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要认识自己，也许最好的方式并非苦思冥想，而是反思自己的行为，观察自己的过往。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己，我们便不能只是自言自语，沟通和交流从不可少。如果让我来总结肯尼亚考古的真正动因和最终意义，无论具体到对个人的影响，还是延展到这场关乎中华文化的研究，我或许都要归结于：走出自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再重新回到自我，从而认识自我。我愿意相信这是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内心的隐秘愿望，也是600年后，我们奔赴肯尼亚开展一场探寻先人足迹的真实理由。

肯尼亚考古队合影

　　探寻郑和的遗迹

　　考古队初到肯尼亚时，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的分馆长告诉我们，按照伊斯兰教义，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夫人，分馆长本人就有三个夫人，于是他在致词中说，郑和的第一个夫人在中国，第二个夫人就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市，希望这次来到肯尼亚考古的中国同行们都能在肯尼亚找到第二个夫人，就像郑和一样！

　　肯尼亚考古之行的缘起确实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有关，早在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出版了她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书中叙述了作者在肯尼亚邂逅的传奇：一个黑人自称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附近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中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经过调查后，在《纽约时报》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想：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这神奇的血脉相连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中国记者在21世纪初开始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2004年12月，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崇立在考察拉穆群岛途中，专门会见了居住在西游村的所谓“中国人”中唯一走出帕泰岛、到外面读书的女孩谢里夫（Mwamaka Sharifu）。在郑和航海600周年的2005年，这个故事掀起了高潮。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江苏太仓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邀请了谢里夫和马林迪市市长参加了大会。恰逢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濒海考古部也提出希望与中国合作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于是国家文物局派出了张崴、秦大树、阎亚林组成的专家组前往肯尼亚，于2005年7月21日到30日对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部分古代遗址进行了考察。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主任齐里亚马（Herman O. Kiriama）全程陪同。专家组根据这次调查，基本确定了在肯尼亚进行考古研究的工作方向。

　　2006年10月至11月，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考察团前往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了部分实地勘测工作和试探性的研究。除了再次对发掘地点是选在上加还是马林迪进行评估，考察团还实地研究了拉穆群岛的上加遗址、塔那河流域的乌加纳（Ungwana）遗址和姆瓦纳（Mwana）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登记卡片、绘图和照相。另外，考察团还对曼达（Manda）遗址和帕泰（Pate）遗址出土的部分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根据这次勘测和试探性研究，专家组编定了在肯尼亚开展陆上联合考古发掘和合作研究肯尼亚沿海地区已发掘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的工作计划。2007年4月24日，中国政府与肯尼亚政府签订了“中肯合作在拉穆群岛开展合作考古项目”的换文。经过三年的筹备，这一酝酿已久的肯尼亚考古行动终于得以在今年7月成行。我们是否与郑和有缘，能否找到他身后的遗物和传说呢？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在心里画着问号。

肯尼亚发掘纪实

　　这次赴肯尼亚发掘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希望能够找到古代中非直接交流的物质文化证据，而另一个目标则是希望能够找到马林迪老城，因为根据文献的记载，马林迪老城是中国与肯尼亚的交往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新唐书》、《岛夷志略》、《明史》、《郑和航海图》等文献在论及海外诸国时，均有提及“马林迪”的谐音地名。因此我们在马林迪市及其附近的曼布鲁依村选取了四个地点进行发掘，这四个地点分别是马林迪市内的卡提布清真寺遗址区（简称卡区）、曼布鲁依柱墓区（曼A区）、曼布鲁依滨海区（曼B区）、曼布鲁依清真寺区（曼C区，该区紧邻曼布鲁依村的QUBBA清真寺）。

　　曼A区在最初选取地点的过程中就被中方考古队和当地学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选择这一地点进行发掘，主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古代文献记载，郑和曾与马林迪的苏丹见面（中文文献记载郑和到达过马林迪），并提到马林迪位于河口。然而根据秦大树教授和齐里亚马的分析，现代所见的河口并非在马林迪，而是在曼布鲁伊。此外，曼布鲁伊的古代墓地存有一处著名的圆形墓柱，上面镶嵌有400年前的中国瓷碗，这或许正暗示着这一地区与东方存在已久的关联。我最初非常幸运地被分配在曼A区，并且在我负责的探方里发现了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全工地唯一的“永乐通宝”铜钱就是被我不经意间挖到的。这枚“永乐通宝”铸造于1403—1424年间，很有可能是明成祖的官方使团带来的，是皇家使者赠送的礼物。除了这枚钱币以外，曼布鲁依A区还出土了大量中国瓷片，种类包括景德镇青花瓷、龙泉青瓷等等，肯尼亚学者马出拉（Mchulla）就挖到了一件十分精美的刻有凸起双鱼纹的青瓷大碗残片，时代可以推断到南宋。这一发现令人非常兴奋。而曼A区所发现的遗迹也大大超出想象，不仅发现了房屋遗迹，甚至还发现了熔铁窑炉，这在当地的考古工作中称得上绝无仅有。

曼布鲁依A区发现的窑炉遗迹

　　卡提布清真寺位于马林迪市内的一个海滩度假村里，通往城里的公路是我国帮助修筑的，十分平整，两旁则是热带稀树草原，疏疏落落，仿佛非洲人的头发。打开车窗，海风习习，景色宜人。在卡提布区我运气更好，总能挖到遗物，而我的师兄戴柔星则是不断挖到遗迹。挖到遗物和挖到遗迹的区别在于：挖到遗物登记就可以了，整理的时候才会挑选重要遗物画图；而挖到遗迹必须现场画图，因为结束发掘之后，就会将发掘地点进行保护性回填，如果不重新发掘，遗迹就很难再现。画图是提取遗址信息的必要工作。而师兄发现的遗迹还不是一般的灰坑或者墓葬，而是错综复杂的墙。他一连挖到了两道不同时期的珊瑚石墙墙基遗迹和一个柱础，被我戏称为“墙王之王”。戴柔星是新加坡人，秉承新加坡人一贯一丝不苟的精神，画遗迹图极为细致，细致到一个柱础画了三天，丝毫毕现。

　　曼B区并无特别的发现，而曼C区的发现却颇为有趣，我们本以为是挖到了从前的水井，后来肯尼亚学者来看了以后立刻说：这就是斯瓦西里文化里的厕所！中方考古队成员拿出一滩绿色的物质来说，难道这就是粪便吗？齐里亚马小心翼翼地取了样本，说：“这很重要，要拿去内罗毕化验！”粪便的发现对于分析古代人类的饮食结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厕所的发现显然激起了肯尼亚学者极大的热情，在以后我们每次出去参观其他遗址时，他们都会故作神秘地带着我们走到一个貌似水井的地方前，然后兴奋地说：看！这就是你们发现的厕所！

重现遗失的历史图卷

　　9月10日前后，随着曼A区回填工作的完成，本年度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总体来看，确实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在曼布鲁伊的三个小区，发现了房屋基址、冶铸作坊（可能是一个熔铸铁器的作坊）及厕所9座、窑炉及灶7座、卫生设施2处、灰坑8个；出土了大量当地产陶片，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代瓷器残片，其中有明清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片和龙泉窑青瓷片，最早的可达北宋时期；还出土了中国明代“永乐通宝”钱币一枚，此外还有大量的玻璃珠、伊斯兰陶器、贝壳类饰品、铁器、骨器等丰富的遗物。从9月初开始，一部分完成田野挖掘的考古队员们就转入了室内整理，通过对出土遗迹和遗物的初步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曼布鲁依村在早期阶段非常丰富的遗存证明此地在16世纪以前是一处人类活动频繁的居住区，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的中心部位。

　　总体上说，曼布鲁伊地区的发现极为激动人心，根据曼A区的发掘可以断定，这处聚落的时代至少可以早到11－12世纪，而古代的马林迪王国正好分为两个阶段，8—9世纪的马林迪王国是由当地土人建立的，后被外部势力所消灭；10世纪以后的马林迪王国是由阿拉伯人和当地人共同建立的。此地很有可能是后期马林迪的聚落所在地。C区的发掘证明，QUBBA清真寺的建立可以上溯到14世纪，15世纪初期是其兴盛时期。而据西方文献记载，郑和来到东非的一个地点登陆时，就遥望见一座巍峨的清真寺。曼布鲁伊这个地点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很可能是14－16世纪肯尼亚沿海地区的一个较大聚落，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与东非地区的密切交往。这些发现使该地区的历史上溯到了更早的时期，对此肯尼亚学者非常兴奋，也非常重视，他们已经明确表示要将这处遗址保护下来，建成遗址博物馆向公众展示。

　　卡提布清真寺区在发掘之初即被认为是马林迪市周边地区的一个早期聚落遗址，是寻找早期马林迪城的地点之一，而在该区的发现主要归功于戴柔星发现的墙基。这两道墙基的重要意义在于：一道墙基及柱础与卡提布清真寺的地上遗迹大体同时，为复原这座古老的清真寺的完整建制提供了资料；另外的一座墙基则明显早于清真寺，发现的部分环绕现存清真寺的东西北三面，南面也发现了墙基的迹象，但被现存清真寺序所迭压，两道墙基的建筑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据推测，这应该是一处面积稍大于现存卡提布清真寺的一个早期清真寺的基址，早期墙基的地层中出土了元代到明初的福建德化窑瓷器，为墙基的时代判断提供了依据。从这些发现的遗迹可以看出，在14世纪时这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这为研究马林迪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次由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学者主导，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合作展开的考古发掘，是迄今马林迪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工作，发现的古代遗存丰富多样，为马林迪王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甚至颠覆了肯尼亚学者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另一方面，该地所发现的大量中国瓷片和相关文物，也为研究古代中非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证据，而该地文物和其他地区文物的发现，则对于我们分析古代印度洋贸易中中国商品的贸易地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对印度洋贸易结构的研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都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而肯尼亚学者乃至政府亦因此而重新审视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外交关系。

　　这次考古发掘还进一步推动了中肯双方考古理论方法技术的交流。世所公认的是，中国考古学界在处理土质遗迹的田野考古技术方面独步天下，而由于考古方法与技术的限制，肯尼亚当地学者从前开展的考古工作，发掘面积往往只局限在几平方米，并按照他们惯常所接受的西方传统考古技术进行发掘，面积和技术的局限也使其难以发现土质遗存。本年度的中国学者主导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到500平米以上，上文提及的本年度发现的大量房屋基址，实质上均属于土质遗存。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的参与，才使得马林迪王国的神秘面纱得以逐步揭开，郑和以及其他航海前辈曾经见到的沿海王国的辉煌才得以逐渐呈现。今年的发掘，为我们明年更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确定了目标和方向。

　　在肯尼亚学习、工作、生活的两个月中，我们尝试融入当地文化，体悟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东非是一个临海之地，自古以来，与外界的交流就十分频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叠加，从而形成了今日的面貌，中国的影响只是众多文化河流中的一支。复杂斑驳的历史面目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或许只有跳出了自身的文化环境，才能够对自身文化的地位与影响有更深切客观的认识，或许只有通过与他者文化的对比和交流，才能够更清醒地理解自身文化。这次考古发掘，无疑使得谜团中的历史渐渐清晰，而合作项目的开展、更多交流证据的发现，也无疑增进着两国的感情，丰富着彼此的文化。简短的记录，并不能尽述层层相套的历史，肯尼亚的考古还将继续，此次结束的也许仅仅是一个精彩的开篇，而遗失的历史之卷正缓缓重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