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文化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目前学术界通常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其中思想文化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人们也把这种对“知”和“行”的本质及其规律认识的文化，叫做哲学。

历史上中原地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萌发和荟萃之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儒家、墨家、名家、兵家、法家、纵横家等活跃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学说与著作，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元典。汉唐以降，儒道互补，再加上佛学的调适，在宋代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在中原地区完成的。

思想文化的源头圣地

中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圣地。《周易》这部被誉为中华第一经的文化大典，是在中原河洛地区孕育而成的。中国古代思想的黄金时代在先秦。先秦时代，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标志的道儒墨法等诸子思想与著作，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元典，其创始人或集大成者多为河南人。

赵保佑(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大家知道，在中国早期众多思想流派中，有一部经典的经典，夏时称作《连山》，商时称作《归藏》，周时称作《周易》。这部以八卦及其符号为中心内容的经典尽管带有巫筮文化的神秘色彩，但实际上是华夏先民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认识不断深化的记录，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而八卦符号又同伏羲乃至“河图”“洛书”相连接，都是中原思想文化的原生物，这一历史渊源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佐证。

丁巍(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馆员)：道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由老子所开创，并在庄子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老子，今河南鹿邑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数度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本体及其运行的总规律，提出：道生万物、执一统众、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物极必反、和谐有度、俭啬寡欲、保朴守真、柔弱处下、贵柔重雌等思想与主张。庄子，今河南民权人，他集道家思想之大成，将道家的人生学说与精神境界推到了顶峰，庄子思想体现在《庄子》中，其思想的中心是要追求人的精神自由。

孟津龙马负图寺 中华人文之祖伏羲氏的祭祀地，河洛文化“河图”发现地，距今已有1600余年

高秀昌(河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由孔子所开创。孔子，宋国贵族后裔，祖籍今河南夏邑，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主张礼治和德治。战国时，儒家内部产生分化，“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其中“子张之儒”的子张，是今河南淮阳人。

毛兵(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因创始人墨子而得名。墨子，今河南鲁山人，墨子共有十项基本的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此外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墨家也有卓越成就。墨家的主要思想汇集在《墨子》中。

安继民(河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主张以“法”治国，反对仁义；强调明刑尚法、信赏必罚；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主张君主专制，尊主卑臣。韩非，今河南新郑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法、术、势三者相辅而相成，不可偏废，又吸收道家思想，提出“抱法处势则治”，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所著《韩非子》共五十五篇，是一本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里所著《君主论》相媲美的政治学著作，但却比《君主论》早出近一千八百年。

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

古往今来，无数中原的思想家，用自己的思考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思想所闪现的光辉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星空中最耀眼的区域，而他们的学说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熔铸成华夏文明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丁巍：道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道是传统文化中极具魅力且分量最重的一个概念，道是理念、境界、智慧、力量、路径，是古老中国的文化密码。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创建的过程中，老子思想对孔子思想以及其它先秦诸子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与孔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既互相分立，又互相补充，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渊源和主流传统之一，并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精神特质，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以楷(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道家根基说是对中国哲学的准确把握。我们不妨以大树比喻中国哲学，其主干是儒道互补，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之树的特征，而树根则是道家哲学。因为道家哲学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本原本体论，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道家哲学还为中国哲学提供了道、德、太极、有无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儒、墨、名、法、阴阳各家，都在这本原本体论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以道、德等基本范畴为构件，结合本学派学说的特定内涵，各自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反作用于道家哲学，共同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入发展。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鲁迅先生和李约瑟先生用根柢、根来比喻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很深刻的。

陈鼓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多年来，我总结自己对道家哲学的研究而提出“道家主干说”，此论点主要在阐明，就哲学理论的角度而言，道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的理论主体：第一，从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等多种《老子》之出土文献来看，老子之为“百学之王”的地位更应确立。第二，处于春秋末的老子和孔子是师友关系，先秦史籍多所记载。孔子是“述而不作”，老子则将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转化为形上道论，将宇宙人生纳入整体的反省及把握。其建构的形上体系，是中国哲学理论的首次突破。第三，老子的哲学体系不仅在古代哲学中居于创始及突破的地位，其理论更是投影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中，成为历代哲学体系建构的理论主体，如柏拉图哲学思想投影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一般。

高秀昌：对儒学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原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的十分重要的贡献。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张，今河南淮阳人，践行“忠信”之言，形成了“儒家八派之一”的“子张之儒”。魏晋时期的何晏(今河南南阳人)、王弼(今河南焦作人)，以《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三玄)为主，综合儒道立论，提出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等范畴，推动了中国儒家以及道家哲学的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大儒韩愈，今河南孟州人，提出一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谱系，不仅解决了儒学的继承问题，而且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的启发。宋代程颢、程颐兄弟，今河南洛阳人，创新儒家学说，形成了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基础，其新儒学思想体系不仅接续了先秦儒家的道统与学统，而且又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长达七百多年；另外，他们的思想还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如日本、韩国、越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冯友兰，河南唐河人，他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

毛兵：墨家学派兴盛于先秦，中衰于汉至清代，但墨家典籍尚在，墨学作为非主流的学说，如细细的潜流，依然活在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并在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长河中绵延而曲折地发展。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伴随着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会通，墨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安继民：韩非强调，革新要以明辨是非为前提，以客观必然性为基础。这种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政治统治艺术观念，为历代帝王所沿用。汉袭秦制，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政治体制，也是在法家特别是韩非子思想的指导下，创建并越来越加以细密化、丰富化、完善化，比如沿用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就是在法家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一种人才遴选制度。

赵保佑：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集中体现。中原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中长期扮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化成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域文化不能比拟的。正如徐光春同志所说，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与日俱新，新文化建设，必须以传统的优秀精神文化为资源。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全面提升中原文化的引领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

任继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学说和孔子学说是互相补充的，是指导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两部重要经典。放眼中国历史，凡是太平盛世，无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是将两种学说协调得好的结果，后者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前者安抚了个体百姓的生计。即便在今天，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干扰、乱出点子的思想还有现实意义。

赵保佑：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先进的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中原地区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例如“福祸相倚”的辩证思想，“以法为教”的法治思想，“兼爱互利”的社会和谐思想等等。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建构的文化理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气概，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品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念，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不仅是引导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理想人格完善、民族素质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王中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化所内涵的发展与代价、成就与丧失、进步与退步等内在矛盾也在更深刻的层面和更广泛的程度上得到彰显和展开。现代文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所蕴含的生存智慧特别是生态智慧，正在得到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展现出其超越时代、民族和国界的强大生命力，成为一种有着警世、医世、救世功能的普适文化，在当代愈发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高秀昌：中原先哲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精神、礼治精神、德治精神、仁爱精神、举贤精神、民本精神、人本精神、内圣外王精神、立人立己精神、诚敬精神等等，经过现代的转化和洗礼，必然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精神文化资源。

孙中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墨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价值也表现在诸多方面：发扬墨家的生产和节约意识，而克服其忽视文化娱乐的弊端；发扬墨家崇尚贤才的思想，而扬弃其某些成员盲从的弊端；发扬墨家互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扬弃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因素；发扬墨家利他主义的崇高精神，而克服其苦行和禁欲的弊端；发扬墨家酷爱和平、反对霸权的意识，又汲取其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和战备思想；发扬后期墨家理论、理性、科学技术和逻辑的优良传统，而克服墨家的迷信思想和经验主义的弊端等。

米·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墨翟以其正义和贫民权利而斗争的范例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人民在曲折的国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鲜明的民族特性。他的“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奠定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活动的道德评价基础。这种思想至今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

安继民：以《韩非子》为集大成的法家的富国强兵思想强调的就是提高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现代国际社会民族国家之间全面竞争的基本指标。先秦法家的思想理论和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对我们提高综合国力的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在先秦法家思想中得到灵感和启发。有了综合国力，不仅可以更好地构建和谐中国，而且可以贡献于全人类，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中提供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参照。这当然不仅是法家的贡献，也是道、儒、墨、法等多元并存的传统文化的总体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