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现代新儒家，尤其是新理学体系的创立者。这种说法，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不过，并不全面。准确地说，他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新儒家或新理学家，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是一位长于求索、勇于创新的哲学家。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某种狭小的学术圈子里。事实上，他在晚年不再坚持理在事先的原则，早已超出新理学的范围。同任何一位真诚的哲学家一样，冯先生一生中都在思考“何谓哲学”的问题，并且不断修改自己给出的答案。我认为，冯先生思想的变化，经过了从单数哲学观到复数哲学观的历程。

　　在早年，冯先生认同单数哲学观。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他关于哲学的说法是：“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在《新理学》中，他又重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讲哲学不能诉诸直觉，必须诉诸理性，必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必须对实际世界何以可能，从本体论的高度做出哲学解释。他的这些说法表明，他基本上认同在西方比较流行的单数哲学观。不过，他不接受西方哲学家那种认为哲学只在西方才有的偏见，认为在中国同样有哲学。他花大气力编写《中国哲学史》，有一个理论动机，就是以事实证明在中国确有哲学。他编写《中国哲学史》，也是以单数哲学观为指导的。冯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我们也不必“尊者讳”，可以直言他留下的遗憾。由于受到单数哲学观的限制，他编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过分强调共性，难以充分展现中国哲学的个性，尚没有充分呈现出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金岳霖先生对单数哲学观表示质疑，强调哲学不过是“讲出道理的成见”，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哲学观。对于金先生的复数哲学观，冯先生当时并未做出回应。由此可见，那时他还不想放弃单数哲学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讲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掌握着主流话语。讲哲学必须遵循哲学教科书的统一口径来讲，不容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在这种语境中，冯先生表示放弃他苦思冥想出来的新理学体系，然而却没有放弃单数哲学观。不过，这个单一哲学，到底应该讲什么，应该怎么讲，冯先生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单一哲学讲的内容，不可能再是他心目中的“道理”，已经换成了令他莫名其妙的“原理”。

　　信奉单数哲学观的冯先生，想不到自己竟成了这种观念的受害者。他经过多年痛苦折磨之后，到晚年终于大彻大悟，再次以哲学家的身份出场。他毅然摒弃单数哲学观，表示认同复数哲学观。

　　首先，他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西方哲学历来讲论的自然现象学。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按照冯先生的这种新哲学观，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物。这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看法是一致的。

　　其次，他拓宽了哲学的论域。基于精神现象学的考量，他认为哲学的论域，并不像单数哲学观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自然界。在复数哲学观视野中，哲学论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自然，社会，个人的人事。人类精神的反思包括三方面以及其间互相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承接着中国哲学“究天人之际”的传统。

　　再次，根据以上两点，他认为哲学的作用不能只是一个方面，而应当是两个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关于第一点作用，恩格斯已经谈到，冯先生表示完全同意。至于第二点作用，则是中国哲学家才会有的独到见解。冯先生认同中国哲学的传统，他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最后，他对金岳霖提出的复数哲学观做出回应，明确表示认同。据冯先生讲，金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时曾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在金先生那里，“成见”说和“游戏”说是一致的，意思都是说，很难对哲学结论做出能使所有人都接受的理论论证。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表示认同金岳霖的“游戏”说，他写道：“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试看金岳霖的《论道》，不就是把许多概念摆来摆去吗？岂但《论道》如此，我的哲学体系，当时自称为‘新统’者，也是如此。”

　　何谓哲学？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在哲学家当中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今后仍需进一步地探索，借用冯先生的话说，叫做“哲学纷无定论”。我们不必完全认同冯先生的某些具体的说法，但不能不对他那种真正的哲学家品格，表示由衷的敬佩。我们回顾一下冯先生哲学观念的演化历程，对于我们排除谬见的干扰、更新哲学观念，对于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