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乃至我国的“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营造，都需要广泛地开展慈善理念的教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产品裹挟着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不断涌入我国，其中“征服自然”、“弱肉强食”的生存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短视的功利实用主义等等的影响愈来愈大，不断地消解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思想文化和精神。而市场经济实际上也蕴含着经济生活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生活的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倘若我们缺少警觉，也会有消极影响。这种危机越严重，我们越需要精神归属和心灵安顿，越需要我们以超越的情怀致力于我们精神家园的重建。

　　近几年来，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当代我国社会最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正如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的，要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明辨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扬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弃之，促使他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慈善理念的教化非常有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领悟和践履。慈善是慈悲之善，慈是与乐，悲是拔苦。慈善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即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友爱、互相帮助的关系。个体都是以社会总体为主体，而非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当然有个人的权利和要求，但是要承认“共同体”为前提，而这个“共同体”需要的价值就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承担的价值。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以维系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身心的和谐。慈善理念明确表述，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中进行的，有着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对同处一个共同体的人们的依恋感。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家对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理解和把握，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而持久的文化选择和整合的价值共识。比如儒家就是“仁”和“和为贵”。《礼记·礼运篇》早就提出了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德，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儒家讲“仁”，佛家讲“慈悲”，道家讲“无为”，（“无为”是不为自己，“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是利益广大社会、广大群众）。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早熟”是颇有道理的。当今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就道德和人文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确实可以说是“早熟”。比如儒家的“仁”，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思想，西方也有，但表述方法不同。“仁”更是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要有独立的人格，我也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我要发达，我富起来，我成就事业，我也希望别人发达，富起来，成就事业）。这种“仁”的思想，西方没有。美国学者John B. Henderson说：“儒家经典以道德为主要考量，在世界文化中可说独一无二。”西方基督教有排他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源（原教旨主义）认定“耶稣以外无拯救。”基督教常常把其它宗教或新的学说视为异端，加以诋毁。西方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的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美国就是常常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人民，乃至以暴力输出其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慈善理念比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思想更丰富，更宽容。儒家学说的“仁”，讲“仁（仁慈）、义（道义）、礼（礼节）、智（智慧）、信（信用）”是整体，不可须臾离之，“仁”中包含着“义、礼、智、信”；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并且“人人皆可为尧舜。”道家讲“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就万物作为个体来说，应肯定其价值，都应给以尊重和爱护）。佛家讲“人人皆有佛性”、“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人人皆可成佛，众生与佛是一体，大家平等。慈悲遍及众生，即一切形式的生命，爱护一切众生就是爱护自己，别人有灾难就是自己有灾难，自他不二）。西方文化随着科技发展，愈来愈强调“尽物之性”，带头引导人们掠夺自然，特别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使道德堕落，精神空虚，乃至愈来愈陷入纵欲的深渊。而中华民族文化则强调“尽人之性”，是以人为本，人要役物，而不被物役。所以，中华的慈善的理性文化能够培养和谐人生。谈及儒家“仁”的思想时，特别要清除对儒家学说的误解。在20世纪，一边倒地将孔孟之道视为官方思想。当代学术界经过反思，认定孔孟学说原本是民间文化，只是后来被官方化了。因此，当今要重视儒家学说的草根性一面。正本清源，我们要认清儒释道中的慈善理念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胡锦涛同志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诚哉斯言。慈善所指引的是仁爱，不是残忍；是道义，不是强暴；是礼让，不是横蛮；是诚信，不是欺诈；是智慧，不是愚痴。慈善是对人民大众利益的服务的热望和价值追求，协调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妥善解决人民大众利益矛盾，营造和谐相处的社会。

　　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色在于始终保持开放状态，不断允许新学说的出现，同时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慈善理念也是与时俱进，使慈善的精神空间得以开拓。公平正义是人类心灵最深层的呼唤，公平正义问题成为当代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公平正义理所当然地成为慈善理念的内涵。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经济平等作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基础的社会制度，是桓鲆宰非笫率灯降任?钪漳勘甑纳缁嶂贫取Ｊ迪稚缁峁?秸?迨巧缁嶂饕宓谋局室?蟆９?秸?宓钠降纫?笊缁岢稍敝?涞氖导势降龋?蚯饔谑导势降取Ｕ庖黄降鹊谋咎迓矍疤嵩谟冢?魏胃鋈俗魑?缁峁餐?宓某稍保???哂械某稍弊矢瘢?杂谡庖还餐?宓墓钩衫此担?峭?戎匾?摹Ｕ庖彩鞘迪稚缁岷托澈腿说娜?娣⒄沟谋ＶぁＵ庋??壬评砟罹鸵院艋饺?娴墓?秸?逦?湟謇怼Ｕ饣崽嵘?嗣堑男闹牵?阑?嗣堑男牧椋?涫等嗣巧??氖抵剩?橛谥辽频木辰纾?簿筒辉儆惺┗菡哂卸鞔鸵馐叮?苤?呋掣卸髑榛沉恕４壬评砟罹褪谴偈谷嗣嵌端泳?瘢?欢涎扒蠊?秸?濉?lt;/font>

　　慈善理念要成为广大公民的共识，心灵上的认同，需要慈善教化。教化是教人觉悟，将慈善理念内化为心灵的需要、生活的习惯。这是一种人文教化。当今，在人文教育方面，学校，特别是大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并且此弊病已扩大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领域。学校的人文学科本来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大区别的。社会科学是比较接近自然科学，而同人文学科不相类同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而人文学科（不能称为人文科学）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人文学科侧重探寻的是人的生存意义或人的存在价值。人文学科的学者一代一代地通过对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存在价值的寻求和追问，使人文学科达到新的高度。人文学科也研究物及其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寻求物的及其存在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重点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的不断追问。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教学着重培育受教者的人文素质。因此，不是单纯地教给人文知识，而是要学会观察、思考、分辨、认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并融入社会生活中，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并且经常反思，“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闲”是防范之意，防非止恶）。孟子曾将君子的教育方法归纳为五种，其中“有如时雨化之者”为其首。倘若只获得人文知识，高谈阔论，知行分离，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践，再好的人文知识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倘若学校的人文学科如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只是传授知识，那么实际上就成了以知识为本的教育，而非人文育人。特别是在引进西方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侧重于建构现代人文知识传授体系，也就是只重视了“知”的一面。这种做法影响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果，在学校里，在社会上，许多人虽懂得涉及道德和慈善的知识，但实际生活中并不照着去做。这在西方称为“道德意志无力”。换言之，明白知道道德和慈善是什么，但不愿随顺道德和慈善，还是随顺自己的贪欲，还是随顺自己的自私自利。这主要是因为在人文教育中，没有唤醒人们追问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没有启迪人们常常反省，进行灵魂的拷问。人文教育、慈善教育本应是“转迷为悟”，然而人们接受这种知行分离的教育，以后仍然处于自我为中心的迷惘之中，感悟不到，大家幸福，个人才有真正的幸福。觉悟的人念念为人民大众，没有或很少想到自己；迷惑的人念念为自己，而忽略人民大众。迷悟差别在此。古文字学讲，“我”字，一边是手，一边是戈，心里拿着戈，不是自杀，便是杀他。所以，谁将“我”当为我，必将为我故贪，为我故瞋，为我故痴。

　　我国传统的慈善教化不单单是回答“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帮助受教育者确立“应如何”的人文价值选择，是为了“生活之迁善”。其目标是现实的，方法是注重实践的，途径是指向于启迪内心的觉悟而达到做善事的自觉。

　　慈善教化是人文教化的一个方向，最重要的方面。这种教化的效果在于“内化”。慈善教化，其终极目的是让受教育者悟“道”，即将慈善知识转化为自身内在的慈善精神，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的慈善自觉，是为寻求自己人生的终极意义而生活。知行结合，身心合一，才能塑造高尚的人格。

　　慈善的自觉是价值观层面的觉悟。对慈善及其价值观体悟得越深刻，慈善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慈善理念转化为价值追求和价值信仰，并以坚强的意志按其义理积极践行。列宁说得好：要让正确的观念“渗透到群众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马克思说得好：“哲学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慈善教化，关键是用实践精神使慈善理念为广大群众所普遍接受，真心认同，自觉践行，另一方面也会获得如作家王蒙在其《思想的享受》一书中所说的“生命的享受、知识的享受、道德理想主义的享受、感情与激情的享受……”。人们这样度过一生时，会“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在慈善教化上，学校里需要教师以身作则，社会上需要官员率先垂范。对于官员来说，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对人民大众最大的慈善，会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古代，大医张仲景在湖南做太守。他看到那里潮湿，就一面做官，一面做医生，专门给老百姓看病，并把从医经验写成《伤寒论》的医学经典，地方上也清明太平。他堪称为官者的楷模。孟子讲“教者必以正”，官员和教师以身垂范，才能使民众和学生心悦诚服，并仰之，效之。也希望媒体成为一个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和功能，大力弘扬慈善义理，宣传慈善家的懿德善行，并以此制衡因过度追逐商业利润面日渐“泛娱乐化”的偏向。

　　慈善教化宜从生活中为人处事的小事着手，如讲话有“口德”，住宿有“寝德”，用餐有“餐德”，行路有“行德”，危险有“危德”，由小及大，先易后难。初学慈善一定要从诚信下手，对他人随分随力相助，随缘随机相帮。学会拷问灵魂。一个念头起来了，对照慈善理念，倘若这个念头是善念，就让这善念增长。也可以观察别人，再反省自己。别人有善行，我立刻想想，我有没有？别人作恶，我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做过，以此培育自己的慈善心。“小小水长流，则能穿石”，于尘劳中炼历，自私习气必会渐渐减少，乃至消弭，方为实在功夫。

　　慈善往往与天地之大美相契相合。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拒绝。重要的是对慈善要有真信、切愿。唯其是真信切愿，方有笃行。非信不足以启愿，非愿不足以导行。不做善事，不足以满斯愿而证所信。进一步，“於诣谛理，信、忍、乐、欲”。（“忍”是肯定）。信，不但肯定、认可，而且要欢欢喜喜去做，并且把它变成自己真诚的愿望。立足于中华优秀文化之上的慈善教化，最终必促进我国人民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我国社会和谐早日臻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