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美丽的画面上摆姿势，樵夫有时还被认为是有来头的人，人生的领路人，山中的哲学家，——六祖惠能不就曾砍过柴么？

《樵歌》是宋代诗人朱敦儒的集子，不过，这里只是借来做个话头，不尽是在说它。

渔樵是古典文学里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单看这两个字，大家就觉得诗意盎然。上山打柴，大概自从人类懂得用火，便开始有了，既耗力气，又费衣服，难怪花了若干万年，才想到要赋予它诗意。现在我们读古诗，看旧画，一致同意，荒山野岭，在曲曲折折的樵径上，一个看起来很高兴的樵子，担着轻飘飘的一担樵薪，嘴里唱着樵歌，该是多么浪漫！如果在山里撞见这样一位樵客，就像遇到了山水的地主，神仙的门童，我们自然是要拿他当钟子期，而不是朱买臣的，再也想不起非法采伐之类的俗词，满心都是遇真的欢喜，恭恭敬敬地，问一问路，而樵夫，按照他的行业规范，要用手漫指一下，然而唱着歌儿走开。

渔樵的诗意，并不一定需要读过些旧诗，才能感受到。在最有名的几部旧小说里，《三国演义》，一开篇就唱：“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专写粗人的《水浒传》，里面的樵夫则唱“我今上山者，预为下山谋”云云，也不是一般人物。《西游记》第九回，甚至塞入长长的一大段渔樵问答。所谓俗文学，看来也是雅人做的；诗人的成功创造，大家迟早都享用得到。

有一个词叫“樵隐”，大概是谢灵运最早使用（“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和谢灵运同时的，有一位鲍照，也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记山水的名篇，末尾有几句是：“夕景欲沉，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孤鹤游鸿，已经是公认的意象，把樵子舟夫和它们并列，说明在他的时代，渔樵的诗意已有所普及。早在东晋便有人谈到“樵岩之乐”，但真正建立起一致的趣味，还得说是在谢、鲍的时候。打那以后，诗里写樵，画里画樵，连人名斋号，也梦樵忆樵，除了真正打柴的，谁都知道樵采是非常风雅的事。

除了在美丽的画面上摆姿势，樵夫有时还被认为是有来头的人，人生的领路人，山中的哲学家——六祖惠能不就曾砍过柴么？汉朝人的虚拟人物，是乌有先生，亡是公子之类，到了宋代，常虚拟渔夫和樵子，一问一答，解释人生的大问题。饱读诗书的人，居然会向目不识丁的人，献上智力的王位，也是奇怪的事。

到后来，更有一种流行的见识，以为古往今来的荣耀，到最后都付渔樵一话，不值得追求。在古代标准的读书人那里，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是在一起的，除此之外，也不大有什么想法。这两条路走不通后，就有点不知所云，生活上，可以隐遁山林，头脑呢，总不能自令昏迷。其实，古代社会，并不像他们有时骂的那样失败，只是停滞，但停滞，对一代代的出色头脑，是比失败更大的打击。即使没有宗教的启发，幻灭感也迟早要漫延开来。

《樵歌》的作者朱敦儒，死前不久，在一首词里写：“屈指八旬将到，回首万事皆空。”一个人，忽然觉得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无意义，该是多么痛苦的事。以为好的，也无所谓好，以为坏的，也无所谓坏，以为有用的，终付无益，以为是自己的，转眼又属别人，所有的理想，价值观，事功，财富，亲情友谊，一概暗淡---总会有这么想的人，但不该有那么多如此想的人。

对作如此想的朱敦儒来说，世上的一切事业，只是“深山百丈坑”，躲还躲不及，打小学习的圣贤教训，只是“古人闲言语”，听不听都一样。索性把大小事抛给别人，别人做出好东西了，我也面无愧色地用用，反正自己是不做的。别人做出坏事了，我也面无悔色地倒倒霉，反正有那么多人，这叫“两顿家餐三觉睡，闭着门儿，不管人间事”。他还有句词，叫“杂戏打了，戏衫脱与呆的”，意思是说，人生如戏，自己是不想唱了，把戏衫卸下，谁傻就穿去做事吧。

责任原来可以卸得如此优美。山水画，田园诗之类，我是非常喜欢的，中国古典艺术最精致的作品，往往在这两个门类里。但是否优美到足以治疗人生的所有痛苦，足以令头脑愉快地不思不想呢？不同的性格，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