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观是佛教生态观的重要内容。佛教的生态实践观，以业报论为其理论基础，指导佛教徒的日常活动。就佛教自身而言，它是佛教徒觉悟成佛的方式。从社会意义看，它为佛教的现代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业报论

　　业报论是佛教的重要理论，也是佛教实践的思想基础。“业”，梵文为kaman，音译羯磨，“造作”的意思，指行为、行动、作用、意志等身心活动，一般分二种，即身语意三业。“身业”指众生的活动，“语业”指言语，“意业”指思维。三者概括了主体的一切活动。“报”指报应。佛教主张业力不失，有业就有报。“业报”即业之报应、业之果报，是由主体活动所感召的苦乐果报。

　　“业”是印度最重要的传统思想之一，佛教采用这一观念，作为人类向善去恶的根据。

　　依据业报的范围，佛教特别把“业”与“报”分成两类，从而使佛教的业报论具有鲜明的生态意义。“业”有“共业”与“不共业”之别，报分“共报”与“别报”。“共业”是众生共同造作的业力；它影响大众，招致大家共同受的报应，称作“共报”。“不共业”指众生个体的个别业因；它只影响自身，感召自己受用的报应，称作“别报”。“共报”又称“依报”，指众生所依止的山河大地承受的果报。“别报”又叫“正报”，指造业众生承受的果报，果报的主体是众生的身心。《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二:“依者，凡圣所依之国土，若净若秽；正者，凡圣能依之身，谓人天、男女、在家出家、外道诸神、菩萨及佛。”

　　业力不同，果报有别。别报、正报是造业主体自身的果报，共报、依报是造业主体所处环境所受的报应。人的行为，不仅影响自身，并且影响环境；人不仅要关心自己行为对个人的作用，还要看到它对大众环境的作用。佛教的共报、依报概念，突出表现了它对生态环境的关怀。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佛教提炼出一系列独特的生活方式，以今天的环保眼光来看，仍不失其价值。这集中体现为素食、放生、佛化自然等行为。

　　素食是以食用植物为主体的饮食方式，为汉传佛教所遵守，是落实不杀生戒的有力保证。《大乘入楞伽经》卷六说：“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注（7）其导译本《入楞伽经》卷八指出：“我观众生从无始来，食肉习故，贪着肉味，更相杀害，远离贤圣，受生死苦。舍肉味者，闻正法味，于菩萨地，如实修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说：“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者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

　　对生态问题而言，素食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今天，野生动物资源日益受到破坏，动物种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人类吃掉了，这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各种媒体经常报导在餐馆中吞食珍稀保护动物的新闻。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素食对保护动物的多样性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

　　佛教还有悠久的放生传统。所谓放生，就是用钱赎买被捕的鱼、鸟等动物，将其放回江河、山野，重获生命自由。放生是戒杀、素食的发展，如果说不杀生、食素是对生命的消极保护，那么，放生就是对生命的积极保护。在佛陀时代，就有专门保护生命的器具，名“放生器”。佛陀所处的地区，天气炎热，生命繁盛，出家人日常饮水，其中多有生物存在。为防止杀生，佛教徒取水时，必用滤水袋过滤，再将所得的小生物放到专门的容器中，再将他们放到大江、大河、大泉池，这一专门容器，就叫放生器。《护命放生轨仪法》中说：“观虫滤水是出家之要仪，见危存护乃悲中之拯急。既知有虫，律文令作放生器者，但为西国久行。”放生器的设置，为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生命提供了实在的工具。

　　在中国民间，放生是颇受尊敬的善行，人们喜欢在节日放生，也愿意到寺庙放生。为满足教徒的放生意愿，在寺庙中还有专门放生的建筑──放生池。放生池一般多设在佛寺门前或周围，池中置水，大的放生池中还有假山、亭子、花草等，供生物生存休栖。佛教还有专门放生的法会，叫“放生会”。《梵网经》卷下说：“佛子应以慈悲心怀行放生之业，因为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杂宝藏经》卷五记述，有一个小沙弥因为救起水中的蚁虫，而获得长寿的果报。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在天台山时，就规劝沿海渔民不要以捕鱼杀生为业，并造放生池。天台宗由是十分重视放生，对中国佛教有很大的影响。放生有时还是政府行为，唐肃宗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下诏，要求在山南道、剑南道、荆南道、浙江道等地设置放生池。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敕令天下重修放生池。天禧三年，天台宗奏请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自制《放生慈济法门》，于每年四月初八举行放生会。天圣三年（1025年），明知礼奏请在佛诞日于南湖成立永久的放生会，并编制了放生文作为法会的仪轨。

　　令人遗憾的是，放生在后世出现了异化的一面。有人专门捕获飞禽走兽出卖，以满足一些人的放生欲望。根据北京地区调查，目前每捕获一只鹦鹉，必牺牲廿只左右为代价。这种所谓的放生实际已丧失任何积极意义，而只是某些人伪善的标志。

　　“自古名山僧占多”。佛教徒的辛勤创造，美化了地球的面貌。佛教以解脱为主的，修行为教徒所必须。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而每一寺庙建立之后，佛教徒必本着庄严佛土利乐有情的宗教精神，栽花种树，美化自身及周围环境。今天，无论深山僻壤，或城廓闹市，举凡佛教活动场所，无不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在环境污染日益深重的今天，许多寺庙堪称绿色孤岛。

　　佛教徒的环境建设，有其独特的理论指导，这就是佛教的净土理想。“寺庙园林环境是描绘天国的特殊手段”，佛教徒依据佛经关于极乐世界的描述，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点染自然，升华自然，建设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从视觉、听觉、嗅觉诸多方面，自觉地佛化自然，使自然界最大程度上与其宗教理念、生命感觉相和谐，成为其解脱成佛的理想道场。从普通大众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珍视喜爱，可以看出佛教徒的环境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遍的人性需要。

　　(三)现代佛教的生态实践呼吁和平，参与环保，这是廿世纪下半叶世界佛教的重要实践方式，反映了当代佛教徒的生态自觉。这在东亚地区表现得极为明显。

　　从佛教不杀生的根本教义出发，廿世纪佛教徒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是和平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核武竞赛为标志的冷战，堪称人类的自戕。由此因缘，佛教不杀生的优良价值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受到佛教徒乃至全人类的重视，成为佛教对时代的贡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亚洲佛教徒和平会、亚洲宗教徒和平会议等各种佛教组织，一直将和平作为重要议题。

　　身为“二战”祸首与战败国的国民，五○年代以来，日本佛教徒始终强调和平。1951年，日本成立“佛教徒和平恳谈会”，后发展为“日本佛教徒和平协议会”，同年还成立“宗教徒和平协议会”，提出“拥护和平、反对重整军备、永远保卫放弃战争的新宪法”的政治纲领。1954年成立“全日本佛教会”，以“佛陀的和平精神”为理论基础（见《全日本佛教会章程》第4条）。1955年成立“全日本佛教青年会”，其主要活动以反对核试验，救援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反对战争，拥护现行日本和平宪法等为主。创建于本世纪三○年代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简称“创价学会”，五○年代后涉足政治，是现代日本首屈一指的宗教团体。其政治理论即“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地球民族主义”，充满着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精神。“佛法民主主义”强调“生命尊严”和“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对每一个人都予以同等的重视。“人性社会主义”以尊重人性为基调，认为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合理的。“地球民族主义”注重“地球人”意识，地球上所有的人首先是“地球市民”，因此全人类是“地球民族”的成员，是同一命运共同体，主张超越国境与民族的界限，消除世界公害，遏止战争，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幸福，批判种族歧视和民族差别，反对以牺牲某个民族为代价发展自已。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徒之间联络加强，重光历史上的“黄金纽带”。三国佛教徒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思想共识，就是世界和平。1996年在韩国召开会议，发表了“韩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汉城大会共同宣言──廿一世纪中韩日佛教的使命”，声明：“世界的某些地区因战火不绝，每天有万余名儿童在饥饿中死去；因大量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杀人武器，人类的生存正受到严重威胁；因一味地追求利润，如同地球肺腑的森林正在荒废，从而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因科学技术而产生的各种现代利器带来的诸多污染，所有的生命体正处在被毁灭的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因卷入物欲漩涡的人类被物质所支配，蒙蔽人类本有的佛性，背离缘起法和佛陀同体大悲精神的恶果。我们三国佛教徒要坚持“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缘起说，及和合共生的理念，巩固相互间的纽带，彻底认识宇宙共同体的原理，为济渡人类生命而净化人心，为消除威胁人类生存的核武器，为保护环境和恢复自然界生态，为保持尊重生命的思想和恢复伦理道德，必须在绿化庄严地球的第一线上为人类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佛陀生命理念的现代回响。

　　依据佛教的净土理念，现代佛教徒将环境保护作为奉献社会的重要方式。他们将佛教义理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符合时代要求的净土实践形式，受到全社会的赞赏，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许多寺庙在绿化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们不仅将所居道场建设得鸟语花香，还到荒山野外参加义务植树，美化山河。五○年代末，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师生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为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北京雍和宫多年来都是北京市绿化先进单位，为北京地区的生态平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台湾地区的法鼓山在环保方面，堪称大众楷模。他们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上”为理念，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创造性地将环保事业融入信徒的日常生活，以宗教的愿力落实生活环保，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将环保解剖成两个层面，一是物质环保，一是心灵环保。所谓物质环保，就是将环保落实到物质生活的每个层面，将人的日常行为变成环保行为，包括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身体环保、社会环保等等，所谓心灵环保，是从人的心灵出发，建立环保意识，进而自觉地将意识转变为行动。圣严法师认为，心灵环保是本，物质环保是表，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物质环保，不仅可以改善生态，更重要的，可以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助益心灵环保；有了心灵环保，物质环保则有了自觉性、能动性，有了精神理想和动力。两者结合、互动，即可建设人间净土。圣严法师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环保，一是物质环境的环保，一是正本清源，从人心净化做起，前者治标、后者治本，环保清洁日不仅是号召每个人在这一天内将环境打扫清洁，更是希望将这种精神带到心中，从心灵自律自发，每个人在生活习惯上做到环保。心灵环保讲求的是由内而外的发展，如果从心灵做起，人们就会心甘情愿、自发性地减少浪费自然资源，并且觉得这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牺牲，从佛教观点来看，就是惜福！从心灵净化做起，自然做到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才能建立人间净土。”

　　法鼓山的环保方式很多。在生活环保方面，他们提倡用不锈钢饭碗，喝水自带容器。不用一次性快餐碗和纸杯，这样虽然增加了清洗的工作，但天长日久，人人坚持，就会大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用量。洗碗不用化学洗洁剂，而是用纯黄豆制成的清洗剂，以利溶解。实行垃圾分类，动员流浪动物认养，为猫犬结扎，在身体环保方面，以“养生护生”为饮食原则，提倡“无污染饮食”。在礼仪环保方面，供佛时不提倡烧香、烧冥纸；供品用花果、清水。提倡佛化奠基、佛化祝寿、佛化婚礼。在社会环保方面，为了在全社会扩大法鼓山的环保理念，他们时常组织一些社会性的环保活动，如“法鼓山社区关怀环保日”等，据台湾“中央日报”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载：“法鼓山文教基金会从当日早上八时起，在台湾廿五个地区同步举办活动，有两百多个社区和机构参加，内容包括惜福市场、资源回收、净滩、净山、植树、环境清洁、省水、厨余堆肥等。惜福市场是用跳蚤市场的方式，将物品廉价卖给需要的人，物尽其用，减少垃圾，节省资源。

　　圣严法师认为，如何建设人间净上，关键就在如何改造心灵。人间净上在每个人的心中，心中有净上，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就出现净上。为此，要爱护自己的环境，把环境当作自己的脸。我们要像吸尘器一样，那里脏就把那里吸干净，时时干净处处干净，生活环境的品质提升，就是净上。

　　圣严的实践，不仅为佛教徒的自我完善提供了现代方式，更为佛教参与当代社会，指明了一个重要方向。在未来的世纪，发扬佛教优良因素，致力全球环境的改善，对全球生态平衡，对佛教自身发展，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结语

　　世纪之交，当现代化浪潮将地球及人类带入可能毁灭之际，佛教的生态理念与实践，给予我们有益的启迪。佛教能够为生态危机的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一方向，值得佛教徒和全社会充分注意。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八日至九月四日，美国芝加哥召开了有六千五百人参加的世界宗教会议，大会《宣言》首先描述世界的苦难，就是和平正离我们而去，“我们谴责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滥用”指出：“宗教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然而，宗教可以提供单靠经济计划、政治纲领或法律条款不能得到的东西。即内在取向的改变，整个心态的改变，人的心灵改变，及从一种错误的途径向一种新生命方向的改变。”

　　对生态问题而言，佛教的作用也是如此。仅凭佛教，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但佛教的确为生态危机的解决展开了一条有益的思路。

　　在精神实质上，佛教是后现代的。珍视、借鉴、发扬佛教生态理念中的优秀因素，避免现代化过程的弯路，这对中国人应当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