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是当前国际社会致力达成的目标，也是中国宗教界特别是佛教界致力达成的目标。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对内在心灵的改善，是建构和谐世界的两个重要内容。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关涉到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显学——深层生态学；对内在心灵的改善，关涉到中国佛学的根本思想。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与深层生态学的产生

　　西方文明传统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相信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为人类所利用的工具，人类优越于自然万物，与其他生物无伦理关系。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被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西方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早在20世纪30年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开始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提出了批评，指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传统为统治自然的技术决定论思想铺平了道路。他看到了这种技术决定论对现代世界存在的巨大危险，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因而被看成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思想先驱。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状况的出现，“人类中心主义”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质疑，被当今西方社会看成一种有缺陷的伦理，必须加以深刻反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取而代之。思想家们提出了“生命中心伦理”、“生态中心伦理”，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位置，为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而进行哲学思辩所产生的深层生态学遂应运而生。

　　“生态”指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生态观是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看法、观念。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一词，意谓“研究环境中的生命体”的科学。20世纪20年代，生态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及至中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恶化的环境对人类生存构成了愈来愈严重的威胁，生态学被赋予指导人类善待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显学。生态哲学、生态现象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建筑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灵性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思潮风起云涌，乃至于这一时代开始被称为生态学时代。在这些思潮中，以“深层生态学”影响最巨。

　　深层生态学的始祖是李奥波，他的经典之作《沙乡年鉴》被美国人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自然主义经典作品，被生态学界奉为“绿色圣经”。出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热爱，李奥波构思出迥异于传统西方思想的大自然哲理，《沙乡年鉴》中的《大地伦理篇》是表达其思想的佳作。李奥波将伦理关系分成三个层次，并创造性地使用“社区”一词：原始伦理是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发展为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者的伦理范围只限于“人类社区”，只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应当出现第三层伦理，即大地伦理。大地伦理将“社区”扩展为包含无情世界的草木、山水、动物等的“生物社区”。在这个社区内，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其中的每一件事物，与任何其他事物均有关联和依赖性(即华严宗所说的相即相入)，组成了一个有情与无情世界交融共舞的生命共同体。“一种最终极的民主已经实现，它把所有植物和动物都视同人类。”

　　深层生态学认为不仅需要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需要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深层生态学追求一种“人处于自然之中”而非在其上的新形上学，把人置于跟其它生存物平等的层次。深层生态学拒斥将工业社会作为发展的典范，拥护生态中心伦理，主张人是依赖着生态界来存活，所以不该像主人对待奴隶一般剥削它。

　　深层生态学是因应现代环境危机而发展的哲学运动，它首先致力于改变被视为破坏生态罪魁祸首的“主宰性世界观”(dominant　worldview)，要消除“人本主义的自大”，再建立一个整体性的生态和谐的生态哲学，而此哲学的思想基础是“自我实现”和“万物平等”。自我实现指超越小我以实现整体性的大我。奈斯认为，“自我觉悟”（self-realization）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从“本我”（ego）到社会化的“自我”（self），再由“自我”到形上的“大我”（self）。当一个人体悟了“生态大我”之后，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深层生态学强调“万物平等”、“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生物圈平等”，超越了以往仅仅把自然物、非人类的生命体看作“工具”或“资源”的狭隘认识，肯定“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都有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对西方固有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指出：“几千年以来，西方文化变得日益迷恋于‘控制’的观念：以人类控制非人类的自然界，以男性控制女性，以富裕和权力控制贫穷，以西方文化控制非西方文化。深层生态学允许我们去审视这些错误和危险的幻想。”从“自我实现”和“万物平等”思想基础出发，奈斯归结出深层生态学基本原则，强调地球生生不息的生命，包含人类及其它生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

　　二、深层生态学向东方佛教的转向

　　深层生态学不只讲求物质环境的改善，更讲求精神层面的内省。在深层生态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一个受东方思想熏陶的历史过程，而发掘并引入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向佛教思想的转向，更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叔本华、史怀泽、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东方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儒家与生态》(1998)、《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西方学者认为生态困境的根源出自于人类中心主义，其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于是他们纷纷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寻求答案。

　　与西方文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东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圆融一体、胎息相通、共生共荣的。西方环境运动思想家纳什对东方宗教、哲学赞誉有加。他说：“这些信仰(东方诸宗教)的核心是对传统基督教一向所不能免除的二元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排斥。东方宗教认为自然的各个部份终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宣称个人的我是浸YIN在一个更大的有机体中，东方宗教为环境伦理开出一条智性的康庄大道。古代的东方思想与生态学的说法是不谋而合的。”

　　西方人对东方佛教的了解，主要得益于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20世纪初，铃木大拙从日本来到美国，传播佛教思想。铃木大拙在其著作中试图打破西方二元的世界观，主张我们内在的生命融入自然并同它合而为一，自然不是我们要去征服的对象。受此影响，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反西方社会文化、贬抑基督教而崇尚东方宗教思想的风潮，美国诗人史耐德将东方宗教哲学思想和西方的生态学做了完美的结合；艾伦·瓦兹深受铃木的影响，认为自然界（包括人类本身）是一个整体，其著作《自然、男人与女人》主张一种全面发展的道德意识必须涵盖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佛教与生态思潮有着思想的亲密性；美国环境学者罗尔斯顿等人则认为佛教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学说对东方人保护生命起过很大作用，《华严经》里的因陀罗网是对生态系统网络的极好描绘。这些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佛教所蕴含的生态学价值的充分肯定。奈斯指出：“佛教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适当的背景或渊源联系。”在构建其深层生态学理论时，佛教思想为其关键概念（如自我实现、内在价值）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

　　具有深层生态学意味的环保运动开始后，对佛教生态思想的发扬，以1975年普立兹奖得主、美国诗人史耐德的影响最为巨大。史耐德从小对荒野充满同情心及好奇心，他在日本习禅10年，广读铃木的著作。60年代后期，史耐德回到美国，开始构思一种独特的佛教生态哲学。史耐德将佛教教义与深层生态学密切结合，用佛教教义和美国印地安原住民的自然观架构他的生态伦理，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他的《龟岛》与《斧柄》两本诗作。他主张“草木和动物都是人”，其思想源自中国佛教所说的“无情有性”。在此基础上，史耐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万物也有其基本权利，动物有“动物权”，草木有“草木权”，草木也有“解脱的潜力”。

　　深层生态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大乘佛教教义的影响。大乘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无情有性思想、尊重生命思想、圆融无碍思想，都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深层生态学者主张实现“轻踩大地”(tread lightly on the Earth)的生活形态，提倡居住在一个简朴的、较少科技化的、自给自足的有情与无情相依相惠的“小区”里，使消费和物质需求达到最小，使人类的生活对地球上其它物种的影响度减到最低。此外，佛教物我一如、爱物护生、克制私欲、祛除妄念等主张，都成为深层生态学所关注、吸纳的哲学智慧。

　　三、佛教生态观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佛教生态观的哲学基础是缘起论。缘起论是佛学有别于其他宗教哲学的根本性思想。依据缘起的观点，整个世界处于圆融互摄、共生互动的网络中，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缘起论的立场，产生出佛教生态观的基本思想。

　　1、众生平等与尊重生命的思想

　　大乘佛教将一切法都看做是佛性的显现，万法都有佛性。天台宗大师湛然将此明确定义为“无情有性”，即没有情感意识的山川、草木、大地、瓦石等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基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情有性”、“一切众生(甚至于草木无情)皆可成佛”的思想，佛教主张“尊重生命”，尊重包括植物与动物在内一切生命形式。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人、不同人群、不同人种的平等，而且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任何生命都具有尊严性，因此应当用尊敬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佛性观，使人类对无情世界的草木国土不再以征服者自居，而是平等视之。深层生态学的思想渊源大地伦理与佛教众生平等、尊重万物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李奥波从生态学的角度将地球当做一个有机体，宣称：“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李奥波的继承者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美国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环境伦理学必须发展成大地伦理学，必须对与所有成员密切相关的生物共同体予以适当的尊重。”他希望转向东方，从佛教那里汲取尊重生命的思想来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发挥佛教的无情有性说，指出：“宇宙全体，还有其中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它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就是说，自然界的无机物和无机物也都有尊严性。大地、空气、水、岩石、泉、河流、海，这一切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严性，就等于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

　　深层生态学将生命关怀的范围从人扩展到一切生物，敬畏一切生命。“敬畏生命”理论的创立者施韦泽因此成为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现代生态的危机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表达形态，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是深层生态学发展的前提。这与佛教的无我论胎息相通。佛教主张破除我执与法执，消除了生命主体自身的优越感和在世界中的优先性，是对自我中心论的有力校正。

　　2、圆融无碍与大慈大悲的思想

　　《华严经》中的“因陀罗网”，是帝释天的宝网，由无数的宝珠联缀而成，每一宝珠都映现出其他宝珠的光影，珠珠相映，影影相含，重重无尽。华严学者以此阐述一与一切的关系，认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与一切，相入相即，圆融无碍，重重无尽。圆融的观点同样是当代生态学的理论支柱。生态学家莱文斯和莱沃丁认为，整体是“一种由它与它自己的部分相互作用、并与它所隶属的更大的整体相互作用而规定的结构”。生态是生命体系与非生命体系构成的，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融合而不可分的整体。对非生命体系的掠夺、干扰、破坏，都会使支持生命存在的结构解体，都是违反生命网的原则。佛教在圆融无碍的基础上生发出大慈大悲的思想。《维摩诘经》典型体现了这一思想。在经文中，维摩诘将自己与众生看为一体，对一切众生之病感同身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条件给予人欢乐，以众生的身心病苦感同身受，这充分地体现了佛教的社会责任感。

　　3、净化心灵与庄严国土的思想

　　净土是大乘佛教追求的理想境界，对净土的描绘体现了佛教的理想生态观。佛教最有代表性的净土是阿弥陀佛净土，又称西方极乐世界，包含了佛教徒对理想生态的设定。极乐世界是无苦有乐的世界。极乐世界有八功德水，有丰富的树木鲜花，优美的音乐，有增益身心健康的花雨，有奇妙多样的鸟类，有美妙的空气与和风吹习。

　　从国土净的角度来说，佛教生态观可保护自然生态。自古名山僧建多，佛教以解脱为修行目标，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佛化自然，为清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佛教活动场所，大多树木葱郁，鸟语花香，是生态保护的典范。呼吁和平，参与环保，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佛教界的重要实践方式，反映了佛教徒的生态自觉。

　　从心净的角度来说，中国佛教重视通过心灵的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改善自己的行为。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在现实社会建设美丽的净土，这就是《维摩诘经》所倡导心净则佛土净的思路。禅宗将其发挥为净土在世间，莫向西方求的思想，重视现实世界的改造。心净是国土净的根本，这也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所蕴含的三味。

　　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与心灵污染；世界的和谐，最终归结到人类心灵的和谐。今年中国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是对中国佛教人间净土思想的现代回应。只有心灵得到了提升、净化、和谐，由无数个体、无数心灵组成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才能和谐、美丽，美好庄严的人文净土、物质净土就可以实现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