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望者樊锦诗访谈
　　《百年潮》2008年第3期
　　樊锦诗，女，193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杭州，从小在上海长大。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甘肃敦煌学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在从事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的40多年中，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
　　1963年9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从此便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茫茫大漠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执著而坚定地守望着敦煌。40余载的守望中，她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孩子，也怠慢了自己。然而。在她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研究院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2004年她更因率领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85窟保护项目，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称赞樊锦诗时，用了“功德无量”这个词来形容她对敦煌文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02年，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4年，樊锦诗当选为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
　　莫高窟的神秘与魅力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大且盛故曰敦煌。
　　敦煌，前有阳关，后有玉门，南枕祁连，襟带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就是在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樊锦诗从1963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度过了40多个春秋轮回。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樊锦诗：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敦煌研究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在大西北的这片荒漠里，敦煌莫高窟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美妙绝伦的石窟艺术记载着中华文化曾有过的辉煌与璀璨。这里是飞天的故乡、佛教的圣地。
　　20世纪40年代，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放弃大城市里的教授职位，带着全家来到敦煌莫高窟，守护这个埋藏在沙漠里的文化宝藏。正是受到常先生精神的感染，1962年，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四年级学生的樊锦诗，在老师宿白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她心中神秘的敦煌。
　　樊锦诗：第一次来实习，我怀着复杂的感情。当时还不太能理解他们，但是我很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虽然都是大城市来的，但能在这里待下来。不过他们怎么能待得住，我一直都比较费解。说起来不要笑，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地方没卫生设备。有一天晚上，我全副武装地出去上厕所，出门就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耳朵是竖起来的。他们曾经说这儿有狼，这门口是不是狼呢?我吓得赶快回去了，把门关上。那一夜就没睡好，一边要憋着尿，一边还想着外面有只狼。早晨实在憋不住，以为早晨狼也走了，爬起来一看，还在那儿。再仔细一看，是头驴，自己给自己吓了一次。
　　敦煌的女儿和女婿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风沙来时遮天蔽日，蔬菜水果算是奢侈品……敦煌的生活环境让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樊锦诗有些始料不及。但是当毕业分配，常书鸿所长点名要她去工作的时候，樊锦诗还是选择了敦煌。
　　记者：当时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这次不是实习而是分来的，也许这一辈子就在这儿了？樊锦诗：没有，开头没有那种思想准备，也还没考虑这事情。当时，我的男朋友在武汉，他被分到了武汉大学，我们是同班同学。
　　在樊锦诗的这一选择背后，她的丈夫––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人彭金章教授做出了巨大牺牲。用彭教授的话说：“人家说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顺便做了‘敦煌的女婿’。”
　　当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被分到考古组。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年。彭金章从武汉到敦煌来看她，这是他们自毕业分开后第一次见面。
　　整整八天的时间，樊锦诗带着彭金章几乎看遍了每一个洞窟。
　　记者：当时有没有谈过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樊锦诗：没有，那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
　　记者：我相信他来看您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想，这次去应该谈一谈结婚的事了。
　　樊锦诗：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心照不宣，觉得我就是他的，我们肯定是一对。
　　尽管什么也没说，但是当男友的汽车慢慢消失在茫茫戈壁滩上时，樊锦诗还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歉疚。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同时开始了他们的两地分居生活。
　　“文革”十年间，工作调动的事根本谈不上。樊锦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是“文革”初期。她本准备去武汉待产，可产假迟迟得不到工宣队批准，临产前还被迫下地劳动，结果导致孩子早产。孩子早早降临，让第一次做妈妈的樊锦诗感到措手不及。
　　樊锦诗：孩子出生一个礼拜了也没有衣服穿，就拿我那个透风的棉袄给他一包。当时我的奶水不够他吃，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记者：这边没做任何准备？
　　樊锦诗：没做任何准备。我生孩子，我家里知道我马大哈，就把小孩的衣服买好寄来。
　　一直在武汉等着樊锦诗的丈夫在收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后，不得不日夜兼程，把早已准备好的衣物用担子从武汉挑到了敦煌。
　　樊锦诗：我先生连鸡蛋、小孩衣服都挑到这儿。到处找，最后找到了医院，小孩这才穿上了衣服。
　　记者：那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樊锦诗：我心里很酸，我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也是太差了，连衣服都不会做。
　　孩子还没满月，丈夫的假期就到了，不得不离开敦煌。樊锦诗白天得上班，孩子没人带，被送到了农村老家。
　　直到“文革”结束，樊锦诗一家依然是分散在各地：大儿子和丈夫在武汉，小儿子在农村老家，她一个人在敦煌。白天工作忙忙碌碌，但只要一闲下来，樊锦诗就会想念远方的爱人和孩子。
　　樊锦诗：星期六、星期日，人家都回家了，这里变得非常安静，你说没有孤独、寂寞?绝对是有的。附近九层楼那儿挂着铃铛，风一吹，叮当叮当地响，有个电影叫《古刹钟声》，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就是“古刹钟声”。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太艰苦了。以前是想丈夫，有了孩子以后，就想孩子，连做梦也在想。
　　然而，当“文革”结束，工作调动的事可以解决时，樊锦诗却发现自己已离不开这大漠戈壁里的莫高窟了。
　　樊锦诗：我犹豫了很多年，大概有十几年。但是越犹豫，重心越往敦煌偏。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走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可是去那里我干什么呢?也许到武汉大学当教员，也许到湖北文物单位搞文物。但是觉得到那儿去搞文物，好像没意思。
　　记者：其实还是因为您留恋敦煌这个地方。
　　樊锦诗：是的，因为我对它太有感情了。一方面我被这里的艺术吸引，一方面也被老先生们感动。他们也劝我别走，说想办法把我先生调来。在那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像常院长、段先生他们来时，有的比我还小，20岁左右。来了以后，一辈子默默无闻，被打成“右派”还是一笔不苟地画。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这部分，就没支撑了，而且画的时候也是在跟古代的艺术家交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在这里投入他们的青春年华，一点一点地。现在他们都年老了，70多岁、80多岁，还想着敦煌，还要回来。他们觉得这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
　　1986年，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丈夫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0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
　　要潜下心来在敦煌生活并不容易。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协商，交给彭金章两块“硬骨头”，其中之一是研究被当时学术界称为“敦煌荒漠”的北区洞窟。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形成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和眼睛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吐痰也是黑的……就这样，八年里，他用筛子几乎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正是这种执著，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记者：最终把家搬到敦煌来是谁做的决定？
　　樊锦诗：我先生。他其实也不愿意，他在武汉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对它有了感情，我们两个也抬了几次杠。他说总得有人走嘛，他的意思是要我走。那我说，你不是也可以吗?我老说彭先生确实是个大好人，他最后还是考虑到我的感情和爱好成全了我。
　　记者：结果不仅自己没有离开，还把自己的先生拉过来扎了根。
　　樊锦诗：这就是敦煌的魅力：我先生他来也没什么后悔的，要说后悔的只有一个：老二没有上到大学本科毕业。他总觉得很遗憾，我当然更觉得内疚。
　　前辈的榜样力量
　　莫高窟真正引起世人关注，是从1900年王道士在第17窟发现藏经洞开始的。从1907年到1924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先后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藏经洞中大批价值极高的经卷，致使今天藏经洞中5万余件文物，有近4万件流落海外。
　　在之后的20年，敦煌遗书相继在国外出版，大批学者都把目光投注到了这个文化宝藏。并由此兴起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扼腕哀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记者：您是怎么理解所谓“伤心”的？
　　樊锦诗：怎么说呢，这跟国运相联系。国运不济时，自己的家也守不住，自己的宝也守不住。人们发现莫高窟的时候是很振奋的，因为藏经洞那批东西很珍贵，包括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这700年间的古代文献，内容涉及各方面，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大发现。
　　记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您一定参观过流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里的大量藏经洞珍品。您看到这些珍品时是什么感情？
　　樊锦诗：很复杂的感情。一者，我终于看到了，是兴奋；二者，人家保护得好，我不得不佩服。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些珍品都能还回来，我们国家现在有条件了，绝对能保护好。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那些博物馆的展品都是从别国拿来的，如果都还回去，博物馆可能就空了。
　　敦煌遗书的悲剧发生后，一批有着深厚文化责任感的学者开始心系那个荒漠中的文化圣地。20世纪40年代，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来到了莫高窟，开始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和复制。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为第一任所长。自此，敦煌莫高窟结束了它千百年来无人看管的历史。
　　记者：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樊锦诗：自愿来的。常先生是留法学生，我们是老乡，他也是杭州人，从杭州公派出去的。留法10年后，他回来在北平艺专任教授，然后又去了重庆，那都是大城市啊。他油画画得也相当好，很有造诣。后来他就放弃了，来这儿了。他女儿跟着他来这里。据他女儿说，到了这里，吃第一顿饭的时候连筷子都没有，结果是拿红柳条刮着吃，盐也没有。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到零下20多摄氏度，他们盖着被子，早上醒过来，眉毛上都白了。
　　记者：您刚刚分配到这儿工作的时候，对常先生是什么印象？
　　樊锦诗：我那时候看常先生是仰望，觉得是高山仰止。常先生是1943、1944年来创建这个单位的，一直到1994年去世。中间因为“文化大革命”，他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等到“文化大革命”过去后，他已经70多岁了，后来慢慢就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当了名誉所长、名誉院长。
　　记者：您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敦煌待了20年了？
　　樊锦诗：是的，所以说他很了不起。他在法国学有所成，是得了奖章的。我们现在看他的一些画，画得非常好。他从法国回来后是北平国立艺专的教授。七七事变后，辗转来到重庆。他有家小，有很好的职位。1943年他来这里看了一下，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有6个人，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没有房子，他寄宿的地方就是破庙。看完一次后回到重庆，他没有退缩，而是把重庆的房子处理掉，把家小整个搬来。来了以后，他到处招人，最多的时候这里有十几个人，不过抗战胜利后他们又走了。国民党政府当时想把这个单位解散，他到国民党政府去活动后，把这个单位保留了下来。我刚来这里时第一次看到他，心里想：这么有名的常先生怎么打扮得跟个农民一样?
　　记者：常先生有没有跟你们说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樊锦诗：我们当时也不敢去问人家，那时候我只觉得他非常执著，非常执著。
　　“飞天”故乡的落户人
　　莫高窟除了有着极其深厚的艺术价值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考古价值。1962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带着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四名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自此，作为敦煌学的一部分，石窟考古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真正开始了。
　　莫高窟的第285窟是樊锦诗参与敦煌考古测量的第一个洞窟。对敦煌莫高窟研究来说，石窟考古是一项极为基础而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可以用来科学地对洞窟进行分期断代，而且还可以作为资料永久地保留下来供他人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樊锦诗相继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文章，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这些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年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20世纪80年代，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1987年，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全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611个成员中，全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6条标准的仅有3处，敦煌莫高窟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宝藏也在渐渐地老去，对它进行科学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记者：大家都来关心敦煌，门票收入也很多，您觉得这样不好吗？
　　樊锦诗：2001年、2002年，门票收入都是31万多。据说再过几年，就要到40万，再过十年或十几年，就是50万。我觉得非常矛盾，一方面，敦煌这样一个世界遗产，老百姓要看，学者要研究，我们理所当然要提供便利；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的洞一般很小，很多很精彩的洞只有20多平方米。这些地方有着最少600年、最多1600年的历史，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涂在石头上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还经得起这么多人来看吗?在黄金周，五六千的人在莫高窟前面走，到处都是人。
　　记者：您是不是为此很烦恼？
　　樊锦诗：中央电视台采访我，我说我是如临大敌。我不是要把观众当成敌人，只是这种阵势实在很吓人。他们这么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对壁画会有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害怕。
　　1998年,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在敦煌待了35年的她知道，这个在荒漠里诞生的研究院是如何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几百人的规模！又有多少人为了它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为此，樊锦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在上任后不久，樊锦诗就碰到了一件直接关系到莫高窟命运的大事。
　　樊锦诗：2000年，甘肃省有个旅游方面的领导找我了，让我们加入甘肃省旅游公司。我说那不行，旅游公司会知道保护文物吗?开放当然很简单，不就把洞门开开，领人进去讲吗?可是人进多了怎么办，环境受得了吗?来了那么多人，要保障它不坏，需要一套很复杂的管理系统，要进行很多的监测。他说我们也保护。我说那是空话，不可能。等到弄坏了，再救它就晚了。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每幅画都有病，不过有的厉害，有的不厉害。再说那里的空间很狭小，材质很脆弱。我们做过一个实验，40个年轻人，进去一个洞半个小时，二氧化碳就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制作了一个空间，做了模拟石块，持续增加相对湿度，几百天后，这个模拟石块就碎了。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樊锦诗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2003年，樊锦诗向全国政协第十届会议提交议案，详细描述了“数字化敦煌”的大胆设想。
　　记者：在文物工作上，保护是基础。
　　樊锦诗：是的，绝对不能牺牲文物去换取经济的发展，那就是本末倒置了。你说开放，我满足你，但是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不能无限制地开放。我现在还在拿仪器搞监测，看游人进去会有什么变化，环境能承受多少。这个数据出来了，我就按照数字来接收。我们不是不让人看，是要想办法，在保护好的前提下，要尽量开放，满足社会的需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是退化了怎么办?我就考虑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把它储存起来，所以1998年我就开始跟美国人谈判，因为美国的数字技术比较好。我们谈判做这个数字科技，就是要为国家永远保存这个信息。此外，我还在想，我们能不能把“数字敦煌”用于开放为观众服务？
　　后来，敦煌研究院与国外合作开办了壁画保护研究生班。作为国内最大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敦煌研究院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人才。多年来，为了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樊锦诗可谓费尽心力。
　　记者：您今天会不会像原来那些前辈劝您留下来一样，也劝那些年轻人留下？
　　樊锦诗：我也劝啊。我说，你们不要走，留在这个地方更可能做出成绩来，另外我也吸引其他人到这儿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没有别的本事，挖个墙角还是可以的。
　　记者：怎么挖呢？
　　樊锦诗：比如说那些在这儿当研究生的，常有人来挖他们，我们就跟他们做工作，关心他们。在他们最忙的时候，我就去问候一下：我可等着迎接你回来啊，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呢。我不是假惺惺的，我看着这些年轻人慢慢成长起来，心里真的特别高兴，觉得将来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了。
　　记者：这些年轻人对敦煌有像您这样深厚的感情吗？
　　樊锦诗：我觉得他们走了和我们一样的路，对敦煌也是越来越有感情。他们自己有时候就说，对敦煌没感情的人，我们不要。
　　记者：年轻人自己说的话？
　　樊锦诗：是的。所以我经常说，我们选拔人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看你对敦煌有没有感情，我要选拔那些永远爱敦煌的人。
　　樊锦诗常说，不管她到哪里出差，哪怕是去她的故乡上海，只要呆上二三天，心里就开始想敦煌，想莫高窟了。其实并不仅仅是她，几乎每一个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都会这样告诉人们，不管走到哪里，心里都会惦记着敦煌，惦记着莫高窟。在这些敦煌儿女的心里，敦煌已经成为了他们永远的家。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