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代哲人用江河比喻历史的流程，确实十分贴切而生动。历史“江河”的水文状态，一如自然的江河。有的河段宽缓，有的河段狭急，或则“潮平两岸阔”，或则“激湍涛汹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生活节奏的速率不同，历史创获的总量不同，文明之光的亮度不同。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人类智慧宝库所增益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历史上智慧的表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智慧史”也许是文化史、知识史、科学史和发明创造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一个主题。

回顾历史，智慧的生成，智慧的发挥，智慧的积累，可能有复杂的因素。考虑这样的问题，宋代文化巨人苏轼的意见或许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他在《东坡易传》卷六写道：“凡人智生于忧患，而愚生于安佚。”说智慧因忧患而生，愚昧因安佚而生。另一位宋人李昭玘也，然而与其对应的，是“祸见于已形”。南宋人张九成则说：“抑又闻之，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张九成的话，推想源出《孟子·告子下》语：“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苏轼等人指出“智生于忧患”，已转孟子之意，注意到“智”之生成的条件在于“忧患”，也算是对智慧的历史表现的一大发现。

先来看“智生于忧患”的第一层涵义。就社会个体来看，“忧患”可以磨砺意志、锤炼精神、修养心性，激发个人内心的智慧。张九成在发表“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论点之后，又说：“故德慧术智乃起乎疢疾。”随即阐发《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语意。接着又写道：“顽嚚傲很，乃成大舜。险阻艰难，乃出晋文。岂天之成就人才，每以困苦为造化乎！”司马迁亦早已有关于忧患困苦可以“成就”智慧的论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谓“智生于忧患”的第二层涵义，也许是关心历史的人们应当更为重视的，这就是从社会整体层面而言，“忧患”可以激发社会智慧的发生和盛起。通过对社会文化发展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经过社会历史的动荡，激烈的锻淬，往往使得社会广大层面的智慧得以焕发。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所谓“人才辈出”，就是说社会智慧的闪光点其亮度和密度都十分可观。

《庄子·缮性》发表“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的理念，又提出所谓“以知养恬”，主张“知与恬交相养”。“知”就是“智”。宋代文学家杨万里又说：“智生于仁。”这些意见似与“智生于忧患”有所不同，然而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发生学的思考。“以恬养知”之说和“智生于仁”之说，指出了智慧应当有道德的基础和文化的氛围。只是这些认识，较之“智生于忧患”的历史发现，毕竟是另一层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