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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意念,使她终其一生从事无薪的“人间义工”?
什么样的愿力,使她以111岁高龄仍在服务、照顾著贫病老苦的人们?
什么样的福报,使她跨越了三个世纪,却能保有年轻健康的心乐自在?
许哲
111岁的许哲,英文名字是“德蕾莎 (Teresa)”,梵文名字是“爱人 (Prema) ”新加坡人以拥有她为荣,视她为“国宝”;天主教徒將她与德蕾莎修女相提并论;佛教徒认为她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她却说:“我只是一个会扫地,喜欢做工的平凡女人。”
在许哲的眼里,全宇宙都是一家人,全人类都是兄弟姊妹,因此,去爱自己的兄弟姊妹是极为自然的事。所以她说:“爱人,是我的责任。”
许哲一生创办了九所养老院,但她对穷苦病人的关怀之心,并不拘囿于养老病院內。社会不同角落有著贫苦病弱的人们,都是她关怀的对象,她一一走进他们的家庭,每个月送去金钱和食物,带给他们温暖和爱。她照顾人,不求回报,当人们感谢她时,她笑笑地说:“你们不要谢我,我只是个乞丐头,去要东西来给你们大家。”
除了关怀老人,她也收容、照顾不少孤儿和受虐儿,供给这些孩子食宿、读书。这些孩子长大了,有人知恩感恩,一生视她如母,恭敬尊重;也有人忘恩负义,在社会上有了名利和地位之后,便瞧不起她,即使路上相逢也视而不见。对此,她依然笑笑:“照顾他们是我的责任,看到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我就很开心了,他们记不记得我,不重要。”
在许哲的价值观里,身外之物重实用,美不美观不重要。她的食衣住行非常俭朴,屋內的傢具一用五、六十年;鞋子穿到开口,还缝缝补补;衣服穿到破烂,捨不得丟,裁成小碎片缝成踏脚垫,送人、自用两相宜。她助人的义举传遍星国,当年,新加坡总统黄金辉特地邀请她喝下午茶。她赴约时,依然是一袭“粪扫衣”。义工们劝她:“Sister ,总统要见你,这是很重要的场合,许多媒体会来拍照,你应该穿新的衣服比较礼貌。”
她回答:“礼不礼貌在我们的心,不在外表,不在穿著。我去见老人穿这样,去见总统也是穿这样。总统和老人一样,没有谁比较特別。他要见的是一个真实的我,不是经过包装的我。”
因为她“无我”,举凡荣耀、奖章、奖杯、照片,和她有关的采访报导,在她家中一样也看不到。她说:“我照顾人都没时间了,哪有时间照顾那些东西?”她清净的小屋唯一留存的是书,至于照片,仅保留母亲和大姐的各一张……
不快乐的童年生活
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中国处于內忧外患之际,外有列强环伺,以洋枪大炮强行占领土地,租借港湾;內有打著“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拳之乱,整个中国处于战火四起、烟硝弥漫的不安的氛围。这一年,许哲诞生在在广东汕头的一个荒僻小镇。
中国弥天盖地的战火似乎延烧不到这个山野荒僻的小村落,小村庄的人们依然过着宁静的农耕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在这个务农维生的穷苦家庭,许哲的诞生并未带来多少的欢乐气氛,虽然增添一双操作家务的手,却也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许哲没有快乐的童年,她每天要帮忙做许多家务,清晨到河边去洗衣服,洗完衣服再到山上野地采药草,采好药草回到家里,还要帮忙做手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贴补家用。乖巧、懂事的许哲虽然每天忙着做家事,依然不得父亲的欢心,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换来一顿责骂毒打。悲惨的童年印记,即使在一百年后,许哲仍感到不堪回首。后来,因为家中发生变故,母亲带著她和姐、弟、妹四人离开广州到马来西亚槟城投靠亲戚。
二十七岁念小学
当时,许哲已经二十几岁,却还是一个文盲。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女孩子根本没有地位,更別说受教育。没有读书的许哲,只能从事打扫的清洁工作,上进心强的她,一直在寻求就学的机会。当时,槟城附近有一个天主教姑娘堂(修女会)办的小学,每次经过学校,听到小学生琅琅的读书声,她就不禁驻足,凝视著教室內那一张张童稚的脸庞,正专心听老师讲课。她心中十分羡慕:“我一定要读书识字,我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扫地。”
有一天,她鼓足勇气走进学校,告诉姑娘堂的修女们:“我想要读书,可是我没有钱,我可以帮你们打扫,洗衣服,请你们让我读书。”修女们很仁慈,答应许哲的要求,并且让她住到教会后面的房子,每个月四块钱的房租,则是以打扫、拖地、洗衣服,做家事来抵偿。就这样,许哲开始了她人生第一个阶段的求学,当时她已经二十七岁。
盼了二十多年的求学梦,终于实现,许哲像一块缺水的海绵大量吸取知识之洋,她每天认真地读书,虽然放学后还得做许多事情,但是,她內心有著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快乐。在传统的保守社会里,女孩子到了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就会被称为是“老姑婆”。一般人认为,女孩子养大了,没有男人来提亲,只有两个原因,不是脾气太坏没人要,就是身体有病才嫁不掉。
年届三十的许哲,又是小姑独处,不禁引来一些多事者的关心,每天都有人上门说媒,家里的门槛被这些三姑六婆踏进踏出,都快踏平了。“妈妈,下次这些人再来,我就把大门关起来。”看到母亲为了应付这些人而烦恼,许哲也觉得十分心烦。“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不能这样子。”母亲说。“如果这样,那我就只好逃走。”许哲这样告诉母亲。母亲以为她说说算了,没想到,她为了逃避那些令人不胜其扰的事,真的一个人悄悄离开槟城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许哲依旧做清洁工作。有一天,她看在香港报纸上一则“征聘启示”,有人要征一位能够手写速记的秘书。许哲一看到这消息,立即前往应征。她回忆说:“那次的应征很特別,老板是德国人幷没有给我考试,就叫我明天来上班。原来他是研究字体的,看应征信就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用。” 因为能流利地书写中、英文,许哲顺利地获得了这份工作。
避难到重庆
一九三七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捲入一场野心掠夺的攻防之战。一九三九年,日本攻打香港,许哲的老板将香港的办公室移到重庆,许哲也因此来到重庆。避难到重庆,许哲依然得心应手地工作。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迁都重庆,因为老板的关系,许哲还曾经替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英文新闻稿给当时在重庆的英、美报馆。那一段日子,许哲过着富足优越的生活,当时,一般人平均月薪是二十元,许哲却已经领取一百五十元的高薪。
有一天,她和朋友到一家高级餐馆吃饭,那是一家装璜华丽的餐厅,柔美的灯光配上悠扬的古典音乐,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盛著香醇美味的葡萄酒,使人的用餐情绪格外浪漫、愉悦。吃完饭走出餐馆,突然有一个人趋向前挡住她的去路。 “请你好心给我一分钱买面包,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那人伸出又黑又瘦的手,向许哲乞讨。当下,许哲心头一震,“这世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饿好几天没饭吃。我刚刚那一餐饭,可以让好多穷人吃好几天了。”望着那可怜的人,许哲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我不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的吃喝穿着,如果我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我就是掠夺穷人的钱。”
舍弃高薪为助人
战火蔓延到重庆,原本宁静的山城,出现许多的流民伤兵。当时,有一个英国的救伤队来到重庆,这是一个反战的和平组织,成员里大都是一些十七八岁,正在服兵役的男孩。这些初次离家的大孩子置身在一个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山区,生活相当不适应。因为许哲能说英语,他们便希望许哲能到救伤队帮忙。许哲了解到,这是一个反战的救难组织,于是毫不犹豫地辞去原有的高薪的工作,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救伤队里,许哲扮演起“母亲”的角色,为那些离乡背井的大孩子们充当翻译,并且为他们打扫、煮饭、洗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抗战结束后,在重庆住了四年的救伤队返回英国。
一九四五年,许哲希望进入护校学习,因为她的內心对贫苦、病弱的穷人有一份很深的牵挂,她希望自己能学会护理工作,将来才能为老人、穷人、病人服务。当时,护校的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十七岁到二十五岁,许哲的年龄已经四十七岁,学校怎么可能收她这个“老学生”。许哲并不气馁,她写信给护校校长,表明自己学护理的心意,信中提到:“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穷人。”这一句话感动了护校校长,破例准许她入学研习护理课程。
护校八年,许哲用心学习,她学习到从小孩至老人,从出生到死亡,从身体到心灵,各种不同层面的照顾与养护,她默默许下心愿,要将所学的一切知识与技能,完全奉献给需要的病人、老人与穷人。
前往巴拉圭
一九五三年,许哲自护校毕业。有一天,她收到一封寄自南美洲巴拉圭的信函,那是一个由二十一个国家成员(加上许哲是二十二个国家)所组成的“兄弟协会”。这个组织源自一九三三年,犹太人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来到了南美洲,在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等他们生活安定,行有余力,他们决定筹办一个收容所,主要收容沦落他乡的白人,后来也为当地贫病无依的人看病。这个组织里的一位成员,曾在中国见过许哲,知道她发愿要无条件为穷苦的病人奉献,便写信邀约她前往巴拉圭。
许哲得知这个“兄弟协会”是一个专门收容穷人的慈善机构,其秉持着“世界一家”的理念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她便毅然前往巴拉圭。“兄弟协会”很简陋,里面只有三位医生,却要照顾很多病人。许哲的到来成了收容所里唯一的护士,因此,她的工作格外繁重。在收容所工作,是没有薪资的发给,虽然忙、累,但她內心始终是愉快的,能将自己所学奉献在穷人身上,为他们减轻病苦,她感到很安慰。一九六一年,已离开母亲三十多年的许哲,突然收到母亲的来信。八十四岁的母亲在信中说到:“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穷人,妈妈只有一个,我老了,你回来吧!”就这样一句话,把远在巴拉圭的许哲拉回到槟城。
自离开槟城到香港,辗转到了重庆、英国、巴拉圭,阔別三十余年,许哲又回到母亲的怀抱,母亲几十年来思女之情终于获得了慰藉。在槟城待了两年,因为姐姐罹患心脏病,要到英国就医,许哲便带着母亲到新加坡与姐姐同住。
一心照顾穷人
来到新加坡,许哲从姐姐口中得知有一个穷人医院,从一九一零年创办至当年,没有一个护士。当时里面三百八十个病人,因为医疗人员不足,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料,她便自己推荐到医院来照顾病人。许哲这一生,除了为当秘书那段时间有领薪资之外,其余工作都是无薪职。“我之所以到那个医院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请不到护士,这正是我要去的条件。”这是许哲异于常人的思考模式。
许哲的想法是,如果一家医院有钱,可以很轻易地花钱请到护士来照顾病人,可是这家穷人医院,因为没有钱,没有人要去,所以她去。“并不是我特別喜欢照顾穷人,而是他们需要,穷人也需要照顾,需要有人爱他们。”许哲说。在医院服务了两年七个月又19天,许哲决定自己办“老人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忍老人受饥饿。
在那所医院的老人,一日只进食两餐。早晨七点一杯咖啡,十二点吃午餐,下午一点两块饼乾,下午四点吃晚餐,晚上八点再给一杯咖啡。从下午四点到隔日中午十二点,整整二十个钟头,对那些身体病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漫漫长夜里,躺在床上没有别的事,就是想着肚子饿。
许哲看了非常不忍,她为老人们向院方争取多一餐饭,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在这里,已经比他们在自己家里好多了。”经过多次沟通,得不到院方善意回应,许哲感到很失望。当时她得到姐姐财务上的支援,每天买面包给三百八十位病人吃,亲手派送,楼上楼下的跑。姐姐深受感动,决定支持许哲办老人院。“我的姐姐是新加坡的一所学校的教长,她有一点积蓄,当我把办老人院的想法告诉她,她马上将自己存款提领出来,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老人院。
一九六八年,许哲的“养老病院”成立,完全免费地收容了两百五十位的贫病老人。初期,养老病院的一切开销,都由姐姐承担。许哲说:“姐姐的生活非常节俭,对我的想法相当支持,只要我需要钱,她二话不说就拿钱给我。”其实,许哲姐妹照顾穷人的心,是来自童年时期母亲的身教。当时,虽然家里很穷,但是,只要有穷人到家里来要饭,母亲总是会想办法分一些给他们。耳濡目染下,母亲的慈悲善行深深影响许哲姐妹,使她们拥有一颗仁慈博爱、欢喜布施的心,无我无私地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许哲创办的养老院
后来,姐姐去世,她把所有遗产都给了许哲,许哲拿这些钱,帮助穷人购买房子。“有一天,我梦见姐姐在天上,穿了一身白衣,全身发光,对着我微笑。我告诉她,‘姐姐,我也要上去。’姐姐说:‘不行不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知道,她一定很高兴,我把她的钱都花光光了。”许哲笑着说。
许哲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待自己,却过着如修行人般的“安贫”生活。她的饮食极为简单,一天只吃一餐,通常是一份生果蔬菜或是一杯鲜奶。她说:“我从小就吃素,因为我对鱼、肉过敏。”她也不曾花钱在自己的衣着上,她都是穿別人不要的衣服,有时从垃圾堆里捡来,洗干净再穿。许哲认为,“穿衣服是为了保暖和蔽体,无所谓好看不好看。”许哲照顾穷病老人的善行,渐渐被社会大众所肯定。
“我的工作,有很多很多好心的人在帮忙。”许哲说,“常常,一些好心的人载了一大堆的米和蔬菜来,有时多到吃不完。我就问他们,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米和菜,分送给其他的穷苦人家?”在征求赞助者的同意,许哲把多余的米粮分赠给其他贫穷家庭,最高纪录曾同时照顾二十六户人家。许哲不仅在新加坡盖养老病院,她还到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去协助当地的慈善机构设立养老院。她的时间、精神完全给了世间苦难的人,忘了自身,忘了今夕是何年。
她透露她的长寿之道是,今天起来今天做工,不停地做工,做人间的义工。同时,她不恶口、不生烦恼心、不猛火煮食、不吃肉、不沾咖啡、茶、酒。所以,身心能常保平静、喜悦。六十九岁才学瑜珈的许哲,提到学瑜珈那一段“心想事成”的奇妙经历。有一天,喜欢读书的许哲,在书中读到学瑜珈的好处,但什么是瑜珈?她却是一知半解。“哎呀!真希望有个人来解释瑜珈给我听,而且教我学瑜珈。”她在心里发出这样的祈求。奇妙的事发生了。当她发愿要学瑜珈,过几天有一个人来参观她的养老病院,那人身著橙色长衫,头上戴著橙色帽子。“你是出家人吗?”许哲问。“是的。”许哲又问:“你教瑜珈吗?”“是的,我的工作就是教瑜珈。”上帝派这位瑜珈老师来到她面前。就这样,许哲开始跟着老师学习瑜珈和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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