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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其复旦演讲“天人合一”的医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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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其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艺术、兵法等学术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当代的医学成就发展而成,并成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未来世界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生态医学方向发展。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主张把人置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心理环境加以研究的思路,将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庆其 讲演者小传

  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兼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专业委员会顾问、《辞海》中医学科主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兼职教授。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30部,发表论文160余篇。曾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优秀科技著作一等奖,科技学术著作二等奖,上海市教委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全国高等中医药优秀教材奖。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问题。从人类文明之起始乃至今天,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宇宙(天)是怎么形成的、生命(人)是怎么产生的、天与人关系如何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天与人的关系之学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对天人之学的研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邵雍在《皇极经世》中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从本质上讲,人是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总和。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中医学禀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从“天”的研究到“人”,从“人”的探讨到“天”,“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旧唐书·孙思邈传》)。可以认为中医学是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核心,专门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其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科学。

  一、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说

  在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核心思想,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人合一”说溯源于商代的占卜,把天(天帝)看成天地万物的主宰,天人关系实际是神人关系。根据现代学者张岱年考证,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张载,《正蒙·诚明》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诚”,指天道,天是真实而具有一定规律的;“诚”也是圣人的境界,圣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合乎原则的,肯定现实世界的实在性,才可谓“明”。张载认为,诚明就是肯定天道与人性的同一,“性和天道合一存乎诚”,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人的精神境界与天道协调是最高理想。

  1、儒家“天人合一”观

  春秋时期,儒家把“天”作为道德的本源,孔子心目中的“天”是一个有着道德倾向的天。《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周易·文言》也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地的德性生生不息地生长发育万物,圣王能效法天德,“与天地合其德”,即人与自然界要互相适应,相互协调才能达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尽性章》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倡导以人与道德之天、义理之天的合一,他肯定人性与天道的相通,主张“尽心、知性、知天”。即“知性则知天”——“性天相通”。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既是人性又是天性,人心和天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孟子认为,人的心性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要求人们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实现知天达命、天性与人性、天心与人心的统一。孟子所讲的“天人合一”实际是“性天合一”。从人格的最高理想与最终境界论述了人与天地的合一。

  西汉董仲舒把孟子的“义理之天”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提出“人副天数”说,人是天的副本,认为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属性。《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有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所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是建立在“天人感应”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天者,万物之祖”,“天亦人之曾祖父”,由此推论出人体结构和天体相类的“人副天数”说。人是一个缩小的宇宙,宇宙则是放大了的人,正由于天人同类,故可相互感应。

  2、道家“天人合一”观

  道家所理解的“天”摈弃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是指大自然。人从大自然中来,又回归到大自然中去。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天道、地道、人道“统归于一”。道家从“无为”的立场出发,主张人与自然融合一体,更好地体悟和适应自然规律。

  《老子》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天”指自然而然的“道”。

  《庄子·齐物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指自然,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万物之自然融会合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

  3、理学家“天人合一”观

  宋明时期,综合儒道之说形成新儒学,又称理学,分为三派:①以“二程”和朱熹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天人一理”:程颐对孟子的“知性知天”作了解释,认为万物的本根在“理”,“天”、“性”都是理,理与人相通,其“天人合一”具体表现为“与理合一”,把“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②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天人一心”: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是“良知”、“天理”,指先天的道德观念。③以张载、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天人一气”:宋代道学对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了重大发展,张载接受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建立“气一元论”,提出“太虚即气”,“天人合一”即合于一气。《中庸》认为“诚”是天人共具之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张载肯定“天人合一”是“诚明”的境界,“诚”即是最高的精神修养;“明”是最高的智慧。“天人合一”是人的最高觉悟。

  要之,关于“天”及“天人合一”的含义主要有三:①指神学意义的天,即带有人格意志的、创造及主宰宇宙的“上帝”、“天帝”。以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主宰之天为代表。“天人合一”是指神与人合一。②指义理之天、道德之天,是天地间的最高原理。以孔子、孟子、朱熹为代表的具有伦理意义和道德化的天。“天人合一”是指天理、天德与人性合一。③指与人相对应的整个自然界,泛指一切自然存在和现象。以老子、庄子、刘禹锡为代表,是指自然的本性、状态。“天人合一”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与自然界融合一体。

  除了“天人合一”说外,《荀子》还提出了“天人相分”说,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天人交相胜”说。但在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核心思想,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中医学的“人与天地相应”观

  《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的观点贯穿于整个学术体系之中,并以当时的医学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中医学最早的经典文献,其学术思想受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与汉代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一脉相承。《内经》没有明确记载“天人合一”的字样。但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的观点贯穿于整个学术体系之中,并以当时的医学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内经》关于“天”、“人”的理解

  《内经》中的“天”,主要是指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物质世界。“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天”的含义主要包括自然界、天地、天气、天体等内容。《内经》中的“人”指自然界天地阴阳二气作用的产物。“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是形神合一的复合体。“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俱,乃成为人”;“形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形神俱备才能成为人,形与神和谐可以健康长寿、尽终天年。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演绎和丰富了《内经》的形神观:“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形是神的载体,神是形的功能表现。《内经》认为,人的生命又为天地之根本。“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者,天地之镇也”。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东西,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2、“人与天地相应”观的含义人本自然,人与自然有着相同的根源。

  《内经》受先秦“气一元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都是由于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变化的结果。人的生命是自然界的产物。“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人作为万物之一,自然也来源于气,“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人赖自然而生存,并受自然的制约。“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藏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物质(五气、五味)都来源于天地,自然界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人体的相应变化。“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天地气候的“温和”或“天寒地冻”,都可以影响人体经络脏腑气血的相应变化,类似的记载很多。人与自然遵循同一规律,人必须服从自然界规律。“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人“与天地同纪”;“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与天地运行变化规律相通,人只有顺应天地的变化,才能维护健康。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内经》有一段关于健康人(“常平之人”)的精彩描述,就是气血运行和畅、精神活动和调、能适应外界寒温环境。概括起来说健康人应该具备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三个条件,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3、“天人合一”与“人与天地相应”

  《内经》虽然没有提出“天人合一”四个字,但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这是对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应用和发挥。《内经》把人体置于“天地人一体”的大背景下考察生命活动的规律,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医学模式和方法论,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内经》“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把“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天人合一”、“形神一体”内外相应的大系统,这一思想符合系统论的原则,充分彰显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应当指出,《内经》“人与天地相应”观与汉代董仲舒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有着原则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天”是神格化了的“天”,认为天造人是为了通过人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所以人体构造与天数相合,社会人事与天意相互感应,这完全是宗教神学,它歪曲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束缚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内经》中的“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理念,径指客观世界的本身,“人与天地相应”观强调人体顺应天地的变化,而不是天地感应人,更不是人感应天地,它充分显现了古代医家整体系统的思维原则。

  另外,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说主要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与自然界融合一体”,是人的“一种内心修养理论”。而《内经》“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基础之上,探讨人的生命活动包括生理活动、心理活动、病理活动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整体论、系统论的方法论原则。系统论认为“整体大于其孤立部分之总和”,探讨部分必须从整体出发,只有把部分放在整体之中去分析,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部分的规律和特点。《内经》按照“天地人一体”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从理论上实践了系统论把握客观规律的原则。所以我认为,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古代医学家利用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的成就对古代哲学“天人合一”唯物主义思想的丰富、深入和发展,无怪乎许多哲学家把《内经》作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来解读。

  三、“人与天地相应”观在中医学的运用

  中医治病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其源盖出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即根据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结合病机制订治疗大法,体现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灵活性。

  1、异常气候变化是致病之因,天人失和是发病的根本机制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中医关于致病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因,即指由自然界异常气候的变化而产生致病因素;第二类是指由精神情志因素引起的内因;第三类包括外伤、劳倦过度、饮食不节、虫兽所伤等,属于不内外因。其中自然界异常的变化,主要包括异常气候变化而产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YIN邪气以及疫疠之气。
  
  人感受邪气是否发病取决于体质的强弱,《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正气(体质)强者,虽染邪未必发病;而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正气(体质)虚弱。至于发病的机制可以用“天人失和”来概括。“天人和”表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健康的象征;“天人失和”表示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当气候异常变化时,人体不能适应即发生疾病。例如,天气暴冷,发生流感,正气(体质)强者,虽染邪未必发病;反之即病,凡病者即人与天地失和。

  2、诊察疾病必须联系自然界的变化

  既然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那么,疾病岂能孤立于自然界之外?诊察疾病,剖析病机岂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内经》强调诊察疾病必须“审察内外”,“谨候气宜,无失病机”。

  就望诊而言,望诊的重点是望神色,望神色必须结合内外来判断。《内经》认为四时各有主色,五脏各自主色。如将青色与春季、肝、目,黄色与长夏、脾、口,赤色与夏季、心、舌,白色与秋季、肺、鼻,黑色与冬季、肾、耳相联系。这样在五色、五季、五脏、五官之间形成一个整体联系,有利于全面诊察疾病。如果外内相应者,为疾病的正常发展,如外内不相应者,为逆候,往往预后不佳。

  就脉诊而言,《内经》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之分,强调“四时百病,胃气为本”,对四时的胃气脉象作了详尽描述。张石顽还认为切脉必须结合地理环境来分析,“江南人之气薄,所以脉多不实,西北人习惯风寒,内外坚固,所以脉多沉实。滇粤人表里疏豁,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

  诊察疾病固然要审视内外,剖析病机亦须注意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故《内经》说:“谨候气宜,无失病机。”例如,同是感冒,按一般分类,分风寒、风热二证,但具体辨证时又须结合时令气候特点辨析。春天风气当令,感冒常以风邪为主因;夏天多暑热,感冒每必挟暑湿;秋天燥气主令,感冒多以燥气偏胜;冬天多寒,感冒每以寒邪为主。此为四季感冒的病机特点。倘若气候反常,所谓“非时之气”,则又必须结合当时气候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病机。疾病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证之临床基本符合实际,如发热患者的体温往往下午开始增高,晚上常达最甚,下半夜至凌晨体温渐趋下降。因此,我们在判断发热患者的病势以及治疗效果时,尚不能排除自然因素,否则就有可能贻误病机。诸如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中是不乏其例的。

  3、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

  中医治病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其源盖出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即根据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结合病机制订治疗大法,体现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灵活性。如《内经》说:“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所谓“岁气”,即每年的气候变化。吴昆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例如,夏季阳气开发,人体腠理疏松开泄,即使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辛温发散,以免开泄太过,耗伤气阴;反之,冬季阴盛阳衰,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敛藏于内,若非太热,当慎用苦寒,免伤其阳气。故李东垣有“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之诫。针灸有“值时开穴”的治疗方法,根据气血循行与昼夜更迭、四季变迁的关系,选择穴位针刺。《内经》针对四时疾病的不同,不仅对针刺的穴位、用针大小、针刺深浅、进行迟速、刺数的多少作了说明,而且还阐述了其中的机理。“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这种“因天时而调血气”的针刺原则,对照现代临床有其一定科学意义。

  4、养生防病效法自然

  “人与天地相应”观是指导养生防病的首要准则。生命是自然赐予的,自然界为生命活动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人体要保持健康,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旨在维持人和自然环境的统一。《内经》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即破坏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称谓“内格”,则不免要致病。所谓“内格”,王冰注云:“格,拒也,谓内性格拒于天道也。”《内经》还进而指出,凡养生必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则天地,象似日月”,《春秋繁露》也主张“循天之道,以养其身”。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说:“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内经》提出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化规律来调节生活秩序以及精神活动,提倡“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强调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四时、调节喜怒、安置居处、调节阴阳,则病邪不会侵袭,可以健康长寿。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其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艺术、兵法等学术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当代的医学成就发展而成,并成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未来世界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生态医学方向发展。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主张把人置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心理环境加以研究的思路,将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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