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先生一生精力萃于译事(其他种种，都是“译余”)，又是出了名的“散淡的人”，自家做文不多，结集出版者，仅是几部小书，较之洋洋数百万言的译文(大半还是中译英！)简直不成比例。眼前的这本《去日苦多》在他就要算是大部头了，虽说也只有十七八万字。文分三辑:“世事沧桑”、“译余散札”、“译余偶拾”。大多是此前未结集的文字，撇开打油诗不论，可说是“文体众备”:自传、回忆散篇，谈翻译的文章，中西交流之考据，还包括了一些应酬文字(应时的“时文”，推不掉的文债)——平生所写，从“白虎星照命”式到《宋代的养金鱼》式，大概都可归入其中的某一类吧？
宪益先生从未宣布过金盆洗手，甚至也没有过“结束铅华”的段落，但近年来基本上是不动笔了。这一半是因为原本散淡——这书里就说，懒得写文章——更多则因2004年小中风以后，即欲有作也已有所不能了。今年4月末去北京出差，到后海小金丝胡同去看望杨先生，老人坐在沙发上，此时他已然又和病魔几度交手，最近的一次是发现颈淋巴癌入院治疗之后，全身而还，静静地坐在那里，是一种波澜不惊的安详。老人气色很好，间或还要抽上一根烟，只是腿脚已不能行动。告辞时他让护工拿过一本2006年山东画报重出的《译余偶拾》送给我，一笔一划题了字。听说小中风后他时时锻炼着，终于又可握笔，这题字就是证据了。但文章是再不写了，不能说文思俱废，因为写与不写，原本也就不在乎。以我想来，杨先生晚年最乐于动笔也最能传情达意的，应该是他的打油诗，但他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银翘集》从港版到大陆版，从搜罗到编排，都是假手于人，真是“雪上偶然留指爪，飞鸿那复计东西”。他对自家笔墨的不在乎，本书里《忆钱钟书兄》一篇提到的一桩轶事亦可见其一斑:1989年杨先生做《无题》，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钱钟书先生知道后，“忽然高起兴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我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笑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我翻了翻福建教育社版的《银翘集》，那一句还是“吾愿足”，倒未必是以为钱钟书先生改得不好，根本还是觉得工与不工，无所谓。
顺便说一句，杨先生写诗不着意推敲，写文章就更不会费神多加经营。尽管学贯中西，饱读诗书，他的文章却差不多真是“我手写我口”，不掉书袋不跩文，也不讲究起承转合。早年的《零墨新笺》、《零墨余笺》还比较“文”，时有文言字句，或者考据文字一般如此，但八十年代以后，即便性质大体相似的文章，也“白”得可以，没有半点斟词酌句的讲究。1996年出版的《译余偶拾》是旧文的汇集，序言里说:“新写的几篇都未收入此编，因为现在用的文体，同过去不大一致，放在一起，好像不大合适。”所谓“现在用的文体”概而言之可说就是“白”，与过去的“文”有别。
《去日苦多》杨宪益著青岛出版社出版
《去日苦多》中的文章，大都以“白”为特征，平白如话。平淡之中亦有高致，往往在不经意间得之。比如我读到钱先生“忽然高兴起来”数字，就不觉会心而笑:将来信商量解为钱先生的“忽然高兴”，未见半点自喜与得色，结合前边讲在牛津时钱先生不愿搭理人，与他高谈阔论塞维叶夫人书信旁若无人，加上来书内容，加上这点来信起于“忽然高兴”的揣度，倒将钟书先生的性情风采，道个正着。
没有“名山事业”的想头，宪益先生对自己的文字不在乎，过去不在乎，现在就更不在乎，2006年《译余偶拾》旧文的编辑重刊虽然也是成于众手，毕竟还新写一序，《去日苦多》或是有生之年能见到的最后一书了，实在应该聊志数语以为交待，口述请人笔录总可以的，却也懒得管他了。这书甚至也不是他自己起意要出。就像近几年出的几种译著一样，问到头上，宪益先生的态度必是在可与不可之间:“出它干什么？”或，“出就出呗”——似是两样，其间的差异，说没有也就没有，反正根底里是不在乎。
不过至少，书名是杨先生自己起的。不管在乎与否，这个，别人办不了，也想不到。给集子命名，古来就有切题的，有不切题的；不切题的，或以明志，或以自况，或以自嘲，什么样的都有，“去日苦多”与书中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只能说是著者现时心境的一种写照。或者千言万语，有此四字，也尽在其中了。著一“苦”字，透露的是宪益先生不在乎中似又有在乎。他在乎的是什么呢？“去日”之中令他留恋的又是什么？
我知道他肯定在乎酒。因想起1997年趁上北京开会之便，第一次到友谊宾馆外国专家楼拜访杨先生，早就听说他嗜酒如命，“酒仙”、“当代刘伶”之名不胫而走，便带了瓶郎酒登门。杨先生见了说:“我这儿酒有的是啊。”就领我参观他的酒，比人高的老式木柜，打开来，从上到下全是酒，一瓶挨一瓶，中外并蓄，高下杂陈，上至陈年茅台XO，下至尖庄二锅头。于是就喝酒，干喝，玻璃茶杯倒上大半杯，花生米也没有。洋人喝烈性酒例无佐酒之物，杨先生或者是在英国养成的习惯也未可知，其实不拘中式西式，有酒喝才是关键。那天晚上坐在那里，看杨先生一手举杯，一手擒烟，不紧不慢地喝，不紧不慢地说，说到游湘西时的一次醉酒，做当时颓然之状，动作也还是不紧不慢。不经意间，大概有半斤酒下肚，当时看他高兴，自己也喝得开，事后想想，八十高龄的老人，我这样的陪酒法，委实有点孟浪。我当然知道杨先生一生坎坷，牢狱之灾、丧子之痛，还有拍案而起后的种种……也许就因为知道这些，即令他面上一无愁苦之色，我还是没来由地感得他的波澜不惊之中有一种忧思，他的平静，可以称作“安详的创楚”吗？
几年前手术之后，医生明令禁酒，杨先生的酒杯从此束之高阁。“酒仙”而不能饮酒，其苦可知。况且杨先生的杯中物，牵连实多，固然也有过“白日放歌”式的豪情(据说杨先生早先是很喜欢与朋友一起唱歌的)，酒之更重要的功能则在“解忧”，是故“世运苟不济，且尽手中杯”，“何以解有，惟有杜康”这样的诗句时常往来胸中。像这书里说到的，吴祖光先生邀集好友，要编一部《解忧集》，宪益先生最初的反应是送上一首打油诗，像是拆台，有句云:“歪风邪气几时休，一醉何能解百忧？”“我笑先生真好事，如何也卖野人头？”戏谑之辞，不能当真，最后还是给老朋友补台，以一篇《从〈解忧集〉的书名出处说起》的短文应命，文中就曹操《短歌行》稍做考辨，所谓“百忧”者，自然表过不提。不提不等于不存在，打油诗里就常有，打油也是解忧——谁能遣此？还可打油。
而心有所忧，还是因为有大的在乎在。听说过好多有关杨宪益的轶事，都可为他的“不在乎”做注；然而当真什么都不在乎，就不会有抗战时的携洋媳妇回来赴国难，更不会有八十年代末的冲冠一怒，拍案而起。冲动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有句常被戏说的电影台词吗:冲动是魔鬼。这样的冲动，在杨先生，或许是平生仅见。散淡之人，哪来许多冲动？而就此一回，见出的正是赤子之心。杨先生却也不后悔。不后悔可以做成一个定格，它并写两面，同时提示了杨先生的在乎与不在乎。
当然这是扯远了，回到书上我在想，这里收集的新篇也写在好几年之前了，真正的“新作”，就是封面上这“去日苦多”四字，腰封上“‘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年知耻’。我的遭遇与许多老年知识分子也大致一样”这两句都是从杨先生的句子，与现今新书腰封上惯见的“联袂推荐”之类全然别是一调，不知是他所命，还是编辑所为，反正可以看作别样的“集句”，恰好做书名的注脚。
“去日苦多”，惊回首人生百年，想当年杨先生携妻万里归来，眼中的国家满目疮痍，胸中却必有“世界是我们的”之豪情，曾几何时，世界已经是“你们的”，更或者是“他们的”了。这由不得人不发一浩叹。在生命的余年，杨先生仍有所待，但自知不是英雄，冲冠一怒之后，复归于凡人的平淡，等不到的，也就不等了，后辈的人应以“来日方长”亦只显轻飘。但还可以有凡人的心愿:九十三岁的杨先生此时在医院里，以衰年病躯对病魔做最后的抵抗，早先他就说了，母亲去世时是九十四岁，我也那时走吧，于愿已足——“白虎星照命”或属迷信，这不是。是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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