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不再有理想有抱负了。但我不这么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缺乏理想和抱负，关键在于如何帮助他们去实现。”布莱尔说。

这是北京的红叶最美的一天，11月6日午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等同台对话。

离开首相职位后的布莱尔，参与组建了三家基金会，分别有关宗教信仰融合、非洲治理以及推动体育活动。让他自得的是，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人，“他们的特质是非常有创意，像艺术家一样，同时又是很好的商人。”布莱尔认为，作为政府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刺激社会企业茁壮成长。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谈到了有关慈善和公益的诸多问题，并向中国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创造一个更好地认同慈善价值的空间；二是创建一个允许慈善创意能被很好应用的慈善事业架构。他一再强调，“社会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希望中国在发展慈善方面，要将学习经验与吸取教训结合起来，由此有望超越英国。

登台演讲前，布莱尔箭步走过北师大的红地毯，不时向人群颔首微笑。57岁的他依旧高大、健朗。快到我坐席旁的过道时，突然缓下步子，热情地和我握手，而后径直走向了前台……

Q：对话者

A：布莱尔

Q：如今关系到公益的话题五花八门，但当前最紧迫的，还是关于公益领袖的培养问题。对此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A：如果没有好的领导，就没有好的慈善家；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没有较好的机构组织，没有好的驱动力，没有时间、精力、资金的投入，那么就不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首要的是需要有一批公益领袖，由这些领袖来领导公益组织，进行有效率的运转。

其次，社会应该提供环境，包括政策、舆论、物质等各方面的条件，来强调慈善活动的重要性，让慈善家的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有些比较珍重自己时间的人并非是富人，而是普通的民众，他们通过支援自己的时间，来给别人提供帮助，这些人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再有，应该对慈善人员进行培训，将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已经或正在准备投身于慈善事业的人分享。像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这样的组织，就可以在培训专业慈善人员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极大地促进慈善的工作。

第四点，就是充分发动人员，让一切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都有用武之地。像我们，像李连杰，像我们同事，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准备要贡献自己的时间来服务于他人。除我们这些公众人物之外，普通人一样可以为慈善贡献自己的力量。

“社会企业家”精神

Q：200多年前，马戈尔尼受英国政府委派，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但当时由于中英礼仪不同，造出了许多误解甚至矛盾，发生了很多冲突，再后来就产生了现在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公益教育，共同推进这个产生更多公益领袖的时代。请问您对中英两国在慈善方面的交流与学习有什么看法？

A：我想当年英国的使臣和乾隆皇帝的对话一定是非常有趣的，那是一段历史。就目前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英国、中国怎么样来互相进行学习。在推进慈善公益事业上，英国在很多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跟着英国做，而在于能否比英国做得更好，而且具有中国特色。在此我向中国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中国需要创造一个社会空间，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可、认同慈善的重要性，以及慈善所带来的益处和贡献。因为很多人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并不是不想做慈善，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确定自己做慈善之后，能够产生什么样良好的影响和结果，会有我捐的钱能否真的为一些人带来益处的疑问。所以中国要在社会上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营造有利于慈善的氛围。老实说，在英国我们依然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第二，在慈善领袖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像比尔·盖茨或者李连杰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创建基金会。另一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有创意，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实际工作是由那些组织、那些企业领导人所做的。他们需要培训，以确保慈善事业取得成功。

慈善事业的开展非常困难，因为有些时候一切要从零开始做起。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创建一个完善的慈善事业的架构，能够使那些有关慈善的创意顺利地付诸实践，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良好的效果。

有很多事情确实需要政府来做，比如巩固国防、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建立医保系统等等，这都是政府的责任，没有任何企业或者是NGO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但是在社会领域的很多方面，政府的反应速度可能会相对滞后，而慈善机构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那我们的研究院可以做什么呢？应该不仅仅是来研讨如何培养慈善领袖、创建良好的理念，而是要帮助领导人进行培训，以使那些领导人的想法能够具体地实行，在社会里面更好地进行具体的慈善工作。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经验等，都需要学习。

再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不只是在社会上做一些事情，而是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运作，更富有创新性，更具有创意。因此，我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有理念，还要有具体的实行计划。我们在英国这样做了，在中国肯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说，中国并不需要跟着英国的步伐走，赶上英国的慈善事业，而是吸取我们的教训，中国是完全可以超过我们的。

慈善是一种创造

Q：作为公益领袖，行动能力非常重要，要把教育转化为行动能力、领导力，同样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提高行政的行动能力、研究的行动能力和教育的行动能力呢？您在执政期间对此有何体会？

A：在我任职期间，我认识到，慈善是一项非常需要创造力的事业。也就是说，你有了某个创意之后，决定要做一些事情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一定要有一个人、一个领袖，他非常具有创造力，能够基于这个创意建立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再为这个社会企业融资，之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非常困难的，实行起来很不容易。并不是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成功的，失败者不乏其例，所以还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当然也有一些领导人，他们经验丰富，做得很成功，我非常信任他们。因此当我卸任后，我就开始做基金会。一共有三个基金会：一个是关于宗教的，第二个是关于非洲的，第三个是关于推动体育活动的，尤其是为青少年，为那些受社会歧视，或者有困难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体育活动。非常幸运，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人，他们都很敬业，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特质就是富有创意。我认为这些社会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既像是艺术家，又像是成功的商人。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有强劲的创造力，能够跳出他原有的思维框架，产生出更好的创意，从而推动社会发生改变。这也正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慈善家，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原因所在。

在英国，现在有一些慈善机构，从零开始，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建立基金会。他们已经发展成非常大的机构，其很多行动是非常具有创意的。所以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是的，我在任的时候，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那些实际的工作是由在政府之外的人，或者是说其他人做的。这不是首相一个人的事，这也是慈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政府和私营机构，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同。这些社会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在这方面的创意做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具有创意的社会企业的负责人。

作为政府，作为首相，要给他们适当的激励，帮助他们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重要的是给年轻人机会

Q：在英国，怎样鼓励年轻人参与慈善？

A：我们针对年轻人提供一些慈善项目，让他们做社区的服务，或者公益的事业，我觉得要做的可以很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像我的孩子，他们就参与这些项目。很多年轻人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她）同时也应该是个社会企业家。一个好的社会，要重视社会企业家。两者之间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关系。老是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再有理想有抱负了。但我不这么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缺乏理想和抱负，关键在于帮助他们去实现。公益领域就应该给年轻人提供实践的机会。

Q：英国的社会企业建立最早，我们想知道英国社会企业的立法，对中国青年有什么启示，让他们更快推动历史的发展？

A：我觉得一部分是管理和制度的问题；另外一部分是这种企业架构的问题。你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以提供这种保障，让公益事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你可以设立工作的标准，但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这样的组织架构，给年轻人机会。

政府要有合适的税收的体系，来支持公益的发展；我们也需要有合适的舆论环境，来认可慈善事业，让人们在捐赠善款时，知道他们的行为应该得到认可和赞赏。

Q：有些人认为，公益事业不单单是要提供传统的服务，还包括你应该要提高公民性，要培养社会基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仅有传统的老人儿童服务是不够的？

A：我们在学校里面开展了公益社会的教育。在我们的学校系统里面，我们还教授年轻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机会。那之后我们发现了有一些事情很有趣，那就是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地从政府这一块来提供，比如说公民教育，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的企业，在这方面教育项目做的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协议，我们和社会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最后这个协议里面包括不仅是政府应该怎么样做，还包括社会机构应该怎么样做。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最后我们发现，其他的组织甚至比政府做的还好，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这项事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另外，你接触慈善家的时候，他往往认为可以给钱，但要给对钱。所以“给对人”是慈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确保社会企业所获得的钱，正好能够用在所设立的用途上面。因为慈善家的钱解决一个问题、救助一个灾难，希望见到钱能够奏效。

（吕留平女士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