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觉得做一个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师，活得毫无尊严。所以他要做些事。同在一条路，从学校到他的家大约有500米。他的生活，就在这500米的距离里打转，终日两点一线。

500米长的生活

同在一条路，从学校到他的家大约有500米。他的生活，就在这500米的距离里打转，终日两点一线。如老农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当然，他不是农民，而是教师；他生活的地方也不是乡间，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一看就知道他是教师——— 如同柏杨笔下的描写，这个身高1.65米的中年男人身上到处散发着一股书卷的味道。头发斑白，老旧的尖头皮鞋，一副发黄的深度近视眼镜，眼角有深深的不失尊严的皱纹。21世纪已经流过10年，但他似乎毫无察觉。

在2011年1月2日中午11时以前，他从未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存在，课本和学生是他的世界。随着大学同学长平发的一条微博，他的名字和他的生活，从此进入公众视野。

微博的内容是：20年来，他“放弃高价辅导班的挣钱机会，把自家两居室里最大一间作为教室，每周末免费开人文讲座，对学生讲中西思想史及当下社会问题”。“人文精神没被完全扼杀，多亏这些默默无闻的袁腾飞。”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近1500次。它引起的改变，现在还没完全显示出来。由于学生们面临期末考试，这周的讲座暂停了。不然，在微博和上海、杭州几家报纸的报道效应下，那间教室必将被朝圣者挤爆。

樊阳带孩子们去鲁迅纪念馆，边参观边讲解。 受访者供图

汉服话剧活动中的樊阳和学生们。

说是教室，其实是书房。不到20平方米，哈气可见白霜。除了上千本文学、哲学、历史方面的书，为它们服务的一切配套设施，早已度过理论寿命。电脑上空的抽屉挡板摇摇欲坠，似乎随时会掉在主人脑袋上。红褐的木地板，稀软掉色的沙发，都昭示着十几年甚至更久时间的凝固。一匹同样上了年纪的唐三彩白驼瞪大眼珠，做嘶鸣状。墙上挂着一幅乾隆御笔书法，“宁静致远”。

每周六的晚上，他在这里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两个小时。人最多的时候，屋子里挤着35个学生。从初中到高中，有他现在教的，也有过去教的，甚至从其他学校慕名而来的。

持续20年的讲座

这个讲座从他1991年当老师就开始办，至今正好是第20年，中途偶有停顿。当年“人文”这个词用得很少，它叫“语文小组”。第一批听课的学生，今年已经33岁了。

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技术负责人任志刚是其中之一。他学理科，至今对文学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去听。老师带他们去陕西省博物馆参观，导游指着一件文物讲它的出土年代，老师在旁边讲历朝历代对陪葬品的风格选择。最后人都聚到老师身边去了。

高考，任志刚考上了当年陕西省录取分数线最高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系，这么多年一直和老师保持联系，还成了他儿子的干爹。

前几天，任志刚和老师在上海教过的两个学生吃了顿饭。当晚打来电话，说：这两个师弟师妹关注的都是留守儿童、农民工二代教育这样的问题，我都没有关注过，很惭愧啊。

“我是边缘化的”，两个上海学生之一，北京大学2010级国际关系学院学生陈天天说。

同学几乎都参加了学生会或团委，而她选择了爱心社，去学手语、教手语，以便和残疾人交流；还有环境社，每天收集寝室楼的废纸，卖了钱，准备暑假去沙漠地区种树。

她记得很清楚：老师说，在大学里，进学生会就要按照体制向上走，容易迷失自己，走你确信适合的路，不要随波逐流。

她只做过他一个学期的学生，听了他两年的讲座，但她的人生选择仍然与他有关。一般来讲，上海人考大学不愿意离开上海。老师则告诉他们，要走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老师办的讲座，和“走出去”相谐。他带着他们去文庙，讲孔子的一生和科举制度；去虹口公园，讲中朝两国豪杰在此处怎样炸死日本侵华大将白川义则；去苏州河，给他们讲四腮鲈鱼和八百壮士，那些波光粼粼的乡愁和荣光。每周六在他家，孩子们交流对李泽厚、莫泊桑和普希金的读后感，由他做点评。

“即使进学生会将来可能比较有前途，我也不会去的。”陈天天说，“就像老师，我觉得他是成功的。虽然他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他有自己的信仰，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

“一直在坚持”的，还有23岁的钱伊玲。她上六年级和初一时是他的学生。他调到双语学校后，她追着他，听了两年多讲座。如今她在同济大学景观系读硕士，依然年年都去他家拜年。

有一件事她一直记到今天：两个男生打架，老师来了，问他们怎么回事。两人抢着指责对方，他立刻喝止。“他说：不许说别人的错，每个人都要说自己的问题在哪儿。虽然是在门外，但我们全班都听得清清楚楚。”

另一回忆是，当时孩子们一旦在教室喧闹，老师就命令每个人都要写检讨。确实在讲话的学生有内容可写，没讲话的学生们抓耳挠腮。

最后，他们都这样写：“我作为班级的一分子，没有制止讲话，这就是不对”。老师似乎很满意，放他们过关了。

他的外号是“小夫子”。同事们都当面这样叫。

跟应试教育拔河

在以文化向孩子们布道的同时，他却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在哪里。

他父亲，一个上海工人，被派到北京酒仙桥参与一个电子管厂的创建，在那儿认识了他母亲。两人生下他，却是在四川广元的大山里———他们双双被派到那儿搞三线建设。“母语”是北京话，在家又常听父亲用上海话自言自语。他们这些三线建设者的孩子走出家门，会撞上五湖四海的各种方言，再出这个大院，发现自己被四川话包围。他的童年一开始就陷入文化的冲突。

在广元住了10年，父母实在受不了那种一个大院全都相互认识，两口子打架会被当做上千人夜间谈资的集体移民生活，想方设法调到陕西咸阳。他在一所子弟中学当上了高考状元，1987年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又去了四川；毕业后回到咸阳母校，做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到1995年，他遵从父愿，以一个大三线职工子女的身份回到上海。直到今天还拎不清上海话。

这种文化母体上的多元，他也说不清是不是一种寻根的动力。在陕西读中学时，他经常一个人骑着车或者步行到黄土台塬地寻觅秦汉陵阙。

上世纪90年代初，大批同事辞职南下广东深圳，敢闯的做生意，保守的仍然做教师，工资也至少高几倍。他没去。

其实他也说不清楚，学生跟自己在一起，是出于兴趣更多，还是目的更多。

他本是一个很成功的应试教育适应者，上海市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市“名师培养基地”成员。早在1994年，他便获得陕西省教科研成果一等奖。在他离开时，那所子弟学校见实在留不住，干脆要走了他的全部教案。现在每个周日，他要专门去学校给学生们答疑，帮他们迎合考试规则得高分。

一次典型指点是这样的：

“文章的结尾不要总停留在‘我被你们感动了’这个层面。要再提升一步，‘我将来也要做你们这样的人’。你看，层次上去了吧？”

这种迎合应试教育的能力，被他用做“拔河”的资本———帮学生们适应应试教育，再从中逃离。为此，他不得不向一些家长保证，这个文化讲座能帮你的孩子语文考高分，他们才同意让孩子参加。

自然，他天生是这种拔河比赛的弱者。不少学生考上高中以后，再也不来听讲座。一个学生的母亲很委婉地向他道歉说，孩子太苦了。周末一天半休息时间，要做十五六张卷纸，都是高难度的数理化。再抽两个小时来听一个对考试毫无裨益的人文讲座，太奢侈了，有这时间远不如上两个补习班重要。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高考升学率从21取1到3取2，提高了十几倍，学生的压力却并未减轻丝毫。

在他看来，中国中学教育的丛林状态是恶性循环。如同百米赛跑，只要第一个抢跑者不受惩罚，那最后不抢跑的人势必付出接受不了的代价。

“你想，我们这么功利，孩子都成了做题的机器，长大了怎么会懂得自主思考？”他问记者，语极痛切。“现在网上那么多暴民，生活中这么多啃老族，不就是这样吗？”

他的老师，上海市名师培养工程语文基地主持人陈小英认同这种观点：如果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缺失人文教育，自然就不懂得为自己、为父母负责。

有近30年中学教师经历的陈说，上世纪80年代学生升学、就业的压力当然也是有的，但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现在教育功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停不下来，也不知道谁能停下来。”

无人效仿

老友长平说他：“他觉得做一个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师，活得毫无尊严。所以他要做些事。”

有尊严的生活就要付出代价。回上海15年了，他还是个房奴。

他曾被爱情拒之门外，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房子。不幸活在上海，幸运的是赶上了最后一批福利分房的尾巴，分到一间小房，又添些钱，才攒够了现在两室一厅的首付。

刚回上海时，他带毕业班累得几欲呕血，两度手术，三个大学同学从广州给他捎来3000元钱，直到今天他都铭感于心。

这位教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无意做一个道德楷模。20年来，他的讲座从不收学费，但过年过节时学生捧来的礼物，那些茶叶、纪念品和小孩子的零食，他都收。而且很心安理得。

曾经，他也不排斥办班补课，“为了生存”。补课班和人文讲座交替办，被邻居投诉“扰民”，数年前，他索性停了前者。那一年他正好评上高级教师，按规定是不许办班补课的，加上又要带初三毕业班，也实在是没时间。

长平说他是上海的袁腾飞。实际上他并不喜欢这种类比，甚至有些害怕这个称呼。

他曾经成为过新闻人物，这经历影响了他的人生。十年前，班上一个孩子得了脑瘤，只剩两个月寿命，他带着学生们每周去探望，折纸鹤，最后那孩子坚持了一年多。这事儿不知怎么就被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知道了，拍了上下两集专题片。片子的观众之一是个1974年出生的上海姑娘，父母都是教师。她日后成了他的妻子。

他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很少透露。但即使如此，同事和师友们也知道，他妻子收入很低。被买断工龄的妻子，在街道办做临工，月薪仅1000多块，想托人换个工作，到一家少年宫做后勤，但丈夫不让。理由是，少年宫周末和假期最忙，如是，家事更没人照顾了。

初三毕业班带了6年，又坚持免费讲座，他的周末没得休息。孩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基本都是岳父岳母帮着带的，近两年，买来的许多文学名著都没时间看，他为此惶惶不安。

这么多年了，他很孤独。

办讲座从来都是个人行为，他也很自觉地少给学校添麻烦，从未开口申请过一间教室。

尽管他与同行们的关系普遍不错，也有人提出类似主张，但从来没有人仿效他。一位同事说，他那一套做法要有理想，要淡泊名利，还要有累积的知识水平，不是一般人做得来。

他一身是病。食管炎，糜烂性胃炎，还有危险的肠息肉，体重从没超过50公斤。刚四十出头已白发丛生，眼角满是皱纹。在灰暗的冬日傍晚，他习惯步行往返于家和学校几百米的路程，裹着一副厚厚的棉手套。

他叫樊阳，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科研室主任，上海市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