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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佛教文献类编》序
作者：吴 平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从改头换面到脱胎换骨，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精密、深邃、严谨的思想体系，并以其强盛的生命力，渗透到哲学、伦理、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佛教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以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及其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公元前486年）创立的，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王太子。释迦牟尼一生传道说法四十五年，足迹遍布恒河两岸。所到之处，他很少参与政治与世俗生活，只是一心讲道。
据佛教文献记载，释迦牟尼逝世不久，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名比丘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集会，共同忆诵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这就是佛教文献的第一次结集。在集会上，阿难背诵出了释迦牟尼对佛教教义的解说，这部分内容被称为“经”；优婆离背诵出了释迦牟尼关于戒律的一系列教导，这部分内容被称为“律’；迦叶背诵出了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发挥佛教教义的论述，这部分内容被称为“论”。以上三部分内容合起来称之为“三藏”，在得到大家的认可后，于是就成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以后随着佛教文献的多次结集及大乘佛教的兴起，“三藏”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佛教教团内部出现了分裂。最初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史称佛教的“根本分裂”。这两大派后来又陆续发生多次分裂，史称“枝末分裂”，形成的派别有十八部（依南传佛教之说）或二十部（依北传佛教之说）之多。这个时期的佛教，通称部派佛教，在“根本分裂”之前的佛教则被称之为原始佛教。
此后，在大众部的一部分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释迦牟尼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佛教最初的僧团——菩萨众。随着许多阐述大乘思想的经典的不断出现，不少僧人进而加以弘扬，于是就形成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把以前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乘”是“乘载”或“道路”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到达涅的彼岸。在修行目标上，小乘佛教偏重自我解脱，以证得阿罗汉果为最高目标；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修持成佛、建立佛国净土为最高目标。
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开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印度佛教的对外传播，大致有南北两条路线。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以及中国云南地区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以小乘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教义比较接近原始佛教，经典用巴利语写成,传入中国云南地区后被译为傣语。南传佛教注重原始佛教的精神和教义，崇拜佛牙、佛塔和菩提树等。传入尼泊尔以北西域诸国及中国内地，再进而流传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佛教，以大乘为主，称为北传佛教，经典用梵语写成，传入中国后译成汉语。传入中国西藏、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俄罗斯亚洲地区的佛教，是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被译为藏语。
佛教文献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内容并不仅仅限于佛教，还包括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道德、政治、经济、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内容和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佛教文献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曾经对古代东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的佛事活动才以佛经翻译为主，当时的洛阳是译经中心，译者都是从印度和西域来的高僧，其中安世高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翻译佛经的西域僧人。他共译出《佛说十八泥犁经》、《佛说鬼问目莲经》等佛教经典三十四部，从此改变了中国佛教无汉语经典的历史，为中国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灭亡之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吴国佛教的兴盛，与支谦等人的译经传教活动是分不开的。支谦先后译出佛教经论数十部，其中重要的有《阿弥陀经》、《维摩诘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他的翻译笔法流畅，文句简略，纯用意译，使当时人容易接受，有利于佛教的普及推广。
西晋佛教的主要活动仍旧是译经，从事译经活动的僧人和居士有十多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竺法护。他一共译出佛教经典一百五十四部，扩大了译经的范围，提高了译经的质量，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创造了条件。
后秦是羌人姚苌建立的政权。姚氏崇信佛教由来已久，尤其是姚兴即位后，对来关中的中外高僧甚为礼敬，于是很多西域僧人陆续来到长安，从事译经事业，其中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使中国佛教从引进移植阶段进入到成长发展阶段。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教文献，很多都成为后来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经典，为佛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大小品《般若经》的重译和《大智度论》的新译，由于译文流畅，促成了般若学说的流传，使得般若学说成为中国佛教各学派和宗派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从东晋至南朝刘宋时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先后有许多僧人西行求法，他们在西域和印度学习佛教、搜集经典、朝拜圣迹，把佛教经典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法显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法显慨叹律藏缺乏，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和慧景等人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寻求佛教经典。法显在印度搜访到一批佛教文献，历经艰险，终于带回祖国。回国后，法显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律》、《僧比丘戒本》、《方等泥洹经》、《佛说杂藏经》等经典，推动了涅佛性理论在江南的传播。
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隋朝的译馆，主要有两所，一是长安大兴善寺，另一是洛阳上林园，先后译出了八十二部经典。
唐朝的佛经翻译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译经的质量、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了前代。从贞观三年（629年）到元和六年（811年）的近二百年之间，历朝皇帝都设立译场，组织僧人翻译佛教经典。译场是由精通教义、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担任译主，这表明中国的译经事业到了唐朝才真正成熟起来。贞观（627—649）年间，玄奘主持的译场，就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玄奘曾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到印度取经，并跟随佛学大师学习深造，最后携带了大批经典返回中国。唐太宗让他在长安弘福寺开辟译场，由朝廷提供资助，并召集二十多位高僧协助他从事译经工作。
唐代的佛经翻译家，除玄奘外，还有义净、不空等人，他们先后译出各种佛教经典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盛况空前，可以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都通过汉译流传到了中国。
宋太宗时，恢复了自唐元和六年（811年）以来久已中断的译经，创立规模宏大的译经院，由印度来华僧人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主持翻译佛经。宋以后，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不再存在了。
佛教文献的汉译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在大部分梵文佛典已经佚失的情况下，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结晶的汉译佛教文献，既保存了印度文化，也给中华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
随着汉译佛教文献的逐渐增多，中国的学者对佛教文献的研究也逐渐加深。他们勤于著述，撰写了一大批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带有中国佛教特色的著作，使佛教文献在传统的经、律、论三藏之外，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应该说超过了印度的佛教文献，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哲学家。僧肇先是喜欢道家学说，后来读了《维摩诘经》，觉得佛教教义最为高明，于是出家为僧，拜鸠摩罗什为师。他写了《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等论文，准确地阐述了大乘佛教的般若理论，纠正了当时人们对般若理论的误解。
梁武帝是南朝帝王中崇佛最突出的，他热衷于佛教教理的研究，著有《涅经》等经的义疏及问答百卷。梁武帝把南朝宋以来的涅佛性说与轮回报应说结合起来，提出了“神不灭”的主张，在南朝佛教信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期,与佛教经典翻译遥相呼应的是佛教经典的整理与研究，主要有注释佛典、撰写佛学论著等形式。
佛典的注疏不仅数量多，内容也非常丰富,显示出了佛教徒崇信佛经、热衷阐述解释佛经的个性特点。随着翻译佛经的盛行，研究教义也更为深入。注疏家可糅合百家之言，注疏自然恢宏，如澄观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礼宗的《涅经注》八十卷等。大量佛典注疏的出现，成为研究佛教各宗派本末支流的重要资料。
佛学论著是高僧名师个人佛教思想的自由发挥，以及对一些重要佛教问题的讨论，表达了佛教学者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佛学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论，标立宗义，自立法门。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有作为立宗之本的佛典，后人叠加注疏，便成了某一宗派章疏的主体。如华严宗标立宗义的典籍有法藏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另一类是专论，是就佛教特殊问题加以研究而形成的。如法上的《佛性论》、灵一的《法性论》、灵裕的《因果论》等，不胜枚举。专论的议题比较宽泛，涉及佛性、因果、形神、翻译、僧伽、仪式等问题。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的黄金时期，人才辈出，著述甚多，而且各种佛教史书体裁已经基本完备，有灯录体、传记体、纪传体、编年体、会要体、志乘体及各种佛教杂著笔记等。宋代佛教史学最值得一提的则是佛教通史著作的编纂。佛教在唐代盛极而衰的历史，促使宋代的佛教史学家去认真思考、总结佛教在中国的传教史，探求佛教兴衰的原因，并借修史来抬高整个佛教或某一宗派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佛教通史著作的编纂颇为引人注目。较有影响的大型佛教通史，如《释门正统》、《佛祖统纪》、《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释氏通鉴》等大多产生在宋代。它们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但又有新的突破。
明清时期的佛学研究比较消沉，没有大的理论突破。不过在居士中却出现了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并形成了一些特色，对明末清初佛教的一度中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明代就已令人瞩目。明代文学家宋濂、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思想家李贽、焦等都是著名的佛教居士，他们不仅信仰佛教，而且都留下了佛学方面的专著。
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广泛研究经学、史学的同时，也涉猎了佛学，并吸取佛教唯识宗中的合理因素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著有《相宗络索》一书，开清代佛学研究之先风。紧接其后的著名居士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人，其中以彭绍升的影响最大。
民国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不少以整理佛教文献而知名的居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丁福保。他一生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注疏，著有数十种佛经的笺注，流行于世，受到好评。丁福保曾撰写了《敬告注佛经之居士》一文，提出了笺注佛经的十六条原则。他本人在注释佛经时是严格按照这十六条原则进行的，因而显得一丝不苟，非常严谨，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超越其上。
佛教文献作为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佛教文献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形成与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对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宋代开始大规模地汇编佛教文献，也就是《大藏经》的刻印。由此也形成了一大文化传统：历朝都要编印新的《大藏经》。大量的佛教文献因此而得以保存了下来。然而由于编者学识不广、收集困难、物质条件所限等种种原因，历代都有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献没有能够收入《大藏经》，被散逸在藏外，处在自生自灭的境地。
这个遗憾从历代刻印的丛书中得到了弥补。
丛书以其网罗宏富而远胜单刻本，很多篇幅短小的佛教文献，得以丛书的形式流传至今。丛书在保存和流传佛教文献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些编者在汇编汇刻丛书时，还对收入其中的佛教文献作了校勘订正，其文献价值远远胜过单刻本。特别是清代一些著名的文献学家汇编汇刻的丛书，如黄丕烈的《士礼居黄氏丛书》、叶德辉的《园先生全书》、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都以校勘精审而闻名于世。有些丛书编篡者还聘请著名的文献学家参预校勘，如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就出自谭莹之手。
当今的佛学研究已从粗放型转向精耕细作,对资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丛书中的佛教文献汇编成书，颇有助于当前的佛学研究。我将收入《丛书佛教文献类编》中的书目与童玮先生编的《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对了一遍，发现有46种书为历代《大藏经》所未收。有些书即使曾被收入《大藏经》，也自有其版本价值。
佛教文献不仅是宗教文献，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此，整理出版佛教文献，无疑具有重大的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既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为增加全人类文化积累所作的一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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