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以上的男童，自不必说，那是不分贵贱贫富的。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自行束以上”的“束”，应当是指“年龄达到十五岁以上的男童”。一是孔子从小贫寒，他不会也不可能将不能提供“一束干肉”的求学者拒之门外。二是“束”是古代十五岁男子进入大学时所拿的薄礼，后来就成了专门表达十五岁年龄的专有名词，犹如“弱冠”是指男子二十岁，“及笄”是指女子十六岁，以及孔子之后人们将“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分别表达人的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等一样。三是孔子本人也说过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也是在十五岁的年龄上进入学习阶段。

　　在他所收的学生中，有“难与言”的童子，也有只比他小六岁的颜季路（颜回的父亲）；有鲁国人，也有来自齐、燕、宋、蔡、卫、郑、卞、陈、秦、吴、楚等国的人。他的学生中，当然有贵族大夫的子弟，但是更多的，则是出身贫贱人家的子弟。他们有“一小竹筒饭，一瓜瓢水，住在陋巷里，受着别人受不了的穷苦”的颜回；有其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的仲弓；有常常吃着粗劣的野菜、被称为“卞之野人”的子路；有住着茅草小屋，蓬蒿编门、破瓮当窗、屋顶漏雨、地下潮湿却端坐而弦歌的鲁国人原宪；有大雪天连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以芦苇花絮当棉花的闵子骞；有满手老茧、絮衣破烂、面色浮肿的卫国穷人曾参……贵族、商人、平民、野人、贱人、鄙家、大盗、大驵等，真是“有教无类”。

　　他不会忘记为着自己操劳了一生的母亲和母亲的期待，他更清楚列国之中该有多少个父母也在这样期待着自己的儿子。他不会忘记季孙氏家臣阳虎的侮慢与蔑视，他更清楚列国之中，正遍布着像当年自己一样有志却不得伸的青年。

　　孔子从鲁国向列国望，在战乱的纷争中不仅有大批的贵族在没落，大批的新的权贵在崛起，更有日益壮大的“士”阶层（后备官吏），和向“士”的阶层挤攀而来的平民的子弟。在这一切都处于重新组合的春秋时代，正迫切需要着一个训练此类人才的地方，而训练的基本内容，则是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从小以学无定师、艰苦自学而成就为一个博学之士的孔子，不仅在高的境界上掌握了“六艺”的各种技能，更对被称为高等“六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内容与精神有了系统的学习与掌握，并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

　　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广泛而又迫切的需求，而孔子正好具备了满足这一需求的充分的条件和意识。对于从小吃苦受穷的孔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难得的机遇，他也要养家糊口，他也想有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境。他相信用自己的缜密博学的大脑与热情仁义的心，定能开辟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来。

　　尤其是充分具备了这一条件的孔子，有着更远大的抱负，他以恢复周礼从而达到“君臣父子”全社会有序稳定为己任，更要以仁政救天下，而恢复周礼、实施仁政，就需要造就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仁人志士，上可尊王下可牧民——于是，孔子“学移民间”的私学应运而生，并有着与“学在官府”分庭抗礼的强大生命力。

　　孔子创办平民教育，大概开始于他的“而立”之年。其后，这种投入了自己全副身心的教学活动，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梳理孔子三十岁至七十三岁终老的四十三年的教育人生，他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三十岁开办私学至五十岁仕鲁之前，为他的平民教育的第一阶段，即平民教育的前期，大概二十年时间。第二阶段是在他仕鲁四年、流亡列国十四年之后，即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是他平民教育的后期。其实，就是在他在鲁国为官和流亡列国的十八年间，他的教育活动也一直没停止。可以说，孔子几乎是毕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在这项为中国教育开山的事业之中。

　　在孔庙大成殿的前边，有一个独特的建筑，一方高台之上建有一座朴拙而又不失华丽的亭子，两重飞檐，金黄的琉璃瓦，朱红的廊柱，亭上高悬的竖匾上有金代文人党怀英手书的两个大字:杏坛。这是金代的建筑，此坛则是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重修孔庙时所筑。因为孔子，“杏坛”已经成为教育的代名词。其名起始于《庄子·渔父篇》中的一段文字:“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具体这片树林在曲阜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证可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当年教学，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会根据学生的多少、气候的冷暖等因素，常常变动地点。不过据说当年孔子设教授徒常在的地方，开始在曲阜阙里自己的庭院内，后来移到了庭院西侧不远的一片树荫下。因为那里种有几棵杏树，渐渐的就被人们称为“杏坛”了。

　　在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前后培养收授的学生达到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的超拔之士，就有七十七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开头，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说‘跟着我学习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们都是具有奇异才能的人。德行方面突出的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处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精通语言方面的有宰我、子贡；文章博学方面的有子游、子夏。”除了鲁国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和宋国的司马牛等几个贵族子弟之外，大多出身贫贱。

　　这些大多出身贫贱的弟子，经过孔子的教育，大都立人成才，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有的从文成为文献专家，有的则继承老师的思想，成为新的儒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已经成为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与思想力量。

　　这些学生，大多起于平民，经过孔子的教导历练，进而进入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有的还能进入贵族行列，参与国家的管理。这不仅真正打破了贵族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从而也打破了西周以来实行的世卿制度和贵族世袭政治官职的局面，可以说是一次带有根本意义的革命性的变革。

　　孔子是出过仕的，如做过乘田委吏。他也是想出仕的，用出仕来直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学生们，一批批地见用于社会，而他所教的不少内容正是关于出仕用世的学问与技能。作为老师，当然有着更大的出仕用世的机会和本钱。尤其在孔子的私学日益壮大并在列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时候，以孔子的日隆的声望，以他结交的更为广泛的关系，都为他的出仕用世提供了直接的机遇。但是孔子并没有醉心于此，反倒更加沉潜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之中。为什么？在孔子的心灵深处，一定还有更为人性的、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他全身心投入到平民教育里。不然，他不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坚守在“学移民间”的忙碌之中。这种深层的原因，就是从事平民教育给他带来的巨大而深长的快乐和日新月异的成就感，就是能够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性情与意志、独立地伸展自己的思想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