且专心研读鉴真带来的抄本。但，最澄既然在“愿文”中已引用了天台宗的实践论，就可见天台修学在他入比叡山之前就已进行。关于最澄的天台修学在制作愿文前或后，关口真大氏作了介绍，他认为，“愿文”是最澄读《天台小止观》有感而作。后来，最澄又以其师道睿、行表对天台宗教理和实践的见解为原动力，悉心研读了天台修学书籍，接受了真正的天台教学。所以，可以说，诵读华严书籍是最澄入山修学天台宗的契机。
　　四、内供奉
　　最澄于受戒入山后第六年，即延历十年（791）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授予表示修行入位的僧位。关于最澄授修行入位的僧纲原文已被发现，今藏比叡山。原文如下：
　　僧纲
　　僧最澄　近江国分寺　今授修行入位
　　延历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僧都修行传灯大禅师位贤璟
　　威仪师传灯大法师位常耀
　　僧都传灯大法师位行贺
　　僧都传灯大法师位玄憐
　　律师传灯大法师位善谢
　　律师传灯大法师位等定
　　其中的贤景、行贺、玄憐，在延历四年已分别是大僧都、少僧都、律师，他们的署名已见诸最澄受戒的僧纲牒。
　　延历十六年（747），三十一岁的最澄被任命为内供奉。关于这一点，可从最澄入唐时明州牒上刊载的官衔“从奉僧最澄”得到证明。另外，在《天台霞标》中也有“补内供奉官符”的记载。根据其中的太政官延历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的官符可知，最澄是为补十禅师之缺而任内供奉的。
　　内供奉，是供奉宫中内道场，担任读师等职务的高僧。据史载，天平十八年(746)已设内道场，以玄访为内道场僧正。宝龟三年（772）三月，选十名僧为十禅师，任内道场供奉，给予官衔和薪奉。
　　宝龟三年三月六日选出的十禅师为秀南、广达、延秀、延惠、首勇、清净、法义、尊敬、永兴、光信。这十人或因持戒足得称道，或因医术著名，奉诏为供奉，并终身享用。当时称为十禅师。后来，每遇缺位，择清行者补之。最澄即是作为清行者被补入十禅师，按照规定，一旦被选为内供奉，就终身不变。
　　前面提到，最澄写了“愿文”，被内供奉禅师寿兴看到，寿兴便与最澄亲密往来。关于寿兴，未知是不是修圆的弟子寿广（781－842）。但按照常理，寿兴应该比最澄年长，又似不是寿广。
　　又，“愿文”本是自己决心的记载，既然给寿兴看了，说明二人原先就关系密切，所以当十禅师缺员时，最澄有幸作为清行者被举荐，补选入十禅师。后来，最澄的弟子圆澄、光定、义真也被补选入内供奉，就是例证。
　　五、经典抄写
　　这以后，最澄更加注重广泛地学习佛教全面知识。这可能与天台教学本身就要求掌握佛教全面知识有关。
　　延历十六年（797），最澄对弟子经珍等讲到了自己的心愿，打算抄写经、论、章疏、记等经典。而且，除了请求叡胜、光仁、经丰等帮助抄写上述经典外，还希望将南都七大寺所藏的书籍也抄写出来。为此，他在作“愿文”后，即派遣经藏、妙证等分赴南部诸寺，一方面提示他们协助抄经，一方面请求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保证抄经生的衣食供奉。
　　及经书抄写工程完毕，最澄设万僧斋，庆贺经书抄写圆满完成，感谢南都和东国各寺院、僧众的援助抄写和给予供养，并将经藏安置于比叡山。
　　在众多的抄写生中，最突出的要数居住东国的道忠。《叡山大师传》载：“道忠，志向远大，知识渊博，助抄大小经律论二千余卷。”二千余卷，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据唐开元释教录记载，所有佛教经书是五千四十八卷，道忠抄写了近一半经典，而且内容涉及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实在难能可贵。
　　六、道忠及其弟子们
　　道忠，系鉴真于日本持戒的第一位弟子。《叡山大师传》载：“道忠，常以传法利众为己任。”《无亨释书》也有同样的记载。其后，最澄赴东圆（弘仁八年，即公元817年），见道忠的弟子遍布下野的大慈院（今枥木县下都贺郡岩舟町大慈寺）和上野的净土院（今群马县多野郡鬼石町净土寺）。其他传为道忠开山的寺庙还有武藏慈光寺（今奇玉县比企郡都几川村）。由此可见，道忠的教化活动范围极广。也正因为考虑到道忠这位鉴真持戒第一弟子在东国居住，所以将“天下三戒坛”之一的药师寺设在东国。
　　道忠于鉴真亡故当年（763年）受戒，时年二十岁。又，道忠生卒年代为744－797年。据此，道忠助最澄抄写经典的时间至少在延历十六年（797年）五十四岁之前，或许更为年轻的时候。
　　第三章　高雄山寺讲经
　　据《叡山大师传》记载，自延历十七年（798年）冬十月举行“《法华》十讲”法会开始，最澄在比叡山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讲经法会。
　　延历二十年（801年）十一月，最澄邀请南部十大高僧，举行诸宗《法华经》讲义法会。十位大德高僧——奈良的胜猷、奉基、宠忍、贤玉、光证、观敏、慈浩、安福、玄耀各承担《法华》三部十卷的一卷讲经任务，阐述了南都六宗《法华经》的各种教观。而最澄本人，则就三乘、一乘展开了广泛的论述、宣释。
　　为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讲经法会，最澄查考翻阅了大量资料，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最澄入唐时随身携带参阅的《折服十大德疏》十卷，就是法会的纪要。倘若此稿现存，便可见法会盛况。可惜已经散佚。
　　这次法会后二个月，延历二十一年（802年）正月十九日，高雄山寺的和气弘世、真纲向最澄发出了邀请，请他赴高雄山寺主办一次大法会。最澄应邀前往。高雄山寺的法会也邀请了十余名南都高僧。引人注目的是这十几位高僧中包括了延历二十年叡山法会的十大德。
　　最澄在法会上，慨叹一乘之拥滞，悲鸣三谛之未显，又弘阐了一心戒文、《法华》玄义、文句、止观及天台四教义。可谓弘扬一乘教义的法会。
　　桓武天皇亲临法会，并致谢表。
　　第四章　入唐求法
　　高雄山寺法会上最澄的讲经宣化，使桓武天皇得知天台教义。此后，天皇为天台教义的弘扬和天台教法的兴隆进行了积极的倡导。
　　延历二十一年（803年）九月七日，天皇向大学头和气广世询问，如何建立天台妙悟。广世经与最澄终日商议，得出结论：为了弘扬天台教义，应派遣天台教高僧入唐留学求法。于是建议天皇在派遣入唐使节时，同时派遣僧人留唐修学，并使之有较长时间在唐习修天台教法。广世认为遣僧人入唐求法的理由有二，一是当时日本，可供学习参考的天台教义经籍多有误脱，有些细节不甚详明，据此无法完全得悉《法华经》的深奥意义；二是日本的天台高僧多非直接师承天台大师，不是正统的天台宗师，难以令僧徒信服。
　　此时，日本正筹划派遣第十六批使者入唐。延历二十二年（804年）四月，最澄奉诏随遣唐使入唐求法。
　　延历二十三年（805年）九月一日，最澄自长安出发去台州，因病在明州滞留多日。九月十五日自明州出发，二十六日到达台州府临海，谒见台州刺使陆淳，进献黄金十五两，并纸、笔、刀、火铁、兰木、水精珠等礼物。陆淳当即返回黄金，希望最澄入天台山，请道邃协助，用这些黄金购买纸墨，募人抄写《止观》等经典，以备日后归国传法。
　　道邃，系天台宗七祖，为天台宗中兴祖师六祖荆溪大师湛然的弟子，当时是天台山修禅寺座主。
　　延历二十三年是唐贞元二十年（804年），道邃应台州刺史陆淳的邀请，正好在临海龙兴寺讲授《法华》、《止观》。最澄于到达台州府的第二天随刺史陆淳和结束龙兴寺讲经的道邃，向距台州府北约60公里的入唐求法目的地——天台山进发。
　　天台山，系天台宗开创者天台大师智者修行并最终领悟天台真谛的道场，为天台宗的发祥地。最澄入天台山后，先后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随行的译僧义真和尚，也于延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在国清寺受具足戒。
　　最澄后又入天台山佛陇寺，从座主行满学习其他天台教义。行满也系湛然弟子。据《叡山大师传》称，行满对最澄入唐求法的影响相当深远，他赠予最澄的天台经籍计八十二卷，包括《法华疏》、《涅槃疏》等。为此，行满还手书条幅为证，其文曰：“昔闻智者大师谓弟子语，吾灭后二百岁，我法将于东国兴隆。圣语不朽，今日得遇此人也，吾愿将所披阅之法门悉付日本阇梨，当携此至东国传灯”。这手迹上，还盖有行满的印章。
　　最澄在唐求法期间，不仅学习天台教学，还研修禅、大乘戒和密教等佛学。最澄于出家之初，即师行表受北宗禅，入天台山后又接受了有异了禅宗系谱的牛头禅。又赴越州，从兴隆寺阿阇梨顺晓，受三部《灌顶》和唐密教正统派教义。
　　《宋高僧传》关于最澄有这样的记载：“贞元二十一年，日本国最澄远来求法，听说受诲昼夜不息，抄尽一宗论疏，以归国传教。将行，诣郡庭，白太守：‘愿求一言为证’。太守陆淳嘉其诚，即署曰：‘最澄闻梨，身虽异域，性实同源泉。’”
　　另据《越州录》载，最澄在越州期间，也孜孜求学，同时得授胎藏界三部灌顶和金刚界五部灌顶，与龙兴寺阿阇梨顺晓结下了深厚的佛缘，留下许多佳话。如今现存的大阪四天王寺还有顺晓、最澄的往来信物。
　　明州刺史郑富则也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给最澄的书籍上写道：“最澄阿闻梨性禀生知之才，来吾礼义之邦，万里求法，视险如夷，不惮艰劳，是以神力保护。南登天台岭，西泛镜湖水，穷智者之法门，探灌顶之神秘。真可谓法门之龙象，自青莲池涌出”。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最澄结束了在唐求法活动，五月十八日受遣唐使指示，随第一船回国大使从明州出航，六月五日到达对马阿礼村，七月一日随大使藤原葛野晋谒天皇。
　　最澄自唐带回的经典书籍总计127部，347卷，其中有道邃赠送的《维摩经私记》一卷、《大般涅槃经私记》十卷、《止观记中异义》一卷、《天台沙门乾济集》三卷，还有《台州录》、《台州求法略目录》、《天台随部目录》、《天台疏点经目录》、《法华部》、《止观部》、《禅门部》、《维摩部》、《涅槃部》、《杂疏部》和《别家部》等。
　　第五章　天台宗的公认
　　一、归国后的状况
　　最澄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六月归国，七月十五日，遣弟子经珍进宫，进献金字《法华经》七卷、《金刚般若经》一卷、《菩萨戒经》一卷，共计十卷经典。另献“天台智者大师灵应图”一幅、天台大师禅镇一件、天台山香炉峰柽柏木文尺四枚、说法白角如意一柄。随献礼上表文曰：“天台教学，乃最高一乘法门，愿天皇以此为吾国最高教法，敦其兴隆。吾入唐求法，携回经论二百三十部，今奉进金字经十卷。”
　　《天台山智者大师灵应图》，据《台州录》载，系天台山神僧所绘，描摹智者大师得道前，受教示顿悟真谛时的情状。禅镇，为坐禅时防睡的道具。如意，为说法时讲师所持的道具。柽柏木文尺，一说即“呈”，为送神时所持的道具。
　　天皇诏和气弘世，为将最澄带来的天台法文流布天下，在南都建造七大寺，并赐宫中书写的色皮纸，督图书寮抄写七部经籍。这时的天台法门抄写工程，至弘仁六年才完成，嵯峨天皇为此经典题写“摩诃止观”金字，然后安置于七大寺。
　　次年八月二十七日，又新建灌顶道场，石川、柽生二禅师，率弟子受最澄灌顶。
　　九月七日，在高雄山寺传授灌顶。
　　九月十六日，与三论、法相六名学生讲论。这六名学生曾入唐从道邃、顺晓学法，归国后又于高雄山寺受最澄三昧耶妙法的传授。为证明传法公验，六人乞最澄赐公验一首。
　　又同日，为在唐受具足戒的义真乞治部省公验。
　　二、年分度者的新制度
　　归国不久，最澄以最惊人的效率，于翌年正月即申请担任年分度者的新任务，并要求增加天台宗度者。因僧纲的赞成，最澄的提议得到公认。这样，天台宗拥有了自己的僧徒。于是，天台宗作为独立的宗派在朝延、在南都得到了公认。
　　所谓年分度者，就是每年准许得度的一定数量的僧者。追逆其起源，《日本书纪》有这样的记载：“敕旨，按照读诵《金光明经》的优劣，每年十二月晦日，度净行者一十人。”以诵读《金光明法》为目的得度制度，旨在祛灾招福，期待国家隆盛。
　　最澄提出的年分度者新构想为：每年度者12名，于南都六宗中加天台宗。南都六宗中大乘宗派度者各2名，小乘宗派各1名。即华严宗2名，天台宗2名，律宗2名，三论宗中小乘成实宗加至3名，法相宗中小乘俱舍宗加至3名。
　　最澄关于年分度者的新构想，因得到僧纲的赞成，不久即得以施行。正月二十六日便产生了太政官符。这官符，对年分度者的学生、得度、任用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很有特色。
　　华严业二人，均须诵读中国华严宗的大成者法藏《华严五教章》三卷、《华严经旨归》一卷、《华严纲目》一卷。天台业二名，一人须诵读《在毗廬遮那经》，一人须诵读天台宗开创者天台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那一人作为密教专家，一人作为天台宗专家。律宗二人，须诵读大乘戒律《梵纲经》和法相宗的《瑜伽师地论》“声闻地”部分十三卷半。三论宗三人中，二人须诵读三论业《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另一人须诵读成实业《成实论》。法相业三名中，二人能读法相业《成唯识论》，另一人须诵读俱舍业《俱舍论》。这是新年分度者制度关于学业课目的规定。
　　年分度者得度许可条件还规定，各业求度者都得经过注释经籍和诵读经论的考试，除了能读《法华经》、《金光明最胜五经》的汉音和训读，还要从有关经、论中选出十条教义进行质问答辩，能回答五条以上者，即半数能答对的，便通过。
　　如果所有求度者均未通过经论考试，则请治部省、玄蕃寮和僧纲担任者共同商议，推选适当的候补人作为下一年的得度者。在推选候补得度者时，须兼顾各业代表，使各业不致废绝。如有教理非常通晓的，即使汉青不娴熟也不加限制，同样可以推行为候补得度者。
　　经得度、受戒，便取得了僧人的资格，此时，须谙熟二部戒本——《此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羯磨》和《四分律钞》。还得进行专业考试。从各宗教学选出十条教义，另出有关戒律的试题二道，能答对七题以上的，任命为立义、复讲、讲师。其中，戒律二题必须全部答对，否则不予录用。
　　这套考试程序的制定和施行，得力于最澄的弟子光定。光定，是最澄归国后第一批得度者。
　　由于最澄新年分度者制度的推行，天台宗与南都六宗的其他宗派一样，每年都产生新的高僧，使天台宗在日本朝野得以公认，并与诸宗共同繁荣，为其日后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初期年分度者
　　按照新制规定，每年限度天台宗僧人二名，据此，大同五年得度者仅二名，这是公认的。但实际上，最澄于翌年为大同二年以来的八名僧人举行了得度仪式。此后，按规定每年得度二人，至弘仁九年，共有二十四人得度。可惜这二十四人，留住比叡山的仅十名，其余十四人相继离开了比叡山，原因有转修法相宗的，有为养母的，有随缘巡游修行的，也有亡故的。为此，最澄非常担忧，深怕天台宗后继乏人，圆道殆绝。于是，开始思考天台宗学生养成制度，使天台宗成为独立的教团。
　　最澄曾在《显戒论》中写到：“古来度者每年十人，先帝新加，每年二人。新加的旨意，原为专门传持圆顿之戒定慧，不只希求出家的功德。但顷年间，此宗学生，拘尼小仪，驰散城邑，山室空芜，圆道将绝。”
　　正是因为虑及天台退散太多，后继乏人，最澄才发动了创立新的天台学生培养制度。
　　第六章　与空海的关系
　　一、最澄的修法
　　归国后的最澄，为妥善处理与密教的关系，于七月十日遣弟子经藏入宫，呈递表文，在叙述天台教法的同时，也建议弘扬灌顶秘法。
　　八月九日，天皇宣最澄于殿上悔过读经。最澄进献自唐带回的佛像。
　　九月七日，最澄在高雄山寺新建的毗廬遮那都会大坛上，传授三部三昧耶妙法。
　　据《叡山大师传》载，这次法会举办前，天皇曾敕诏和气弘世，云“真方秘教等，尚未在本土传播。然最澄阇梨，幸得此道，诚为国师。宜拔诸寺智行兼备者，受灌顶三昧耶妙法。”且口宣：法会所用，无论多少，悉听最澄安排。又敕小野朝臣岑守为检校，速召画工等二十余人，绘画毗廬遮那佛像、大曼荼罗和宝盖等，并缝制佛、菩萨、神王之像及幡五十余　。其他费用也均由宫中调度。
　　天皇还举荐道证、修圆、勤操、正能、正秀、广圆六名作为受法弟子。这六人中，道证和修圆为法相宗僧，勤操为三论宗僧。三人均兼修天台教学。
　　接着，八月二十七日，又给和气弘世的内侍宣诏，决定石川、柽生二师也参加受法。诏文大意言，古来真言妙法不传，今最澄传法，二师宜往受法。若二师得受此法，上可守护国家，下则利乐众生。
　　经过一番周详的准备，九月七日在高雄山寺举行受法盛会。
　　此后，又于九月十七日在殿上行毗廬遮那法。
　　也正是基于传授密教的考虑，延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太政官符中，当年的天台宗年分度者二名，一名为止观业，另一名则为遮那业。
　　二、与海空的关系
　　最澄与海空的初次会面，是二人乘遣唐使船同时入唐之际。但最澄有译僧义真相伴，作为还学生，翌年即随遣唐使归国；而空海作为学问僧，原定要在唐滞留二十年左右，深入研究汉学。两人入唐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而且，入唐时，空海乘坐的是第一艘大使船，最澄则乘坐第二艘副使船。再加上，最澄途中在九洲滞留了一年，然后再入唐，空海则直接入唐，两人相处时间很有限，不可能有深层次的交往。
　　翌年，最澄按原计划归国，空海则在更迟一年大同元年（806年）十月归国。空海归国后在九州摄津的慎尾声寺滞留了三年多，大同四年（809年）七月十六日得到入京许可，这已是嵯峨天皇即位约三个月后。这期间，两人之间没什么往来，据《传教大师消息》，空海入京后，与最澄之间也只有经书借抄、简短书札等往来，并没有师徒关系。可见，传说空海为最澄的僧师是没有根据的。
　　第七章　历访九州和东国
　　最澄于大同元年（806年）正月，度首批天台宗年分度者八名出家后，劝诫他们成为有道心者，继续修学一乘大经。为此，最澄在一乘止观院设教坛，长讲《金光明》、《仁王》、《法华》三部大乘经。
　　此后，又于弘仁三年（812年）七月上旬，建造法华三昧堂，选净行僧十二名，昼夜奉读《法华经》。
　　据《圆澄传记》载，最澄于大同二年二月一日，为首批天台宗年分度者长讲《法华经》。长讲法会，共分八个专题讲座，最澄亲自担任《法华》第一卷的讲授任务，余七卷，由七名大德高僧分授之。又于翌年三月八日修《金光明》长讲，由弟子圆澄担任讲师。这是日本《法华》、《金光明》二经长讲之始创。至大同五年，最澄全面开讲护国三部经——《法华》、《金光明》和《仁王》。
　　就这样，在最澄的一再倡导弘扬下，天台宗派的体制日臻完善。
　　二、入九州
　　最澄于弘仁三年（812年）九月，参诣大坂的住吉大神。为感谢渡海平安无事，在神前供灯万盏，诵读大乘经。这是随最澄前往大坂还愿的光定记述的。
　　住吉大神，包括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筒男命和神功皇后，供奉于大坂的住吉大社。其中的神功皇后，据传原为出兵朝鲜的将领，得神佑凯旋后成为镇护国家、守护海航之神。所以，遣唐使出海前必往住吉大社祈愿。
　　弘仁五年（814年）春，同样出于还愿的目的，最澄赴九州筑紫国。据史料记载，最澄赴九州筑紫国，为修诸多功德，造檀木千手菩萨一躯，像高五尺，又抄写《大般若经》二部一千二百卷，抄《妙法莲华经》一千部八千卷。
　　三、入东国
　　弘仁五年正月十四日，即宫中御斋会最后一天，因嵯峨天皇欲闻天台教义，最澄在赴九州前，与南都诸大德高僧在殿上讲经对论。
　　自九州归来后，最澄于六月三日，将桓武天皇属意所写的《天台法文》装潢奉献。嵯峨天皇为此书题写金字“摩诃止观”。此书存南都七大寺。
　　八月，因和气氏的邀请，最澄在大安寺塔中院宣讲天台教义。其时，南都大德云集，展开了精辟的讲经大论争。论争的主题是天台一乘与法相三乘的区别。
　　弘仁八年（817年）春，最澄入东国。三月六日在下野的大慈寺，为圆仁和德圆受菩萨戒；五月十五日，在上野的绿野寺，为圆证和广智受两部灌顶。
　　在东国期间，最澄还自谦地以一名普通修行者的身份，访问了助其抄写二千余卷经籍的道忠的弟子及其孙弟子们的诸多寺庙。
　　四、六所宝塔
　　关于最澄的东国之行，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本愿所激，前往东国，盛修功德。抄《法华》大乘经二千部，万六千卷，于上、下野各造一级宝塔，分置《法华》八千卷。又每日于塔下长讲《法华》，一日不缺，且兼讲《金光明》、《仁王》诸大乘佛经。弘愿所逮，后际岂息。所化僧众逾百千万人。”
　　天台宗，系《法华》宗派。最澄专讲佛经，理当以《法华》为中心。后又兼讲《金光明》及《仁王》，因其同为护国经典。由此推论，最澄于东国建造宝塔，旨在护国。
　　最澄还前后在东国建造六所天台法华大塔院，即安东上野宝塔院、安南丰前宝塔院、安西筑前宝塔院、安北下野宝塔院、安中山城宝塔院、安国近江宝塔院。从其为塔院命名，可见其欲安国、护国的良苦用心。
　　第八章　与德一的论争
　　一、德一
　　最澄乘访问东国的机会，开始了与会津德一之间的论争。最澄著作的大部分都与这一论争有关。这也标志着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大论争自此正式展开。薗田香融氏据此推断，最澄于弘仁八年（817年）二月所著的《照权实镜》，即为访问东国时的作品。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
　　关于德一，最基本的史料是最澄有关论争的著述片断、空海致德一书简及德一本人的著作。最澄和空海的文稿中都论述到，德一是从京都移住京国的。年轻时在京都潜心修学，大约二十岁时作为佛法传道者赴东国，此后久住东国。
　　兼仓时代的《注进法相宗章疏》和《东域传灯目录》等书籍中均有“东大寺德一”的记述，可见其属东大寺僧无疑。
　　兼仓时代以后的传记中，有说德一为藤原仲麻吕之子的，也有言其为押胜之子者。关于德一，非独俗系不明，生卒也不详。有人说大约生于宝龟三年（771年），卒于承和九年（842年）；又有说生于宝字四年（760年）、卒于承和二年（835年）的。究竟何种说法确切，不得而知。但从他与最澄、空海的书札中可看出他比空海年长，生于760年间比较合理。
　　德一著述颇丰，完整而有书名的著作就达17种，如《止观论》、《佛性抄》、《中道义镜》等。德一建立的寺院也很多，有50余所，著名的有筑波山寺、惠日寺等。
　　二、论争概述
　　关于最澄与德一的论争，现在所知无几。据说，论争的发端是因为德一在所著的《佛性抄》中对天台教义进行了批判，最澄为此反驳。论争始于弘仁八年（817年），迄于最澄死去的前一年——弘仁十二年（821年）。
　　论争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二大部分：一是关于天台宗和法相宗教学优劣的论争；二是关于一乘思想和三乘思想真实性的论争。
　　在整个论争过程中，双方均以东国各种教团为背景，不分胜负、心平气和地展开佛学论争。最后，以最澄总结反论的重要部分撰成《法华秀句》而告终。德一则将论争有关内容总括于《中道义镜残》一书中。
　　第九章　设立天台僧养成制度的运动
　　一、大乘戒独立运动的发端
　　大同元年（806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最澄为百余名僧、俗授大乘戒律。又于弘仁八年（817年）三月六日，为圆仁、德仁授大乘戒。
　　大乘戒，因与比丘、沙弥的资格并无直接关系，可以自由授戒。但一旦受此戒，就得立意按戒律条文修法。最澄本人，是在唐时从天台宗通邃受此戒的。此后，最澄决意按天台宗传授统为弟子们授大乘戒。
　　大乘戒，原本是在家、出家通用的戒律。大同元年最澄所授戒的百余人中就不只是僧徒，还包括在家的佛教信仰者。弘仁九年开始，最澄及其弟子开始了大乘戒独立运动，使之成为天台宗僧徒专用的戒律。是年二月七日，最澄对弟子光定说，为了天台宗的久远传播，欲建造大乘寺，授予光定“一乘佛子”称号。光定问：在日本，迄今未闻有大乘寺，今为何突然要建造大乘寺？又表示授“一乘”称号也得等大乘寺建成之后。
　　为消除光定疑虑，最澄解释道，日本确实未有过大乘寺，但印度早就有大乘寺、小乘寺、大小兼行寺；三寺的区别就是大乘寺专行大乘，小乘寺专行小乘，大小兼行寺则大，小乘兼行。大乘寺也可作一乘寺理解，因为大乘寺住一乘僧。因此，先有一乘僧，才有一乘寺。且言名建造大乘寺是为了祛灾护国。
　　四月末，最澄向天皇献仁王经时曾上表文，即开始使用“一乘”称号。他在表文中写到“谨遣弟子一乘定（光定）献宝经。”为了有别于得度的“一乘僧”，大师称未受戒的沙弥为“一乘沙弥”，称德高望重的高僧为“一乘佛子”。
　　二、六条式
　　大戒弃舍二个月后，弘仁九年五月十三日，最澄向朝廷提出《天台法华宗年份学生式一首》，欲推行天台宗僧徒养成制度，恳请天王栽定。
　　最澄根据天台法华宗年份度者的有关规定，将僧徒养成制度分为六条，俗称“六条式”。
　　最初是根据僧徒的学问和修禅情况，分为国宝、国师、国用和国贼，后来完善为六条式。第一为大乘，第二为菩萨僧，第三为长讲，第四为长念，第五为国宝、国师、国用，第六为国讲师。后来又在六条式的基础上，发展到八条式。也有主张合并为四条式的。四条式、六条式和八条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根本目的是要组建独立的天台宗教团。
　　尾声 最澄之死
　　弘仁十三年（八二二）二月十四日，最澄被授予作为僧人的最高地位传灯大法师位。那之后四个月。最澄因急切渴望的大乘戒和天台宗养生制度不能如愿意实现，遂于弘仁十三年六月四日忧郁而死。
　　死前，自知自己不久人世，于是在四月间对弟子们说，我命不久。若我灭后，尔等勿着丧服。又，山中同法，亦不得违背佛门制度饮酒。有背此行者，非我同法，亦非我弟子。
　　2003年3月2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