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对君子的多重规定性

“君子之道费而隐”。“君子之道”是中庸之道。“费”就是广大，“隐”就是微小隐微。君子之道既广大又隐微。换言之，中庸之道有“费”和“隐”两个方面，或者说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两个纲领构成了君子的极限。行中庸之道者，君子也。做一个君子很难，因为孔子或者儒家对君子有很多的规定和要求。

君子“群而不党”，“不党”不是说不参加党派，这个地方的“不党”指的是不偏私，处以公心，合群而不争夺，不拉帮派；“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因为他说好听的话就提拔他，不因为这个人有了问题，他曾经说过的有真理性的话都废除掉了；“君子不器”，一个器皿只有一个用途，君子具有广博的、宽阔的眼光和学识，能够处理天下的大道大事，而不仅仅做一个小方面事情；君子“不忧不惧”，因为君子心中无鬼，故坦坦荡荡，无所忧也无所惧；“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以话说得很满很多却是行动矮子甚至根本没有结果为耻；“君子固穷”，君子虽然遭遇穷困，但是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求差异性的和谐相处，而不寻求臭味相投者，始终保持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差异性；“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坚守的是道，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衣食而去操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严格要求自己，而小人却苛刻地要求别人。换句话说，要求别人做到的，君子自己先要做到，自己都没达到而要求别人达到，这不是君子所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上达于天达于道达于仁义，下达于“利”达于“勾心斗角”达于“蜗角功名”。君子上达于仁义，小人上达于财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心中无鬼，做的是大事情。小人长戚戚，总是为了自己的得失而操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小人的精神之高低一目了然；“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不为贫穷担忧，而是为了大道之行而思虑。

由此可知，在孔子的思想谱系当中，要成为君子何其难哉。在行动、言辞、名利关系上，在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上都高、大、远，这就叫做广大。但如果一个真理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么庶民百姓都听不懂而无法感受，虽广大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哲学上，如果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人们就会一笑置之转身就走。仅仅谈大还不够，还要强调隐微具体之“隐”，“费而隐”，相反相成。

二 实践君子之道的张力结构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里的夫妇不是今天所说的夫妻，而是指匹夫匹妇或个体大众。不太智慧的普通百姓，他们也是可以知道中庸之道的。中庸之道并不是玄乎其玄不知所终。达到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使那些了不起的尧舜禹等等圣人，也是不能完全把握。“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那些不太贤良的百姓，也是可以去感受道，去行中庸之道。在这里，孔子坚持了中庸之道的原则性，就是在最低层次上，人人皆可为之，而在最高境界上，圣人也不能完全达到和把握。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天地之大，大到人所不能及，但是人类还是觉得天地不是完满的，还是有所遗憾的。圣人君子说它大，大到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把天和地载起来。这比喻的是中庸之道，君子说这个中庸之道大，天下没有能够突破这个规律的，没有什么不在这个道之内的；要说它小，天下没有人能够分割它。中庸之道虽然小，但是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忽略它。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鸢飞戾天”，大鸟飞到九天之上。鸢和鱼在天和地之间那高迈、深不可测的空间中遨游，它们对上上下下的空间都很明白。君子的道，在老百姓的日常用度当中，这是君子之道的起源和基础，是其运用的广大区域。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昭明着天地万物的根本道德。从这一点上看，孔子的中庸之道确实是君子应该坚守的至高至大之道。

《中庸》第十二章提出了“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观点，定下广大而精微的尺度。这表明宇宙之大都不能出于中庸之道外。在中庸之道上，孔子列出了最高和最低纲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低纲领是他成为一个君子的最起码的入门渠道。设想一下，如果君子都是高不可攀，圣人都是全世界没有几个，那很多人就会说我们成不了君子，我们也不想成为君子了；我们成不了圣人，我们也不想成为圣人了，那这个天下就是芸芸小人的天下。所以孔子列出最低纲领，就是像匹夫匹妇一样的普通人通过努力也可以达到中庸之道。但并不因此而小看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是大道，它小到无极，大到无涯，它永远在我们的人、宇宙的生成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最高纲领。

三 道不远人的人文立场

《中庸》第十二章是作者子思的言论，阐明了中庸之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时时处处无所不在，充分印证了《中庸》开篇第一章所提出的“道不可须臾离也”的观点。第十二章以后的八章广征博引孔子言论进一步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之道不远离人世，真正的道与人紧密相关，真正的大道与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相生相契，大道就在人世间。所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人们讲求的大道，如果远远离开了人世间，是不可以为道的。离开人的“道”，不是“大道”和“正道”。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伐柯就是砍一个斧柄，拿着斧头去砍木柴要做成柄的样子。“则”就是样板，并不远，就在手上。抓着斧柄去砍一个斧柄，斜眼看它的样子，很多人还是觉得远。这是一个常识，人们去砍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不精确地去划线和衡量，要做到跟手上这个柄一模一样是很困难的。“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自己的榜样和道理去说服别人，不可能要求别人跟那个原来的样板一模一样，他只要改正了他的缺点就行。因为，既然拿了一个样板斧柄去砍，都不能做到一模一样，那你在去教训人的时候，怎么能要求别人跟你做得完全一样呢？在这个引申过程当中儒家思想的意义就出现了，即在很多问题上，不能够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和一致。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只要是忠诚宽恕，中庸之道已经不太远了。只要做到了忠心耿耿，又宽容地对待别人，就已经走在中庸之道上了，只是还需要更加精进而已。“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一件事情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愿意接受，那么千万不要放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接受。孔子认为做到忠诚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

四 日用规范中的中庸实践要求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的中庸之道有四条，我自己一条都没有做好。这四条是父子、君臣、兄弟和朋友。要求子女以事父母的孝道，我没有做好；要求臣以事君的忠诚，我也没有做好；要求弟以事兄的悌道，我也没有做好；要求结交朋友应先施之，我也没有做好。这是不是说孔子的人生很失败呢？不是。其实读过《孔子传》、《论语》就会明白，孔子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他确实是做到了这四条，但是他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地方“未能也”，并不是说没有完全做到，而是说没做到至善至美。止于至善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日常生活的那种德性道德实践，日常语言的那种谨慎，还做得不够，不敢不勉力去做。做得很好的地方，也不敢大力渲染，而要谨慎谦虚。庸德和庸言不是平庸之德和平庸之言，而是日常用度当中的保持一致的言和行，有所不足就需完善，并精益求精长期坚持。“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所言的要顾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顾及所言的，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说得好听，做得很差不行；或者言论像一个君子，而行动却像个小人。孔子认为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做人和做事呢？为什么要说得好听而做得很差呢？为什么要言过其实呢？君子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中庸》第十三章引用了孔子的言论，论述了中庸之道不可离的观点，孔子提出用孝、悌、忠、信四种道德治己治人，鼓励人们言行一致，这样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这是实践中庸的标准与规范。中庸之道处在人们的行为规范当中，处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处在启蒙自己和启蒙他人的关系当中。真正的启蒙者应该是先要求自己，达到君子的德行才可以去要求他人。

中庸之道既是本体论又是方法论。中庸之道不仅成为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很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之道贯穿在宇宙万事万物规律之中，影响了中国文化思维和人们处世行为，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君子参透了运行于人世间的天地宇宙的规律，故而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不仅影响东方文化，而且正在影响西方文化。

全球化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过分攫取自然资源的害处，注意到过分张扬人类的竞争去肆意改造自然的弊端。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东方，吸收整合了东方《中庸》思想，提出并正在完善生态文化理论。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让自然“如其所是”，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只要人类反自然，那么大自然的报复会很快到来。所以，东方思想中讲求的“上下察也”强调要顺应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在人文精神领域同样要贯穿中庸之道。中庸强调不偏不倚，不过分竞争开发，保持自然生态的和谐，保持精神生态的健康和谐。因此，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全球性意义和世界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