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交通事业
　　科技昌明，交通发达，舟车航运，何止一日千里。尤其近代各国不断开拓航线、发展海运，陆路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其结果不但促进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社会繁荣，而且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例如今日旅游事业兴隆，一般人只要坐上几小时的机程，就可以遨游洲际，畅游世界，真是“天涯若比邻”。
　　然而，在古代陆海空交通工具尚未发达之前，一切都要靠人的双脚，靠着意志力，一步一步的走出人际往来的道路。当中尤以佛教徒，特别是佛教僧侣，他们凭着求法、弘法的精神、毅力，一步一脚印的走出佛教弘传的大道，同时也带动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佛教僧信对交通的开拓，贡献极大，此一事实，不论证之中外佛教史，或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都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历代高僧走出文化交流的道路
　　中国是世界三大文明古国之一，因地理环境特殊，西为沙漠，东边临海，西南是西藏高原，对外交通不易，因而形成保守、闭塞的民风。所幸东汉明帝时，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历代高僧或为西行求法，或为弘传佛法于世界，终于走出中国与世界连线的通路。例如：连接欧亚，贯通东西，将中国的丝绸输往欧洲，并且将西方的希腊、罗马，与东方的中国、南方的印度文明结合起来的“丝路”，就是佛教僧侣以非凡的毅力和坚定的步伐，一步一脚印开拓出来的。
　　丝路贯通东西亚细亚大陆，是连接亚洲与欧洲东西交通的要道，全长七千多公里，通过中亚的绿洲和沙漠，绵亘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南边的草原地带，同时从蒙古通哈萨克大平原以及直通南俄草原地带。进入欧洲以后，首先遇到喀尔巴阡山脉，越过山脉，就是现在的匈牙利。
　　这条以长安为起点的道路，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条充满梦想和浪漫情调的世界。事实上，丝路沿途有沙漠、绿洲、草原，其中也有像塔克拉马干一样的大沙漠，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西方有帕米尔高原，更有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等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连绵不断，所以要越过这些地区是非常艰辛的，尤其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更是难上加险。晋朝高僧法显大师在公元三九九年曾横越流沙，经西域到天竺，在他的《佛国传》里就曾如此记载：“河沙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极目遍望，欲求渡处，则莫知所以，唯有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其艰难险阻，由此可见。
　　唐朝的玄奘大师，曾到印度留学，历经风险，最后抱着“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的决心，终于通过八百里流沙，不但取回无数经藏，更重要的是，走出中印的文化交流。
　　唐朝的高僧鉴真大师，因为悲愍东瀛没有戒法，遂应日僧荣叡的礼请，前往日本弘法。期间虽然历经十二年的艰辛困顿，甚至几度危及生命，大师始终怀抱着“为大事也，何惜生命”的悲愿，终于在六十六岁那年，第六次出海成功，得以把佛教、文学、医理、建筑、服饰、美术、工艺、蔬果、文物制度等中国文化，散播在东瀛三岛的土地上，使日本民众能亲炙大唐文化，因而受到日本人一致尊崇为“文化之父”。
　　中国历代西行求法，乃至弘化各地的高僧，无论走陆路或取海道，所经各国，上至王公，下至庶民，无不热忱迎接，礼遇优待。他们不仅为了求取佛经，其实也肩负着国民外交的使命，以及宣扬中国文化的责任，实乃文化传播的先驱。他们对后世造成的影响与贡献，撮其要者，有二：
　　为海外华侨开发的先驱
　　东汉时，佛教日渐繁荣。自此以后，佛教徒就往来海内海外，尤其一些求法的出家人，在南北朝时，经由广州登船，西往印度者，据史籍可考，共有十人。香港青山寺的开山杯度禅师就是从广州抵达香港的。
　　降至唐代，国人活跃于南海，由此向海外发展者，仍属佛教僧侣为多，甚至超过南北朝好多倍以上。义净三藏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约有近六十人前往印度，其中就有半数以上是经南海乘船而去；《宋高僧传》也有记载，唐代取海道前往印度的佛教僧侣总数在四十人以上，可见自古以来，佛教僧侣就是向海外发展的先驱了。
　　今日远居海外的华侨，殆以南洋群岛为数最多，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最早这些地区的移民当中，大部份以信仰佛教为主，甚至到处可见佛教僧侣的足迹。直到近三百多年来，回教进入当地，佛教才日渐没落。甚至明朝郑和下南洋，行至麻六甲，所以今天麻六甲金明法师主持的青云亭，可以说与中华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当年飘洋过海的佛教僧侣，他们实不啻为今日华侨海外发展的先锋。
　　为研究史地学的宝典
　　历代高僧西行求取佛经原典——梵文，不但有助于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甚而开出灿烂的花朵。尤其他们所撰述的西行记录，更是今日研究中亚及南海史地学风的重要资料，例如法显所著的《佛国记》，记述了作者亲身经历印度三十余国的见闻；玄奘的《西域记》则详载了包括西域、印度、南海等一百三十余国的地略、政情、宗教、文化、语言、历史、圣迹等，取材广博，记事精辟，可以说古今任何地理史籍名著均难望其项背。其次，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前者为义净留印二十五年的各国佛教见闻记，文中保存了许多有关佛教律仪的珍贵史料；后者为记述中国、朝鲜、南海求法的高僧周游印度的事迹，并附有著者的亲身经历实况报导，内容有关南海各国的政情、宗教、文化、风俗、异闻等，又为法显、玄奘之所不及者。
　　这些西行高僧的旅行记录，不仅可以提供研究佛教历史者所必需的资料，也是研究世界地理历史学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它的重要性尤其在于所撰述的旅程记录，不但使中国与西域、印度、南海间得以沟通，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改变了世界史地学者对中亚、南海的观念，增广见闻。因为从前西方人所撰写的世界史，大多不知中国有汉唐历史，更遑论西域诸国了。所以中国高僧西行求法行程记录，实为今日史学家、考古家、旅行家最确实的向导，其于史地学上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佛教慈善事业有助交通的开拓
　　“佛教以慈悲为怀”，这是一般人对佛教的印象与要求。而自古以来，佛教徒也的确一直致力于赈济贫穷，照顾孤幼，乃至植树造林，筑桥铺路，施灯照明，建亭施茶等慈善公益事业，以利济行旅，造福人群。其中筑桥铺路对开发交通，促进地方繁荣，更是发挥了极大的功能，佛教僧侣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不胜枚举。例如南宋的道询法师，一生筑桥二百多座，深受漳州、泉州人士爱戴；普足、了性、守净法师等人，也是穷毕生之力，以募造桥梁，造福乡梓为职务；道遇、明庆、思齐、蕴常、道琛、文达等法师，则致力于填壑铺路，挖沟疏渠，以利舟楫、行人往来。他们为地方的开发、建设与发展所作的贡献，都一致受到世人的尊崇。
　　此外，自古寺院举办朝山，乃至发明轿子、兜子，以便往来于崎岖山路之间，这对于道路的开发，交通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寺院更常于路旁植树造林、施茶施灯、提供住宿等，这些利济行旅的措施，正是后来官方设置驿馆的启发。影响所及，邻近的日本也受惠良多。
　　日本古代交通非常困难，旅行者必须携带粮食，夜宿荒野，大化革新后，效仿唐制，设有驿站，五里设立一驿，养有驿马供官吏使用，河川设有官船。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西元七五九年)，普照法师建议朝廷于驿路两旁种植果树，供旅人充饥，这是日本“并木”的起源。
　　又日本僧侣为免除旅人辛劳，修改道路，立布施屋，架桥、备渡船等。这些事迹说明，不分中外，佛教对开发交通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印度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后，曾经数度派遣诸王子到斯里兰卡等地传教，根据现代考古学家调查显示，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犍陀罗以及阿富汗等地，都曾经发现写着各种纪念阿育王碑文的石柱，可见在阿育王时代，佛教已经传播到阿富汗等地。
　　中国的《梁书》也记载，远在纪元四五九年就有佛教僧侣慧深等五人，从中国(又说罽宾国)到美洲弘法，因此有学者据此研究发现，早在五世纪之初，中国人就已经熟悉了美洲，故有此一说：亚洲显然是佛教的发祥地，中美洲社会的创立者。
　　甚至根据多项有力的史料证明，今日的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许多南海群岛，远在耶稣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佛教早已随着华人前往淘金而在当地生根萌芽，开花结果。可以说，历代的佛教僧信为了文化交流，为了求法、译经、参访，凭着个人的信心、毅力，走遍了世界各国。今日佛光山的四众弟子们，为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一样走遍世界五大洲，到处建寺弘法，虽然困难，挫折不断，终能一一突破，而为国际化的佛教走出了康庄大道。这些都足以证明佛教在开发交通，协助国家开疆拓土，促进文化交流上，具有极大的贡献。可惜中国自古以来僧侣出国取经，政府不但未予支持，反而加以取缔；尤其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内战不断，国力大量耗损在战争上，而未能对外发展外交，殊为可惜。
　　反观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他们有国家政治作为后盾，所谓“圣经与飞机齐来，牧师与兵舰并进”，故今日放眼穷乡僻壤，高山边陲，随处可见到他们的教堂，也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背景与力量。
　　不过，尽管科技再发达，物质再文明，都不能代替人情、人性。佛教尤其重视人际之间的精神与心意的交通，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除了靠有形的交通沟通、往来之外，更要建立一座心灵的桥梁，唯有透过慈悲的心桥，才能沟通人我，和谐人际。尤其，佛陀说：“我如善导，导人善路。”能够跟着佛陀的真理前进，才是通往光明、幸福的人生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