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到日本后，虽双目失明，还能用鼻嗅辨别日本药物的真伪，即便现代的中医师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汉方汉药在日本广为应用，现在日本崎阜市野崎药局的招牌还标有“汉方”、“自然药”字样，日本自然药饮片或成药的药物包装品上还可以见到鉴上人之像，足见鉴真对日本医药的贡献。

　　鉴真14岁即出家为僧，何以精通医药呢？本文对这一问题从历史背景入手试作如下概述。

　　鉴真的故乡——扬州，起源于邗沟的开发。汉高祖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刘濞开邗沟、筑邗城，致力于农桑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隋大业元年（605）8月，隋炀帝杨广即位，征用淮南民工20余万，开扩前代邗沟故道，从山阳（今淮安市）引水至扬子入长江，“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隋唐五代史》），并于扬州蜀冈上大兴土木，建筑江都宫。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交通，引起了扬州经济、文化的全面振兴，城市人口也急剧增长。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唐高祖武德九年（627），扬州府计23199户，94374人，到天宝二年（743），广陵郡计77150户，467857人。于此可知在116年中，扬州的人口增加近5倍，每年平均增加3220人，以近百分之四的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的显著增多，经济繁荣，必然促进医药业发展。

　　按唐制，唐前期的扬州城内的药铺只开设在市内，不能随地开设，一般居民坊内很少有药铺。经营药铺的主人称为“长老”，多带有徒弟，所经营的药物多用于市场交换，供社会需要。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影响下，药铺之间会出现竞争，因而产生了早期的药业行会，行会有行规和供奉的神农行业神。药铺出售药物皆有定价，以免同行之间不合理竞争。行会公推的“长老”，对内掌握行务。药市之地则置市令，市下有丞、佐、史、帅等官，“尝市廛交易，禁斥非违之事”，订有专门制度管理市场：“凡市尝以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市”（《大唐六典》），“凡陈肆交易之物，皆以官定度量衡平市”（《唐会要》卷六十六，《太府寺条》），货分等级定价，有些药物须依官样，并标题货主姓名，方可出售。如有伪滥交易者，货物充公。这说明唐代城市内外有很大区别，对市场的管理也很严格。当时工商业较集中。《唐律疏议》中有举当时长安、洛阳、广州、扬州都设邸店业之例，“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唐律疏议》卷四）。邸店合在一起，亦即仓库和商业合置在一起。

　　为适应商品贸易发达的要求，开元年间（713-742），扬州的邸店业逐步兴盛起来。当时在扬州罗城这个商业区内，药物邸店业亦很兴盛，往来于大江南北各地的大小药商和南洋、西域来的胡商，都云集到扬州进行频繁的药物贸易活动。唐代诗僧中的杰出代表皎然在《买药歌送杨山人》诗中称：“江南药少淮南有，暂别胥门上京口，京口斜通江水流，裴回应上青山头。……摇荡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概括了扬州药材市场的昌盛。

　　有些药商还同时兼营钱庄业，一些波斯商人于扬城列肆（波斯邸），除经营香药外，还兼营珠宝业和金融业，成为资产雄厚的大药商。如，有张公与其妻兄韦某一顶故席帽，云若无钱，可往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韦某往扬州入北邸，见王老方当肆陈药，见韦某携故席帽，即付一千万（《太平广记》卷十六）。开元初，有司徒李勉作浚仪（今河南开封）尉，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至睢阳（今河南商丘）遇一波斯老胡得病，求与勉同船至江都。老胡自言，本贵王种，商贩于此，已逾20年，家有三子。行到泗上，老胡病危，抽刀决股,取出一珠授勉,说是传国宝珠,当价万万。勉葬老胡于淮上，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旁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寻访，果与逝者所叙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其廛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太平广记》卷四零二）。看来这个波斯胡商是长期在扬州经营珠宝和香药的。

　　唐代扬州城里不但大小药铺林立，大小药贩沿街叫卖，行商、坐贾竞相动逾，而且城周近四十里的沃土上，地产药用植物抬头可摘，俯首可采，亦有以栽培药材而得名的地名、建筑物、构筑物，如因栽培吴茱萸而得名的茱萸湾和建在司徒庙西侧的药房与保障湖畔的芍药亭，皆可看到花开时节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芍药。唐宋时期，赞誉扬州芍药的诗句就有30余处。还有晚唐诗人皮日休则有《扬州看辛夷花》诗等。较有代表性的地道药材蛇床子、兔丝子，因味正气雄，列为贡品。

　　唐代以前，相传有东晋宰相谢安曾在扬州城西北方，位于高邮湖西与仪征和天长三县交界处的天山上炼丹，因不得志而心情郁闷，丹未炼成就病故了。到了南齐，有齐亘公又来到天山建庙，于山上炼丹、采药。有说他炼丹心诚，丹成后服下灵丹三天便成了仙。如今还保存着亘公当年炼丹的石井、石舀以及消遣的棋盘。东晋末年，神医华佗到扬州为广陵太守陈登治病，收广陵人吴普为弟子，吴普跟随华佗从医识药，修神农本草，编著成《吴普本草》流传后世。一方医药人文，使扬州成为中国医药学的发祥地之一。

　　总之，从医药文人到传奇式的医药故事，从种药到采药，甚至用药，已成为当时扬州路人皆知了。这对少能服劳、勤苦的佛家子弟鉴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鉴真生于唐垂拱四年（688），14岁入禅门，景龙元年（707）从扬州经洛阳到长安，景龙二年在长安受具足戒。长安是唐代的都城，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各族和各国商人云集，他们被称为“胡商”，其邸店有些比扬州的邸店为大，药物市场更为活跃。唐代寺院中，一般都有由僧人自行耕种、管理的田地，有的还设有庄园，许多寺院庄园内设有邸店。鉴真在大明寺“开悲田而救济贫病，启敬田而供养三宝”（《唐大和尚东征传》）。至今还可寻觅到鉴真栽培药草的遗迹。

　　长安当时寺院林立，高僧荟萃。著名的佛寺如慈恩寺、兴善寺、经行寺等。佛寺内住有不少印度僧人，他们多从事译经。译经并非都是海外僧人所为，唐玄奘即译出了大量佛经，其中包括《因明入正理论》。“因明”属“五明”之一，所谓“五明”是指古印度的五门学科，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佛教因明，是从小乘说一切有部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声明（语言文字学）、内明（各学派自立的学说，对佛教来说则是指佛学）、医方明（医学、药物学）、工巧明（工艺、天文历算学）。

　　在佛教经典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可谓“五明”，它几乎成了传播佛教的必要手段，当然，医药学并非佛教的专利，中国医药学亦非从印度传入。少林寺的僧人练武初期便离不开有温经、麻醉作用的草乌。释迦牟尼幼时所习之学亦包括“五明”，唐代一些高僧中，通晓医药者不乏其人，但象鉴真那样精通医药的高僧并不多见。这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经济发达、医学昌明的环境中，“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唐大和尚东征传》）。又经过从种药、采药到用药的长期实践，也就成为精通医药的名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