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佛教雕刻初探
《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
P.348-435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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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元七世纪中叶, 居住于现在云南巍山县的蒙舍诏, 在
细奴罗（ 649 – 674 年在位）的领导下, 势力日益壮大。
开元十八年（ 730 ）, 皮逻阁（？– 748 年在位）在唐朝
（ 618 – 906 年）的支持下, 兼并五诏（即蒙巂诏、越析
诏、浪穹诏、邆赕诏、和施浪诏）, 自称南诏王, 成立以大
理地区为基地的南诏国。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末, 南诏国势
鼎盛, 版图北抵大渡河, 与唐以一水为界, 西北与吐蕃（今
西藏）为邻, 东达现在的贵州遵义和广西西部, 越南、泰国
、和缅甸三国的北部皆曾被南诏所征服。（注 1 ）南诏俨然
成为我国西南边境上的一个大国, 时时犯边, 为唐朝的心腹
大患。
西元九０二年, 南诏权臣郑买嗣弑帝舜化贞, 成立大长
和国（ 902 – 928 年）, 南诏遂亡。此后的三十几年, 内
部斗争剧烈, 在云南先后有三个王朝的更替。直到西元九三
七年, 白蛮贵族段思平取得政权, 他和他的后裔在云南先后
建立了大理国（ 937 – 1094 年）和后理国（ 1096 –
1253 年）（以下为了讨论方便, 概称大理国）。 大理国基
本上继承了南诏的疆域（ 注 2 ）, 是宋朝（960–1279
年）西南边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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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国。
大理地区有佛教齐鲁之称（注 3 ）, 南诏、大理时期,
佛教盛行。至元十七至二十年（ 1280 – 1283 ）郭松年以
西台御史的身份, 巡行云南, 在他所作的〈大理行记〉中谈
到大理佛教的状况, 言: “……然而此之人, 西去天竺为近
, 其俗多尚浮屠法, 家无贫富, 皆有佛堂, 人不以老壮, 手
不释数珠。一岁之间, 斋戒几半, 绝不茹荤饮酒, 至斋毕乃
已。沿山寺宇极多, 不可殚记。”（注 4）明代谢肇浙《滇
略》卷四也说: “叶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天竺国, 故自唐
宋以来, 崇奉释教, 日甚一日。朔望则裹饭袖香, 入寺礼佛
饭僧。俗云: 信三宝家, 永为和合”（注 5 ）南诏、大理时
期 , 佛教极盛一时, 由此可见一斑。
南诏、大理时期, 佛教流行, 佛教造像艺术也发展蓬勃
。根据明代杨慎编著的《南诏野史》, 南诏王劝龙晟（ 809
– 816 年在位）曾用金三千两, 铸佛三尊。（注 6 ）
丰佑时（ 823 – 859 年）, 大理崇圣寺有佛像一万一
千四百躯。（注 7 ）,开平三年(909)
郑买嗣铸佛一万尊。（注 8 ）大理国主
段思平则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注 9 ）此外, 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 亦发现了不
少南诏、大理的金铜佛像, 而且在剑川、安宁、晋宁等地, 也
保存了一些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 它们都
是研究云南早期佛教造像的珍贵资料。
过去虽有一些学者讨论南诏、大理的佛教造像, 分析其
雕刻特征和这些作品与邻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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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关系;（注10） 不过, 云南自皮罗阁统一南诏六部至大理国灭亡,
长达五百一十六年, 佛教造像的时代风格变化甚钜, 迄今尚
不见专文探索南诏、 大理佛教造像的时代风格特色和演化轨
迹。 因此, 笔者不揣浅陋, 以此为题, 略述己见。由于学力
不逮, 疏漏之处必然不少, 尚请方家学者多加指正。
二、南诏、大理佛教概况
佛教何时传入云南？各家说法不一。或云: 释迦佛弟子
迦叶（西元前五世纪）曾至滇地传法, 此乃云南佛教之肇端
（注 11 ）; 或云: 云南佛教始自汉代（西元前 206 –西元
220 年）。 （注 12 ） , 唐代以前,
云南地区尚不见佛教影响的痕迹。 元李京《云南志略》称:
“晟罗皮立, 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 714 ）, 遣其相张建
成入朝, 玄宗厚礼之, 赐浮屠像, 云南始有佛书。 ” （注13）大历二年（ 766 ）, 南
诏王阁罗凤所立的〈南诏德化碑〉中又有“开三教, 宾四门
”(注14）这样的文句。 由此看来, 八世纪时, 佛教已经
传入云南大理地区。 可是, 唐德宗时, 异牟寻和唐使的盟誓
仅言: “贞元十年（ 794 ）岁次甲戍正月乙亥……, 云南诏
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 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 时谨诣点
苍山,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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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请天、 地、 水三官, 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
永为证据。 ”(注15）文中并没有提到请佛、菩萨等为证
。 在八世纪南诏和唐室往来的文书里, 亦未涉及佛教, 因而
推测, 南诏前期佛教在大理地区的影响力还不甚显著。
在南诏晚期的史料中, 佛教的成分始逐渐突出。 唐代樊
绰《蛮书》言:
咸通四年（ 863 ）正月初六日寅时, 有一胡僧裸形,
手持一仗（当作杖） , 束白绢, 进退为步, 在安
南罗城南面。 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 中此设法
胡僧, 众蛮扶舁归营。 暮, 城内将士无不鼓噪。（注16）
《新唐书》〈南诏传〉又记:
自南诏叛天子, 数遣使至其境, 酋龙不肯拜, 使者遂
绝, （高）骈以其俗尚浮屠法, 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
酋龙与其下迎谒且拜, 乃定盟。（注17）
《太平广记》载韦陀将军告宣律师曰:
西洱河有白石, 其土人造多宝佛全身像, 安在西洱河
鹫山寺。 蜀青城山人往彼兴易, 请佛道, 由郎州大小
勃律三千余里, 方达西洱河。河大袤百里, 广三十里,
中有洲岛, 古寺经像尚存, 无僧住守。经文与今相同,
时闻钟声, 百里殷实, 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基如戒坛,
二重塔上有覆釜。 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 即几素食
祭之, 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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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祚也。（注18）
另外, 南诏王寻阁劝（ 808 – 809 年在位）曾修曲靖崇真
寺（注19）, 劝龙晟铸佛三尊, 送佛顶峰寺, 并曾重修崇
圣寺。元和十四年（ 819 ）, 劝利晟还废王嵯巅, 命敬三宝
。（注20）太和元年（ 827 ）, 南诏王丰祐用银五千, 铸
佛一堂, 废道教。 同时, 丰祐的母亲和妻子均出家为尼。
（注21）这些资料证明九世纪以来, 南诏的帝室和佛教的关
系甚笃, 同时, 南诏晚期佛教的盛行应和帝室的支持有著密
切的关系。
上承南诏遗绪, 大长和国的帝室亦崇奉佛教。郑买嗣于
天复三年（ 903 ）建普明寺, 开平三年, 又铸佛一万尊,
送寺祈福。（注22）其子仁旻于开光元年（ 911 ）施宫
寺灾, 僧智照撰《封民三宝记》。（注23）大理国主段氏
好佛尤甚, 段思平得位后, 即废大义宁国主杨干贞为僧。
（注24） 在大理国和后理国的二十二个国主中, 禅位出家者
就达九人之多。（注25）同时, 后理国时, 高氏世为相国
, 亦以倡导佛法为务。段正淳（ 1096 – 1108 年在位）和
段正严（ 1108 – 1147 年在位）的相国高泰明曾赠宋朝使
者《维摩诘经》一部（注26）, 段正严与段政兴（1147-
1171 年在位）的相国高量成善建伽蓝, 喜听法鼓。（注27）
高泰明和高量成又曾修崇圣寺塔。（注28）高氏子弟高逾
城光重修姚安兴宝寺。（注29））此外, 段氏开科取士, 悉
取僧道, 并以僧道为官。（注30））上行下效, 大理国时,
佛法昌盛, 自不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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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诏、大理佛教雕刻
南诏、大理佛教普遍流行, 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佛教造
像作品。其中, 最有名的当属崇圣寺的雨铜观音。《南诏野
史》言: “光化庚申三年（ 900 ）铸崇圣寺丈六观音, 清
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 蜀人李嘉亭造像。”文下胡蔚
注曰: “一说, 唐天宝间（ 742 – 755 年）, 崇圣寺有僧
募丈六观音像未就, 夜忽雨, 旦视之, 铜也, 即取以铸像。
像成, 白光弥覆凡三日夜, 至今人称为雨铜观音。”（注31）
此像经清代补修（注32）, 文革以后, 下落不明。依据早
年发表的雨铜观音像的图片（注33）, 知其已非南诏造像
的原貌了。
一九七六年清理崇圣寺三塔的主塔时, 在塔顶发现云南
早期的佛、菩萨、明王、天王等像一百余尊, 是研究南诏、
大理佛教造像最珍贵的一批资料。崇圣寺是南诏、大理时期
大理的重要寺院, 三塔的主塔又称千寻塔, 建于开成三年（
836 ）。（注34）考古调查人员认为, 塔顶发现的这批佛
像应是西元十一、十二世纪大理国时期的作品。（注35）
不过, 这些造像的风格变化多端, 显然并非同一时期所制作
的, 十二世纪应只是它们制作的下限。
崇圣寺千寻塔塔顶所发现的佛教造像中, 有一尊观音立
像（图一）, 顶戴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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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持柳枝, 立于束腰莲台之上。 此菩萨面庞浑圆, 发髻高
耸, 髻侧束发扎带垂落, 长及膝部。 胸前璎珞珠饰简朴, 右
肩斜挂一串长珠。 仅著下身裙裳. 薄裙贴体, 腿部曲线一览
无遗。 上身全袒, 仅有天衣披肩, 宽肩细腰, 胸肌隆起。臀
部右移. 身躯三折摆动, 作Ｓ形, 姿势生动活泼。 天衣、扎
带、和裙摆随之舞动, 写实自然。 此尊观音的造型和风格特
征, 甚至璎珞的式样和佩戴方式, 皆和七世纪至八世纪的唐
代造像相同（图二）（注36）, 故笔者推断, 此像可能是
一件受中土风格影响的南诏作品, 它的制作年代约在西元八
世纪左右。 又由于这尊菩萨像高仅十五公分, 极易携带, 而
且在千寻塔塔顶发现的文物中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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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的钱币二枚和唐代海兽葡萄及山水人物镜各一面
（注37）, 因此这尊观音甚至可能是中原的作品, 被南诏
的信徒或往来的客旅携至大理的。 由于此尊观音像的制作年
代比建塔年代还早, 说明这尊观音或为当时的传世珍品, 在
建塔或修塔时, 始放置于塔刹的中心柱基座内。 大理州博物
馆的陈列室中尚发现两尊类似的观音立像, 它们也应是云南
现存最古的佛教造像遗品。
剑川石宝山石刻是研究云南早期佛教造像的一个宝库,
石宝山地区散布著几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石窟和摩崖造像
。依这些石刻分布的地点, 可分为石钟山、狮子关、和沙登
村三区。在沙登村的第十六窟（依汪宁生《云南考古》中的
剑川石窟的石窟编号）为一浅窟, 第三龛内雕二尊佛像（图
三）, 一尊在莲台上结跏趺坐, 双手结入定印; 另一尊善跏
倚坐, 双足各踏一朵莲花, 左手抚膝, 右手略有残损, 原来
可能施安慰印。趺坐佛像的莲台下刻有造像铭记曰: “沙追
附尚邑三赕白张傍龙、妻盛梦和男龙庆、龙君、龙世、龙家
、龙千等有善因缘, 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
年七月廿五日题记。”天启是南诏王丰祐的年号, 天启十一
年相当于唐宣宗大中四年（ 850 ）（注38）。由此看来,
这二尊佛像为南诏晚期的作品。龛内头部比例略大, 结跏趺
坐者当是阿弥陀佛, 而善跏倚坐的则是弥勒佛。这两尊佛像
肉髻大而低, 上布螺发, 双肩浑厚, 身著通肩大衣, 阶梯状
衣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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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密与肢体动作互相配合, 作风写实。从弥勒佛衣内
的身躯轮廓看来, 佛像的手臂和双腿粗壮, 身躯厚实。这两
尊佛像无论在刀刻手法或是在造像风格上, 均与四川唐代造
像（注39）类似, 只是躯干肢体更加壮硕, 表现其区域特
色。同窟内第二龛的坐佛（图四）、第四龛的坐佛（图五）
和沙登村第十四窟的主尊坐佛（注40）, 额宽颊丰, 下颐
方阔, 脸形与第三龛的弥勒及阿弥陀佛略有差别, 可是它们
的刀刻手法、 粗壮的身躯, 写实又流畅的衣纹 , 都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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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龛的造像相似, 故而推断应同为丰祐时期的造像。
大理市博物馆所藏的一尊石佛（图六）脸上的彩绘仍存
, 愁眉深锁, 面露悲情。 该佛穿著通肩式袈裟, 不露双足,
趺坐的双膝仅略比肩宽, 身躯壮硕, 上身几近正方 , 浅阶
梯式的衣纹流畅, 圆形头光和背光在佛像的肩部附近相交,
这些特征皆和沙登村第十六窟造像相仿, 是故也应是南诏晚
期的作品。
南诏晚期造像的另一件代表之作为剑川石窟十三号摩崖
的多闻天像（图七）, 此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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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的地点在沙登村的夹子寺。此多闻天像是一浅
浮雕作品, 一手持戟, 一手捧塔, 身穿甲胄, 顶戴军盔, 胄
上纹饰雕刻精细。 身躯粗壮, 两腿分立, 腰肢略向左摆 ,
天衣飘动飞舞。双眉紧蹙, 嘴角下撇, 充分地表露其为北方
护法天王的特质, 诚可谓以形写神。此作的写实生动, 正是
南诏造像的一大特色。该像无论在服饰及衣上纹样（注41）
, 或是雄武的神情, 皆与唐代天王像相仿。可见, 南诏佛
教造像深受中原美术的影响。
段氏统治云南长达三百一十六年, 佛教造像无数。依其
风格特色, 约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约相当于大理国时期,
后期则约相当于后理国时期。 在前期传世的造像中 , 目前
尚未发现刻具造像记的作品, 因此在研究上较为困难, 仅能
根据相关的造像和风格比较, 加以推断。
崇圣寺千寻塔塔刹出土的文物里, 有佛像四十余尊, 造
像风格变化多端。其中, 有一类佛像（图八、九）头略下低
, 头额方阔, 白毫突显, 脸短颊丰, 眉平而长, 眉骨略隆,
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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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挑, 鼻梁略低, 鼻翼较宽。身著通肩袈裟, 衣褶或绸
叠繁密, 或自然流利。这些佛像双肩略削, 弧度圆缓, 胸部
微隆, 腰枝纤细, 南诏造像的壮硕雄浑至此已消靡殆尽, 取
而代之的则是秀雅细致。由于这些佛像的肉髻低平, 髻底有
一饰珠, 髻顶有一突起物, 耳戴圆形耳环, 衣纹褶襞面凹凸
不大, 衣纹线性感强。这些特色在北宋的作品中皆时有发现
（图十、十一）, 所以推测, 这些佛像的制作年代与之相去
大概不会太远, 应是西元十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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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理国时期的造像。
下关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著一尊观音立像（图十
二）, 头部比例稍大, 上身粗短, 仍旧保存了一些南诏造像
的特色, 可是其胸饰璎珞繁复华丽, 天衣在腿前环绕, 两端
自然垂落至足, 全作稳重, 缺乏动感, 又和许多北宋菩萨像
（注42）一样。由是观之, 这尊观音立像可能也是大理国
之作。
段氏统治的晚期（后理国）, 佛教造像遗产丰富, 有造
像记年的作品也较多。剑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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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区的第一窟窟门外的上方有一方形空额, 墨书盛德四年
（1179）的题记（注43）。石钟山石窟对面狮子关区的第十
号摩崖石刻,是一尊梵僧观音, 在此像的左肩侧亦发现盛德四
年的造像记（注44）。 可见, 盛德四年, 云南的匠师在山
谷两坡同时施工。 石钟山诸窟（剑川石窟第一至八窟）的佛
教雕刻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
中的人物造型、装饰图案、背光形式等, 均极为相似,〈梵像
卷〉的成画时间是西元一一七三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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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年（注45）, 颢然石钟山诸窟的雕刻作品应全是是
盛德四年前后完成的。
剑川石窟第四窟第三龛为一观音三尊像, 主尊是一躯观
音菩萨倚坐像（图十三）, 右手作说法印, 左手施安慰印,
足踏两朵莲花。 此尊菩萨脸如满月, 双颊丰圆, 眉平眼细,
和上述的佛像（图八、九）有几分近似。不过此像两肩浑厚
, 身躯肢体壮硕, 显然是上承南诏传统发展而来。菩萨身后
的尖顶叶形背光, 上刻波浪状火焰纹, 比南诏背光制作的更
为精美, 其样式和〈梵像卷〉中建国观世音菩萨的背光（注46）
相同。菩萨发髻高耸, 上身全袒, 颈环珠边花蔓璎珞 , 臂钏
戴的很高, 上有三角形宝珠花卉饰板, 仅著下身裙裳 , 圆
弧形衣褶线条流畅, 是大理后期造像常见的一种典型。
剑川石窟第二窟内供奉的亦是一观音三尊像（图十四）
, 主尊右手持一杨枝, 左手捧□, 宝冠高耸, 冠住阿弥陀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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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二人, 一人捧盒, 一人捧瓶。此观音的骨肉停匀, 上
穿半袖天衣, 下著高腰长裙, 衣纹流利。尖顶圆光和圆形背
光上刻精美的火焰花卉图案, 二者在头后相接, 这些特色在
〈梵像卷〉中均有发现。（注47）其脸形特色和前述观音
有别, 面作椭圆形, 曲眉杏目, 双眉和鼻骨两侧相接, 和第
七和第八窟的南诏王（注48）相似。
大理市博物馆所藏的一尊鎏金四臂菩萨坐像（图十五）
, 前二手胸前合什, 制作精美。菩萨面圆颊丰, 耳戴圆形耳
饰, 胸前璎珞由串串宝珠结组而成, 顶戴高冠, 冠上装饰华
丽, 束冠扎带在头的两侧上扬飞舞, 末端呈鱼尾状, 剑川石
窟中的南诏王的头冠扎带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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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扎结方式。 此菩萨蝉衣贴体, 曲线毕露, 腰枝纤长, 体
态停匀, 是十二世纪大理国晚期的一件佳作。 另外, 千寻塔
出土的一尊观音立像（图十六）, 也是十二世纪后理国之作
。 菩萨头后有镂空头光, 上饰华丽的火焰及连珠纹, 上身袒
露, 肩披天衣, 右腿略弯, 可是并未牵引衣巾, 衣纹流利,
身躯拉长, 脸形及五官特征又都与石宝山第二窟的观音像（
图十四）相仿。
美国圣地牙哥艺术馆（ Fine Arts Gallery of San
Diego ）收藏著一尊观音像（图十七）, 一手作说法印, 一
手施安慰印, 是大理后期最常见的一种观音菩萨像。 此像背
后的造像记云: “皇帝”信段政兴, 资为太子段易长生、 段
易长兴等造记。愿禄算尘沙为喻, 保庆千春孙嗣, 天地标机,
相承万世。 ”“愿禄算尘沙为沙喻”是一句白语, 意指“愿
佛保佑子孙后代”。（注49）由此可知, 这尊观音是大理
国主段政兴为其子祈福所造。 根据张胜温〈梵像卷〉（注50）
, 这种观音称作真身观世音菩萨（又称阿嵯耶观音）。此像
颈饰和臂钏的样式, 以及规律弧线的阴刻裙褶皆和石宝山第
四窟第三龛的观音像（图十三）类似。 可是, 其额头方阔,
中央有白毫, 两眉相连, 作弓形, 颧骨甚高, 鼻准低平, 嘴
宽唇厚, 两颊削瘦。 发髻高耸, 髻中安住阿弥陀佛, 髻上
绕有丝束, 分多股垂落及肩, 头发丝刻划仔细。 耳珰沉重,
腰佩饰花扣带, 下著裙裳, 紧贴于身, 双腿轮廓隐约可见,
腰上和腹前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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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飘带, 垂及足踝。 宽肩细腰, 身体扁平, 上身全袒, 胸部
乳头有如硬币, 下身窄瘦, 两腿直立, 姿势僵硬, 背后平板
并无衣纹刻画, 纯属正面性造像, 毫无肌肉质感的表现, 手
法抽象而概念化。
这种观音像的风格特征与前述诸作大异其趣, 其造像的
渊源为何？一直是美术史学者所关心的问题。 嘉颦博士（
Helen B. Chapin ）指出, 这种观音像实源于印度东北的帕
拉王朝（ Pala Dynasty ）的雕刻, 并受到东南亚室利佛逝
（ Srivijaya ）美术的影响。 （注51）法国学者莫尔曼
氏（ Marie Therese de Mallmann ）则认为, 南印度巴
拉伐（ Pallava ）和室利佛逝美术和大理的真身观世音菩
萨像的造型有著相当密切的关系。（注52）这类真身观音
像的面部特征皆和许多缅甸、泰国、占婆（ Champa ）、以
及柬埔寨的作品近似。同时平板的胸部, 扁瘦的身躯, 又与
泰国早期的造像相仿。所以笔者则以为, 除了印度与室利佛
逝的影响外, 大理真身观音像也融入了不少中南半岛的美术
特征。（注53）
这类真身观世音菩萨像在千寻塔的出土文物中（注54）
, 欧美以及日本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均有发现（注55）
风格独特, 是大理晚期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下关佛图塔塔
刹中心柱内发现的一尊观音立像（图十八）, 立于一仰覆莲
台之上。菩萨腿臂浑圆, 脸形与面部特征, 均和石宝山第四
窟第三龛的观音像（图十三）近似, 其发髻式样,结带的方
式, 弧形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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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 和概念化的身躯, 又和美国圣地牙哥的大理观音像雷同,
此尊观音像必属十二世纪中叶的作品无疑。 千寻塔出土的一
尊木雕观音像（注56）雕造精致, 其风格和佛图塔的此尊
观音像极为类似, 像的正面朱书“易长真身”（注57）,
也应是段政兴时期的作品。
大理国后期佛教造像面貌多样化, 有的脸圆体丰, 有的
面作椭圆形, 身体匀称, 有的颊削身瘦, 各具特色。无论那
一种风貌, 都显示出大理国时云南匠师已完全消化吸收外来
文化的影响, 建立了独特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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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 南诏、 大理佛教造像活动长达四、五百年,
依其特色, 约可分为三期 : （一）南诏时期, 以雄浑粗壮,
写实生动著称, 和唐朝, 特别是四川的佛教造像关系密切;
（二）大理国前期, 秀雅细致, 菩萨衣饰华丽, 深受北宋美
术的影响; （三）大理国后期, 是云南佛教造像的成熟期,
民族风格突显, 造像面貌变化多端。这些风格的形成和演化
的轨迹显然和南诏、大理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往来, 有著密不
可分的关系。
南诏、大理国地理位置特殊, 与唐宋王朝、中南半岛、
和吐蕃毗邻, 文化成分复杂, 其中, 以汉文化的影响最为显
著。唐高宗时（ 650 – 683 年）, 南诏王细奴罗即遣使入
唐。（注58）自此以后, 南诏王大多接受唐朝的册封和诏
赐, 关系友好。即便是在南诏犯唐时, 南诏君主对虏获的有
德人犯也往往十分礼遇, 《新唐书》〈南蛮传〉即说: “郑
回者唐官也, 往巂州破为所虏, 阁罗凤重其惇儒, 号蛮利,
俾教子弟, 得棰搒故, 国中无不惮, 后以为清平官。”（注59）
《旧唐书》又言: “阁罗凤以回有儒学, 更名蛮利, 甚爱
重之, 命教凤伽异。及异牟寻立, 又命教子寻梦凑。……蛮
谓相为清平官, 凡置六人, 牟寻以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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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官, 事皆咨之, 秉政用事。 余清平官五人, 事回卑谨,
或有过, 回辄挞之。 ”（注60）可见郑回虽是俘虏, 但是
深受南诏帝王的器重, 地位崇高。 郑回为南诏几代的国师,
对南诏的汉化贡献必大。 异牟寻时, 南诏“又请以大臣子弟
质于（韦）皋, 皋辞, 固请, 乃尽舍成都, 咸遣就学。 ”
（注61） 这样的活动一直维持到丰祐时期, 长达五十余年。
这些质子返国后 , 多为高官, 他们对南诏汉族文物制度的推
行自然有带头作用。 丰祐甚至“慕中国, 不肯连父名”（注62）
, 隆舜还遣使入唐, 请求和亲。（注63）南诏帝室对中国
文化仰慕之深, 由此可见一斑。 上行下效, 我们可以想像二
国民间的交流亦必十分频繁。
上承南诏遗绪, 大长和国和中原亦保持友好的关系。同
光二年（ 924 ）（注64） , 大长和国主郑旻求婚于南汉
刘, 以增城公主妻之。（注65） 乾德年间（963–967）, 宋太祖鉴于唐朝南诏之祸, 遂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 曰
:“此外非吾所有也。”（注66）可是大理与宋朝的外交
关系并未因此而断绝, 大理国主段廉义、后理国主段正淳、
段正誉均曾遣使入宋（注67）; 此外, 大理国有难, 也曾
求助于宋。（注68）宋室亦曾派遣官员进入大理（注69）
, 宋朝也常向大理国购买该国著名的蛮毡、云南刀和蕃马
。乾道九年（ 1173 ）, 大理使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
若师等二十三人到横山寨商议买马之事。大理给宋朝的文书
或求要求浮量铜器并碗、琉璃碗、壶、紫檀、沉香水等, 或
欲采买《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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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大般若十六会序》、《百家书》等。（注70） 吴
儆在淳熙四年（ 1177 ）权知邕州时, 也指出大理国“有文
法, 善为中国体, 行草书, ……每贾人至横山, 多市《史记
》、 《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草》、《
王叔和脉诀》、《千金方》等书。 ”（注71）而楚雄紫溪
山崖石上刻勒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乃出自一位流落在大
理的大宋国建武军进士的手笔。（注72）元初的郭松年在
〈大理行记〉中也谈到大理的“宫室、 楼观、 言语、书数,
以至冠、婚、丧、祭之礼, 干戈战阵之法, 虽不能尽善尽美,
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 本于汉。 今观之, 犹有故国之遗
风。 ”（注73）由此看来, 大理人民不但阅读汉文文史书
籍, 重用汉人, 同时建筑、文物、 制度等又无一不以中原传
统为依归。 无怪乎人云: 在宋代的西南诸国中, 汉化最深的
是大理。
南诏、大理和中原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密
切, 就是在佛教方面. 二者也是息息相关的。南诏最古的写
经《护国司南抄》前, 玄鉴的序言及, 协助他校补该卷的良
贲, “俗姓王氏, 太原人”。（注74）大理段智廉（ 1200
– 1239 年在位）还一度入宋求《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五
部, 置于五华楼。（注75）从文物上观之, 南诏、大理的
写经和题记形式, 皆与中土传统相仿, 在云南早期的佛教美
术中, 中土色彩浓厚, 都是很好的印证。
在中原文化输入南诏、大理的诸条路线里, 由于地缘的
缘故, 四川是最重要的一个管
370 页
道。在千寻塔出土的文物中, 即有一面镜子上镌“成都
刘家□□镜子”（注76）, 很明显地是从四川输入。根据
史书, 南诏曾多次寇蜀, 最骇人听闻的当是太和三年（829）
之役, 《新唐书》〈南蛮传〉记载:
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 障侯弛沓相蒙, 时太和三
年也。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巂三州, 陷之, 入成都,
止西郛十日, 慰居人, 市不扰肆, 将还, 乃掠子女工
技数万引而南, 人惧, 自杀者不胜计。 救兵逐嵯巅,
身自殿, 至大度河, 谓华人曰: 此吾南境, 尔去国当
哭。 众号恸水死者十三。至此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
埒。（注77）
在这些蜀地来的工匠中, 有些可能是道释画工或雕刻家。 他
们的迁入当然刺激了云南佛教美术的发展。 不但如此, 咸通
三年（ 862 ）, 隆舜寇蜀, 取万佛寺石佛归（注78）, 而
根据《南诏野史》, 著名的崇圣寺雨铜观音像又即是出自蜀
人李嘉亭之手。（注79）这些资料皆在说明, 蜀地的艺匠
对南诏佛教雕刻的贡献很大。 剑川石窟中的南诏晚期造像与
蜀地风格近似, 即是一有力的佐证。
南诏国势强盛, 曾多次侵犯安南（今越南河内附近）,
而西面的缅甸、暹逻、大秦, 南面的交趾, 真腊、占城、老
挝诸国, 皆向南诏岁进奇珍。（注80）显然, 中南半岛与
云南亦时有往来。在中南半岛诸文化中, 云南和缅甸的关系
最为密切。 南诏
371 页
帝王称作“□信”, 据学者究, 信这个称谓很可能即源自缅
甸。（注81）贞元中（ 785 – 804 年）, 骠酋雍羌遣子
附南诏, 向唐朝进骠国音乐。（注82）太和六年（ 832 ）
, 南诏掠骠国人民三千, 徙之柘东（今昆明）。 （注83）
九世纪中, 狮子国攻缅, 劝龙晟派遣勇将宗榜救难。
（注84）后理国的段正淳、 段正严时期, 缅人也曾多次向大理国
进贡白象、金花。 （注85）足见, 自南诏迄后理国, 云南
和缅甸的往来不断。
缅甸地近印度, 佛教很早即传入此一地区。缅北的骠国
, 在唐代时, 佛教已非常盛行, 《新唐书》〈南蛮传〉提到
: “（骠国）……青甓为圆城, 周百六十里, 有十二门, 四
隅作浮图, 民皆居中。……喜佛法, 有百寺。”（注86）
樊绰《蛮书》亦说:
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 阁罗凤所通。 ……当
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像露坐, 高百余尺, 百如霜雪。
俗尚廉耻, 人性和善少言, 重佛法, 城中并无宰杀,
又多推步天文。若有两相诉讼者, 即令焚香 , 向大像
思惟, 其非便各引退, 其或有灾疫及不安稳之事, 王
亦焚香, 对大像悔过自责。（注87）
由此看来, 骠国君民笃信佛教。云南何时开始和缅地的
佛教有所接触, 如今已不可考。 不过, 《南诏野史》提到,
大中十三年（ 859 ）, 骠民呈献金佛一尊, 报南诏庇护之
恩。（注88）《唐会要》卷三十三也提到, “骠国在云南
西, 与天竺国相近, 故乐多演释氏之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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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袁滋、却士美至南诏, 并皆见骠国乐。 ”（注89）毫无
疑问地, 西元八、 九世纪时, 骠国的佛教音乐, 已在南诏流
传, 缅地的佛教也已传入云南。 在千寻塔出土的文物中, 有
些造像的服饰和脸型等和缅甸的佛或菩萨像相近（注90）,
而最具大理国特色的真身观音像也吸收了缅甸佛教造像的特
征, 都具体地说明了云南和缅甸的佛教文化息息相关。
除了汉族和东南亚文化外, 云南和西藏政府也曾一度十
分亲善。阁罗凤曾北臣吐蕃, 共同犯唐, 吐蕃称之为赞普钟
（注91）, 并赐金印, 赐号东帝（注92）, 吐蕃也封阁
罗凤孙异牟寻为日东王（注93）, 这段时期南诏和吐蕃的
关系极为亲善。不过, 除了此时期外, 在我国流传的正史和
野史, 均未记载云南和吐蕃的往来状况, 其原因是由于年代
久远. 资料散佚; 或是汉族史家不关心或不清楚云南和吐蕃
的往来情况, 故不记载; 抑或是异牟寻后云南与吐蕃的关系
日渐疏远, 如今已无法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南诏、大理的
佛教文物里, 笔者仅发现一件和西藏有关的佛教雕刻作品 ,
那就是上刻古藏文的“尊胜陀罗尼经咒”的地藏寺古经幢
（注94）。可是, 这件作品和其他南诏、大理的佛教造像一
样, 受藏地风格的影响并不明显。（注95）究竟南诏、大
理和西藏的佛教及其雕刻的具体关系为何？则尚待进一步地
研究和探讨。
373 页
注 释
注一: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台北: 明文书局,
1982 ）, 页 155。
注二: 马曜主编, 《云南简史》（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页 100。
注三: 清初吴伟业有诗曰: “洱水与苍山, 佛教之齐鲁。 ”
引文见云南省编辑组编, 《云南地志佛教资料琐编》
（昆明: 云南民出版社, 1986 ）, 页 5。
注四: 郭松年, 〈大理行记〉, 收于丁希贤?沙露茵选注,
《云南古代游记选》（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页 154 – 155。
注五: 谢肇浙, 《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四, 页15。
注六: 杨慎, 胡蔚校注, 《南诏野史》, 收于 《中国方志丛
书》, 第 150 册（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卷上, 页47。
注七: 《南诏野史》, 上卷, 页22。
注八: 《南诏野史》, 上卷, 页30。
注九: 《南诏野史》, 上卷, 页34。
注十: 参见Helen B. Chapin,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 (1944), pp. 131–183; 李霖灿,
〈剑川石宝山石刻考察记〉,
374 页
收于李霖灿, 《中国名画研究》（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71）, 上册, 页119–151; 邱宣充邱宣充,〈大理千
寻塔佛教造像调查〉, 收于云南省编辑组编, 《云南
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
页136─142。
注十一: 参见圆鼎, 《滇释记》, 收于《云南丛书》子部之
二十九（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 1914）, 卷一, 页1–2。
注十二: 参见袁嘉谷,〈滇南释教论〉, 收于《云南地方志佛
教资料琐编》, 页299; 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
稿》（台北: 明文书局, 1982）, 页296。
注十三: 李京, 《云南志略》, 引文见《云南地方志佛教资
料琐编》, 页 15。此说亦见于张道宗, 〈纪古滇说
集〉, 见《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 页 246 ;
倪蜕, 《滇云历年传》（云南民族学院图书馆手抄
本）, 卷四, 页 6。 不过,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说法
仍抱怀疑的态度。参见《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
, 页 15。
注十四: 王昶, 《金石萃编》]台北: 国风出版社, 1964）,
卷一六０, 页3062。
注十五: 樊绰,《蛮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十, 页13。
注十六: 《蛮书》, 卷十, 页2。
注十七: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二二二中, 页13。
注十八: 引文见谢肇浙, 《滇略》, 卷十, 页6–7。
375 页
注十九: 《南诏野史》, 上卷, 页20。
注二０: 《南诏野史》, 上卷, 页20–21。
注二一: 《南诏野史》, 上卷, 页22–24。
注二二: 《南诏野史》, 上卷, 页30。
注二三: 《南诏野史》, 上卷, 页31。
注二四: 《南诏野史》, 上卷, 页32。
注二五: 根据《南诏野史》和《滇载记》, 大理国国主禅位
为僧者有段思英、段素隆、段素贞、段思廉。后理
国国主禅位为僧者有段正明、段正淳、段正严（又
称段和誉）、段正兴、和段智祥。
注二六: 纽约大都会博物收藏中, 有一卷《维摩诘经》的残
卷有的跋语云: “大理国相国公高泰明玫心为大宋
国奉使钟□□□造此《维摩诘经》壹部, 赞祝将命
还朝, 福禄遐嘏, 登山步险, 无所惊虞, 蒙被圣泽。
愿中国遐邦从兹亿万斯年, 而永无隔绝也。文治九
年（1118）戊戌季冬旦日记。佛顶寺主僧尹运富监
造。”文见李霖灿,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
究》（台北 :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2）, 页19。
注二七: 见楚雄〈护法明公德运碑〉, 引文见《云南地方志
佛教资料琐编》, 页22。
注二八: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
和清理〉, 《考古学报》,
376 页
1981?2, 页254–255。
注二九: 见姚安〈兴宝寺德化铭并序〉, 引文见《云南地方
志佛教资料琐编》, 页 22。
注三０: 参见王崧《南诏野史》和张紞《荡山寺记》, 引文
见《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 页23。
注三一: 《南诏野史》, 上卷, 页29。
注三二: 此菩萨像的衣角刻有“光绪丙申（1896）大理提都
蔡标重修”, 参见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页249。
注三三: 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图四。
注三四: 崇圣寺千寻塔的兴建年代, 过去诸家的说法不一。
杨慎〈重修崇圣寺记〉言: “崇圣寺塔顶铸款识曰:
贞观（ 627 – 649 年）尉迟敬德造。 ”张道元〈
记古滇说集〉说: “唐遣大匠恭韬、 徽义至蒙国,
于开元元年癸丑（ 714 ）造三塔于点苍山下, 建寺
于塔之上, 倚山临水, 无不精丽。 ”王崧《南诏野
史》〈丰祐传〉则言: “开成元年, 嵯颠建大理崇
圣寺, 基方七里, 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 高三十丈,
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 ”经近代学者的研
究, 认为开成说的可能性最大。 参见《云南地方志
佛教资料琐编》, 页 15 – 16;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 《考古
学报》, 1981 ? 2, 页 261; 邱宣充, 〈大理千寻
塔佛教造像调查〉,
377 页
页 142; 李朝真?张锡禄, 《大理古塔》（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页 20 – 21。
注三五: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
清理〉, 《考古学报》, 1981 ? 2, 页 267; 邱宣
充, 〈大理千寻塔调查〉, 《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
调查》, 页 127。
注三六: 其他的例证可参见 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ed., Chinese, Korean & Japanese Sculpture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4 ）, Plates 93, 96, 98; 松原三郎, 《中国
佛教雕刻史研究》（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66 ）,
图版 262c;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 《金铜佛
造像特展图录》（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7 ）
, 图版 85。
注三七: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
和清理〉, 《考古学报》, 1981?2, 页257–258。
注三八: 一说天启十一年相当于武宗会昌元年（ 841 ）。参
见宋伯胤, 〈记剑川石窟〉,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 4, 页 50。今依汪宁生和黄如英先生之说,
认为南诏天启十一年应是唐大中四年。参见汪宁生,
《云南考古》, 页 191; 黄如英, 〈石钟山石窟〉,
《文物》, 1981 ? 8, 页 80。
378 页
注三九: 参见李巳生主编,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 12 ?
四川石窟雕塑》（北京: 新华书店, 1988 ）, 图版
一九、三三。
注四０: 见欧阳春, 《剑川石窟》（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沙登箐“释迦佛像”。
注四一: 谭继山?林怀卿?许朝栋译述, 《中国雕刻精品》
（新庄市: 佳禾图书有限公司, 1984 ）, 图版 79
、80。
注四二: 大阪市立美术馆编, 《宋元?美术》（东京: 大阪
市立美术馆, 1980 ）, 图版 227。
注四三: 题记文字见于宋伯胤, 〈记剑川石窟〉, 《文物参
考资料》, 1957 ? 4, 页 48 – 49。
注四四: 夏泉生, 〈云南石钟山新发现大理国造像题记〉,
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印, 《南诏史论丛》（大理: 云
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 1984 ）, 第二
册, 页 140。
注四五: 参见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页 365; 李
霖灿,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页 32。
注四六: 李霖灿,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页
106。
注四七: 李霖灿,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页
103, 105, 106 等。
379 页
注四八: 见欧阳春, 《剑川石窟》, “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
寻像”和“阁罗凤出寻图”及局部。
注四九: 李朝真?张锡禄, 《大理古塔》, 页 83 – 84。
注五０: 李霖灿,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页
110。
注五一: 参见 Helen B. Chapin,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p. 159。
注五二: Marie Therese de Mallmann, "Notes sur les
Bronzes du Yunnan Representant
Avalokitesva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4 （ 1951 ）, pp. 572 – 575。
注五三: 拙作, 〈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 《东吴大学
中国艺术史集》, 第十五卷（ 1986 ）, 页 232 –
234。
注五四: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
和清理〉, 《考古学报》, 1981 年第 2 期, 图版
拾陆? 2, 拾陆? 3。
注五五: 详细资料参见 Helen B. Chapin,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pp. 151 – 152, 其
他的例证可参见 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ed., Chinese, Korean & Japanese Sculpture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lates 140;
Hugo Munstergerg, Chinese Buddhist Bronze
（Rutland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67 ）, Plates 48, 59; 国立故宫博物
院编辑委员会, 《金铜佛造像特展图录》, 图版
105, 106。
注五六: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
和清理〉, 《考古学报》, 1981
380 页
? 2, 图版拾伍? 9。
注五七: 邱宣充, 〈大理三塔佛教造像调查〉, 《云南民族
民俗和宗教调查》, 页 138。
注五八: 《新唐书》, 卷二二二上, 页 5。
注五九: 《新唐书》, 卷二二二上, 页 7。
注六０: 刘煦, 《旧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197,
页 15 – 16。
注六一:《新唐书》, 卷二二二上, 页 13。
注六二:《新唐书》, 卷二二二中, 页1。
注六三:《新唐书》, 卷二二二中, 页13。
注六四: 一说为贞明四年（ 918 ）, 见倪蜕, 《滇云历年传》,
卷四, 页 27。
注六五: 《南诏野史》, 卷上, 31。
注六六: 《南诏野史》, 卷上, 35。
注六七: 《南诏野史》, 卷上, 页37, 40, 41。
注六八: 〈地藏寺经幢造幢记〉记文见杨晓东, 〈滇中艺术
极品〉, 《南诏史论丛》, 第二册, 页306–307。
注六九: 参见注二六。
注七０: 马端临, 《文献通考》（台北: 新兴书局, 1963）,
卷三二九“四裔六” ,“南诏”
381 页
条, 考1586。
注七一: 吴儆, 《竹洲集》（ 四库全书珍本四集）, 卷十. 页19 。
注七二: 碑文见汪宁生, 《云南考古》, 页170–171。
注七三: 郭松年, 〈大理行记〉, 收于丁希贤?沙露茵选注,
《云南古代游记选》页154。
注七四: 引文见杨益清, 〈南诏佛教源流浅识〉, 《南诏史
论丛》, 第一册上, 页 151。
注七五: 《南诏野史》, 卷上, 页92。
注七六: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
和清理〉, 《考古学报》, 1981?2, 页257。
注七七:《新唐书》, 卷二二二上, 页1–2。
注七八:《南诏野史》, 卷上, 页26。
注七九:《南诏野史》, 卷上, 页29。
注八０:《滇云历年传》, 卷四, 页9。
注八一: 参见伯希和（Paul Pelliot）著, 冯承钧译, 《交
印度两道考》（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 页28。
注八二:《新唐书》, 卷二二二下, 页13。
注八三:《新唐书》, 卷二二二下, 页21–22。
382 页
注八四:《南诏野史》, 卷上, 页23。
注八五:《南诏野史》, 卷上, 页40, 41。
注八六:《新唐书》, 卷二二二下, 页12。
注八七:《蛮书》, 卷十, 页1–2。
注八八:《南诏野史》, 卷上, 页25。
注八九: 王溥, 《唐会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三十
三, 页29。
注九０: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
和清理〉, 《考古学报》, 1981 ? 2, 图十四?
2, 十四? 3; 邱宣充, 〈大理千寻塔调查〉, 《云
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 页 127。
注九一: 钟, 藏语“弟”也, 赞普钟之意乃“赞普之弟”。
注九二:《新唐书》, 卷二二二上, 页 6。
注九三:《新唐书》, 卷二二二上, 页7。
注九四: 此经幢现在昆明市的古幢公园内。 据学者的考证,
此幢的制作年代当西元 1220 至 1254 年间。 〈地
藏寺经幢造幢记〉题记全文见杨晓东, 〈滇中艺术
极品〉,《南诏史论丛》, 第二册, 页 306 – 307 。
注九五: 云南学者认为千寻塔出土的菩萨像中, 有些似与西
藏佛教造像风格相同（参见云南省文
383 页
物工作队,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
《考古 学报》, 1981 ? 2, 页 252 ）
。 不过, 从实物观之, 笔者以为那些造像是受到了
唐代的影响, 本文中已有详细的论证。 李霖灿以为
剑川石刻处处流露出西藏风格的特色（见李霖灿,
〈剑川石宝山石刻考察记〉, 页 138 – 144 ）。
可是, 李霖灿认为, 剑川石窟中所见的金刚杵、 酥
油灯等装饰和护法神身披人头, 这些特征应源自西藏。
孰不知这些特色乃密教美术的特色, 并非西藏美术
所独有。 此外, 李霖灿又说, 剑川的造像比例准确,
写实色彩浓厚, 璎珞富丽, 也是受到了西藏美术的
影响。 不过, 这些特色在唐宋佛教美术中, 亦时有
发现。 故笔者以为李霖灿先生之说仍有待商榷。
图 版 说 明
图 一 观音菩萨立像 南诏中期 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图 二 观音菩萨立像 唐代 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
图 三 阿弥陀佛、弥勒佛像 剑川石窟第十六窟第三龛 南诏晚期
图 四 佛坐像 剑川石窟第十六窟第二龛 南诏晚期
图 五 佛坐像 剑川石窟第十六窟第四龛 南诏晚期
图 六 佛坐像 南诏晚期 大理市博物馆藏
图 七 多闻天像 剑川窟第十三摩崖 南诏晚期
图 八 阿弥陀佛像 大理国时期 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图 九 大日如来像 大理国时期 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图 十 佛立像 北宋雍熙二年（985） 日本清凉寺藏
图 十一 佛坐像 北宋 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
图 十二 观音菩萨立像 大理国时期 大理州博物馆藏
图 十三 观音菩萨倚坐像 剑川石窟第四窟第三龛 后理国时期
图 十四 观音菩萨倚坐像 剑川石窟第二窟 后理国时期
图 十五 四臂菩萨坐像 后理国时期 大理市博物馆藏
图 十六 观音菩萨立像 后理国时期 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图 十七 观音菩萨立像 后理国时期 美国圣地牙哥博物馆藏
图 十八 观音菩萨立像 后理国时期 佛图塔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