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3000余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古城又揭开了北京作为城市发展历史的序幕。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蓟、燕、前燕、大燕、辽、金、元，这些方国或政权都在这里建城立都。以后的明、清两朝的都城都立于此。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留存的大量古代建筑，用生动具体的形象书写着这个城市的历史。

现存的明清北京城7.8公里的中轴线以及所组成的城市对称格局，金碧辉煌的宫殿群以及围绕着它所形成的不同的建筑结构、建筑色调，构成了和谐统一的景观。“尊卑有序”、“天人合一”的理念通过这些建筑体现得淋漓尽致。

演讲者小传

谭烈飞，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兼研究室主任，编审，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社科“十一五”规划历史学科专家组成员。

■演讲者：谭烈飞

■演讲时间：2009年10月

■演讲地点：周末社区讲堂

■演讲话题：古代北京城市的独特魅力

■主办单位：北京市社科联

■专家讲述古代北京城市建设与规划遵循的理念

■北京的城市对称格局宫殿群以及围绕着它所形成的不同的建筑结构、建筑色调，构成了和谐统一的景观

■“尊卑有序”、“天人合一”的理念通过这些建筑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城市布局的基础

水利建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

古代城市的出现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的。从北京城市的起源来看，最原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原始城址的选定，依赖于自然环境与人的相处程度，地形的因素、地表水的因素，这些是不是适合人的聚落生存。

北京处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和华北平原三者交会之地，东南距渤海约150公里。古人形容它，“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春明梦余录》)古代是联系中原地区与西北、东北地区，以及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除了体现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基础上之外，还体现在多民族人口在这里集结，形成与自然和谐的特殊关系。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多民族共同休养生息密不可分使其地位不断提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过程中，逐步加大利用自然的能力，创造了更高层次的和谐关系，如：三国时期镇北将军刘靖、樊晨驻守蓟城兴建渠道导水入高粱河灌溉农田万顷。隋朝时期，尽管隋炀帝的主旨不是为民造福，但是客观上，开永济渠，使京杭大运河直抵蓟城，成为城市地位提高的重要地理因素。尽管，辽为契丹人所建，金为女真人所建，元为蒙古人所建，清始创于满族人之手，北京地区战事时有发生，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的融化、融合在这里得到了加速发展。

其实，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是古代城市追求的目标。古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北京历史上对城市的水域、河流进行了无数次的治理，金代将莲花池水引入金都城内，建成了优美的同乐园。元大都在规划中，以今北海为中心建大都城，将积水潭圈入大都城内，对这一地区的水道系统、湖泊进行了通盘考虑，通常说的五处海子得以恰当利用，对城内调节空气、居住生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金、元、明、清都曾引永定河水、玉泉山水以及西山一代的泉水入城，除供应宫廷外，还用来完善城市的供水、排水系统，使古代的北京城，水量丰沛，环境宜人，旧的典籍中记载有：城西北玉泉山、万泉庄等地“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胜数”。“(南苑一带)，七十二泉长不竭，御沟春暖自涓涓”。

城市布局

“天人合一”成为城市建筑布局及设计的理念

把湖光山色纳入城市布局的核心是传统设计思想的突破

如今我们看到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所有留下来的宫殿建筑群、城垣遗址，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忽必烈率元军占领金中都后，一直住在燕京近郊的琼华岛广寒殿，直到元至元八年(1271)刘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时，也就是新建大都宫室完成之后，忽必烈才从琼华岛移往大都城内新宫，当时琼华岛已改名为“万岁山”，由此可以推想，忽必烈来自蒙古高原，对于琼华岛上的山水景色，必多眷恋。

忽必烈虽然来自蒙古高原，可是长时期受汉族亲信如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影响，接受了中原王朝关于国都建设的传统，在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中也充分地显示出来。在元大都的设计过程中，主要的设计者刘秉忠秉承了儒家的思想，按照《周礼·考工记》对都城的设计理念，“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同时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使“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大都城的建设规划中得以充分体现：

——中原五朝历代国都的建设，根据“面南而王”的传统，宫廷所在，必然面向南方，并以位居城市的中央，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就首先选择了积水潭东北岸上预定为全城中心的一点，立“中心台”又建“中心阁”。

——从“中心台”向南，紧傍积水潭东岸，垂直南下，形成设计上的“中轴线”，在此中轴线上，又紧傍太液池的东岸，建造宫城“大内”，即后来所谓“紫禁城”，城内南为前朝大明殿，北为后廷延春阁。

——与宫城隔湖相望，另建隆福宫，为太子所居，这一布局的结果，是太液池北部的万岁山(琼华岛)与东岸的宫城大内和西岸的隆福宫，鼎足而三，布局稳定和谐，又富有山光水色，规模宏伟，为历来宫城设计所未有，实属一重大发展。

——中心台迤西之南北大街上，南北分建鼓楼与钟楼，晨钟暮鼓，为全城报时之所。

有关大都城规划设计最显著的特点是，既有所因袭，又大有创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把湖光山色，纳入城市布局的核心这是传统设计思想的突破，其起点，可能与忽必烈个人流连于琼华岛上的水上景色有关。

元大都城市的建筑在对称式的城池中建设，以后的明清北京城，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建设格局。整个城市等级森严，分为内城、皇城、宫城，全城以中轴线为中心，形成北京城的脊柱，城市的中心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建筑，西侧有三海组成的宫苑，以它的特有景观和妩媚调剂了中轴线的单一，宫殿四周是井然有序的街道和胡同，胡同的布局均在大街两侧，居民在胡同居住，安宁祥和。

到了明清时期，明清北京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在平面布局上，发生变化。明初北京城缩减了居民稀少的北部城区，将元大都北墙向南移动了五里，建立了新的北墙，位置在今天安定门和德胜门一线。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又修筑了拱卫南郊的外罗成，原计划于内城四面皆筑外城，后因财力不济而没有其他三面的外城。至此，北京城的平面设计和布局，在明代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整合城市总体上向南移动，而且内、外城的城墙一起构成了一个“凸”字形。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是体现王权的中轴线以及位于中轴线上的重要宫廷建筑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亦然以威严的姿态显示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清代在北京城的平面设计上，基本上沿袭了明代北京城的格局，没有作多大的变动。

建筑理念

皇家宫殿尽显“九五之尊”

皇宫大门的门钉横竖是9个，百官的大门则依次递减

在封建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得到充分的体现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封建的统治秩序。作为封建帝王之都，城市的核心是帝王，所有的建筑形式都体现在帝王的君权神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上的。城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建筑形式、建筑布局、建筑色彩，都通过“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得到充分体现，这些都是在城市建设之前规定，但是通过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加以展现的，同时，又利用长期的封建统治思想的、精神的东西加以灌输，成为城市的主导意识。

在具体的建筑个体来看，无论是建筑结构、建筑装饰都在体现着秩序和和谐的理念，皇帝、王公、百官、士庶的建筑大小、装饰物的选择，等级森严。

皇宫的建筑结构要求体现“九五之尊”。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紫禁城中的建筑多以“九”和“五”来体现“九五之尊”，排列在故宮中轴线上的皇帝直接使用的宮殿、宮门几乎都是无一例外的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城楼上的正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午门正殿与四个角的方亭，又称“五凤楼”；太和门前赫然是五座金水桥。在故宮的建筑中，暗含“九”、“五”这两个数字的还有九龙壁，正面雕龙九条，正中的脊也是九龙在脊，底殿顶为五条龙脊，琉璃门拱用的龙纹垫板共“九五”四十五块，整个九龙壁面，则由270块组成。依然是九的倍数。就连宮殿据角上的琉璃小兽裝饰，其最高规格的宮殿也是用9个。

整个京城在细小结构上，也在显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宫大门的门钉横竖是9个，成为定数，而王府百官的大门则按照所处的地位依次递减，其他的规定也很明确，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公侯伯前厅中堂后堂各七间，门屋三间，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桷彩色绘饰，门窗枋柱俱用黑漆油饰。一品二品厅堂各七间，屋脊许用瓦兽，梁栋斗拱、檐桷青碧绘饰，门屋三间，门用绿油兽面摆锡环。三品至五品与二品同，但门用黑油摆锡环。六至九品，厅堂各三间，梁栋止用粉青刷饰，正门一间，用黑油铁环……庶民房屋，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由高而低等级分明，可以领略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而这种等级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朝代可以更替，而这种等级制度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稳定地延续下来。

四合院

四合院民居暗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玄机

“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

由房屋和墙围成正方形或长方形之院落，即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形成四合院，或无倒座形成三合院，并由多个院落前后或左右扩展，以门、回廊相连接，构成较大的建筑群体。这种布局形式，适合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需要，同时又与阴阳五行、风水学说相结合，使家庭成员在长幼、尊卑、主仆、男女之间，在房屋的居住使用上体现出来。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有的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的雕饰图案以各种吉祥图案为主，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福寿双全”，以插月季的花瓶寓意“四季平安”，还有“子孙万代”、“岁寒三友”、“福禄寿喜”等等，展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清末民初有句俗语形容四合院内的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是四合院生活比较典型的写照。

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平铺规整的院落组合不仅具备了较为舒适的居住环境，还创造了接近自然，利于人际交往(本家、本族)的和谐状态，在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我们通常看到的四合院的门开在东南方向，几乎所有的宫殿的大门也是开在正南方向。宫殿向南开门，多是传统中“面南而王”作为解释，而民居朝东南，也赋予了“紫气东来”。用五行八卦四象来解释，东南为“巽”位，按照卦相的解释，象征风，有“顺”、“入”的意思。用四象来解释，此为“青龙”位，为吉位。这些都成为院子在此处开门的解释，升华到理念的高度。

其实，事物最初应该是人对自然的认知和适应的结果，首先是环境、气候、地理条件的影响，决定了门的位置。黄河以北的地区，冬天寒冷，常常刮西北风，不仅门朝南开，不朝北开，甚至北边连窗户都没有。从风水的角度看，“门不宜多开，多开则气散矣”，还有的明确提到：“宅之后门不宜正中开门泄气，故便门必须两角上择三吉方开之。”有意思的是在通州区西集一带大量院落大门朝南，而院子的北边也有门，甚至是正房也开北门，这不仅与习惯理念不合，而且相悖。在追寻究竟的过程中发现，是京杭大运河把南方的居住习惯引了进来，而且地方志中就有浙江移民在此居住的记载。

从北京民居建筑来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皇家园林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苑囿

“一池三山”成为中国传统园林的基本模式

中国传统园林所追求的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理念，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其特征是“自然”。诸如“有若自然”、“妙在自然”是对园林艺术的评价。园林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人们用艺术手段对理想中仙境的模仿，秦汉时代帝王的理想境地就是神仙境地。秦汉时期开创的“一池三山”模式，就是对蓬莱神话的象征模仿。“一池三山”成为中国传统园林的基本模式，体现着人与神的和谐观念，北京作为东方园林艺术的集大成之地，皇家园林做了充分的体现。

同时，北京的皇家园林又集中代表了各种文化，使之和谐共处，融于一体。圆明园的建造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精髓，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韵的集大成者。圆明园把各种先进的文化理念和谐地加以充分反映，不仅儒家、道家、佛教观念的不同建筑分列其中，而且还把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在一起，共处与互补。儒家倡导君王施仁政，仁政必先做到勤政。位于圆明园南部东路的勤政亲贤(包括勤政殿、怀清芬、芳碧丛等)这一组建筑就是标榜君王勤政的。

再有，就是由以佛教与道教为主题的宗教建筑。再加上各处建筑内部的佛堂，一时间园内梵音袅袅，庙塔林立，整个圆明园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佛学博物馆。

儒、释、道三家文化虽然各有差异，但是在圆明园中大量反映儒、释、道三家主题的不同建筑却共同和谐共存，充实着圆明园的文化内涵，提高了这座皇家园林的艺术品位。

北海的园林建筑其特点就是非常明确地体现“一池三山”(一池即太液池，三山：琼华岛(蓬莱岛)、团城(瀛洲岛)、犀山台(方丈))景观。“一池三山”的布局源自于中国道家关于东海之东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的传说，居住于三座仙山上的人们拥有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药物。由于这一传说致使希望万寿无疆的历代帝王竭力寻找蓬莱仙境。

山体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环一山，一池环一台的格式变成了辽阔水体环绕三座山体的格式，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成为后世宫苑中池山之筑的范例。北海的“一池三山“正是仿照了传说的仙境中瑶池与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的布局，琼华岛寓意蓬莱，团城(原在水中)模仿瀛洲，中海东岸的犀山台(原来亦在水中)象征方丈。太液池环绕琼华岛、团城、犀山台，制造出一幅东海仙境图。尽管封建帝王的初衷追求的是自己达到长生不老而采取的愚昧无知的举措，但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神话般的人与神和谐的园林艺术。

清军入关以后，与历朝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对前朝的宫殿、陵墓不仅没有改朝换代的毁坏，而且，将其皇宫完整地保留继承下来为己所用。北海也就成为清皇宫的御苑，明朝留下来的亭、台、楼、阁都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还修建了大批汉民族的江南式建筑，这不简简单单是乾隆皇帝喜欢江南式园林建筑而建造的，这实际上是清对汉民族文化的接受和利用，以实现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最终统治汉民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