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王裒及蓼莪寺典故

　　在太湖湾的群山间，有着全国唯一的孝子祠，叫做蓼莪寺。蓼莪寺在雪堰镇潘家百渎村东湾王裒岭南，寺名就来自《诗经》，相传以晋孝子王裒得名。

　　蓼莪寺始建于东晋时期，明初香火还很盛，明末寺宇倾颓，只存大殿三间。有僧瑞云从阳羡（今宜兴市）至此柱锡，带领徒众采山耘田，又得当地檀越龚修吾、龚卑吾的帮助，着手修葺佛寺。清初，瑞云的弟子恒一继续带领徒众辛勤地采樵耘籽，营建佛殿。顺治九年（1662年），他率徒众志坚、志德造弥勒殿；康熙元年（1662年），他率徒众不虚、戒如造天王殿；以后又陆续建大殿、斋堂等，并于康熙八年（1669年）立碑记建寺经过，重题“蓼莪禅寺”匾额。恒一不虚死后，觉如、戒如又修建了内禅堂等，恢复了蓼莪寺的原来规模。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十五年（1770年）及嘉庆十六年（1811年），僧白峰、昇明、明彻等人又屡次修建改造。

　　寺左有王裒墓，旁有古松双桂为数百年的古树。该寺多有名人题咏。离井不远，有一巨大石碑，碑文依稀可辨，为清户部尚书江阴张有誉撰《蓼莪禅寺碑记》：“蓼莪寺才，武进新塘乡之东偏山谷之中之古刹也。前临震泽（即太湖），后枕梅堂。湖中七十二峰拱其南，锡（即无锡）之闾山、杨山、九龙（山）绕其北，水秀山明，幽奇旷远，形胜甲于一邑。”

　　寺内原有明解元苏州祝允明（号枝山）手书的“无事山家”匾额一块，有清宣统二年的“重修蓼莪禅寺碑记”。

　　王裒一家三代高风亮节，满门忠烈。祖父王修在汉末曾任高密令胶东(即墨)令，他的孝廉之举深得当时北海相孔融的赏识，继随袁谭为治中从事别驾。袁谭因不听王修忠告，被其弟袁尚打败，遂向曹操求救，当曹帮其打败袁尚后复又叛曹。曹操大怒，将袁谭杀死，割下首级命军士看守，并示意：“敢有哭谭者，戮其妻小!”这时王修正在外地运粮，闻讯急率数十人赶回求见曹操，并乞求收葬袁的尸首，曹操故不作声以观察王修。王修很悲伤地哭着哀求说：“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曹操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对他这种大义凛然的高尚行为大加赞赏。尤其当看到袁尚部下官员存积的家产数以万计，而惟有王修家仅有粮食不满十斗，另有几箱书卷。曹操更是赞叹不已：“士不妄有名。”遂被曹操任为司空椽行司金中郎将、魏郡太守，又升任大司农郎中令，位列九卿。王修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勤政爱民，居乱世而能洁身自好，至今为世人所称道。

　　王裒的父亲王仪，自幼习武，性格高亮雅直。在一次讨伐东吴的战役中，司马昭为元帅，他为司马，司马昭令兵急进，王仪谏言：“吴兵必有埋伏，不可急进。”昭不听，命速进。结果中吴兵埋伏。王仪拼力血战，杀出重围后，司马昭责问：“今日之事谁任其咎?”王仪直言：“责在元帅。”司马昭勃然大怒，命将王仪推出斩首。

　　父亲的屈死使年轻的王裒悲痛欲绝，决然背着父亲的遗骨．搀扶着母亲返回原籍北海营陵。因其祖父辈在洛阳为官多年．原籍老家既无宅舍又无田园，无法安家，只好投奔当年父亲的一位好友，华岩寺的住持和尚。老和尚对故友后人特别怜悯．拨了几亩“僧地”给王裒母子耕种，见王裒为人正气，学识渊博，即用寺庙厢房办起学堂，由王裒教授。从此，王裒在故乡以教授为业，兼事桑农，将父亲遗骨葬于寺前，坟周植以松柏．搭庐棚于墓侧，母子予以安家。母亲生性畏雷，死后，每逢打雷，王裒总是冒雨赶到母亲墓前，扶树与母为伴。久而久之．树为之枯。每次授课读到《诗经·蓼莪篇》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无不痛苦流哭流涕，泣下沾襟，学生们干脆把《蓼莪篇》隔过不读，以免老师听见伤心落泪。

　　直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灭魏称晋后，大赦天下，论功行赏，发现王仪之死确属冤案，下诏“平反”，诏令王裒承袭父爵。然而，时来运转的王裒却痛父非命，三征七聘皆不就．且立志永不面西而坐，以示永不仕于晋。他在故里自甘清贫，教学之余躬耕自给，计口而田，度衣而蚕，对母行其孝道．拒绝一切施舍馈赠。学生们偷着帮他割麦，王裒发现弃之不要。王裒教书育人，德操高尚，在营陵故里名声甚佳，被推崇为“孝廉”。西晋末年，公元300年左右，山东贼寇蜂起，杀进营陵，乡亲劝他移渡江东避难，但王裒恋母坟垅，终不忍离去．不幸被乱贼所害。

　　人生百行孝为先，父母深思大如天。“孝”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王裒用他一生的操行美德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孝子形象。他的孝悌之心、忠贞之志，深得历代王朝的推崇和敬仰。所以，王裒的“闻雷泣墓”，理所当然地载入了《二十四孝》，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中的传统内容。

　　百渎东湾蓼莪寺这个位置，已被常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太湖湾开发项目的一部分，这里有孝子王裒的衣冠冢和曾经享有名誉的孝子庙，这里将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华孝道园。寺内大殿的墙上贴有规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