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叶嘉莹的故事，如同倾听一曲曼声低吟的长诗，聚散悲欢，人间哀乐，却又有一种历经岁月淘洗的不动声色与含蓄温厚。见过叶嘉莹的人都知道，先生那份自内而外散发的从容风度，必定会给她述说的任何一个故事，都投注上古典隽永的色彩。因为，那原是她生命的色彩。

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京城北平一个古老的家族。原与纳兰成德同里籍，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纳兰，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氏。叶嘉莹并无姊妹，仅有两个弟弟，旁系之中也再无女儿。父辈们对她的教育，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因而幼时家学为叶嘉莹终生结缘于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也养成了她早年羞怯、安静而“独善其身”的性格。

身为书香世家中的长女，叶嘉莹自幼深受旧学熏陶。其父叶廷元，幼承家学，熟读古籍，工于书法。三四岁时，父母始教她认读汉字。六岁时，家中请姨母做家庭教师，教她学习语文、算术和习字。叶嘉莹开蒙所读的一本书即为《论语》，姨母教学，以讲解其中的道理为主，而且注重背诵。孩童时代留下的鲜明记忆，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直至今日，《论语》依然是叶嘉莹背诵得最熟的一部经书。而《论语》中的哲理，也随着她人生的旅程，得到愈来愈深入的体悟与印证，可谓终生受益。这也是叶嘉莹在教育方面，何以主张从孩童开始习诵古典诗书的原因：以孩童鲜活之记忆力，诵古代之典籍，如同将古人积淀的智慧存储入库；随着年岁、阅历和理解力的增长，必会将金玉良言逐一支取。

叶嘉莹幼时居住在京城旧式的四合院内，与伯父伯母同居一院。伯父叶廷乂，旧学修养极深，尤喜诗歌联语，因膝前没有女儿，对这个冰雪聪明的侄女，乃有一种特别的垂爱。平居无事时，常与她谈讲诗歌，鼓励她试写一些绝句小诗。伯父与父亲都喜爱吟诵，叶嘉莹也就养成了吟诵的习惯，虽然北京口音没有入声，但她从小就懂得将入声字念成短促且近乎于去声字的读音。因而别人或许难以入门的诗歌声律平仄之规律，于她而言，却是从幼年就已烂熟于胸了。

初中时，母亲曾送她一套《词学小丛书》，叶嘉莹对其中收录的李后主、纳兰成德等人的短小的令词十分喜爱。因为小令的声律与诗歌相近，她也就无师自通地填起词来。那时她住在祖居的大四合院的西厢房，一明两暗，弟弟们在外屋与同学排演话剧，喧哗热闹，她只埋首于里间小屋念书填词，自得其乐，丝毫不受扰乱。

《词学小丛书》末册附有一卷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引起了叶嘉莹极大的兴趣。因为她那时虽然对诗词有一种直觉的喜爱，但并不懂得如何鉴赏。而《人间词话》中一些评词的章节，引起了她“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一种感动，那些真知灼见中闪现的灵光，一旦与自己的感受有暗合之处，她便怦然心动、欣喜无已，这是叶嘉莹与王国维先生之精神最初的邂逅。“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此时的叶嘉莹，尚是“翠袖单寒人倚竹”的弱质少女。多年后，静安先生将以另一种方式，提点与阔大她的人生。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

1941年夏，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时值抗战，北平被日本占领已有将近4年之久。她的父亲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与家中断绝了音信。同年9月，其母因癌症住院，术后不久即去世。叶嘉莹便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沦陷区中，生活艰苦，幸而一应家务尚有伯母操持，叶嘉莹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古人云“愁苦之言易工”，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读大二那一年秋天，课堂里来了一位顾随先生，为国文系讲授“唐宋诗”。顾随先生字羡季，号苦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不但具有极为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更兼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对诗歌具有一份天赋的“锐感”。

顾先生讲课，总是款步迈上讲台，随心拈举一个话头，就能引申发挥。有时候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由于他讲课旁征博引、全任神行，并无任何课本可凭藉，叶嘉莹每到上课便极力心追手写，恨不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到一字不差。

顾先生器重爱护这个资质出众的弟子，与她有不少诗歌唱和。不仅为她批改诗作，还从诸多方面给予嘉勉。有一次，顾先生在课堂上取雪莱《西风颂》中“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境，写了两句词：“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颇具慧心地将这两句填写成一阕《踏莎行》：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词前还有一行“小序”：“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顾先生阅后的评语是：“此阕大似《味辛词》(《味辛词》为顾先生早年词集)。”

在抗战乱世的课堂上，顾先生拈举出雪莱的诗句，暗含有与同学们互相慰勉的深意；而叶嘉莹在小词中之敷演，与先生本意正是一脉相承。祖国河山横遭劫难，而师生间以具有蕴寄特色的诗词唱和，表达同仇敌忾之心与相互慰勉之情，是一种高尚的诗心交流与共鸣。

顾随先生门下弟子才俊云集，如周汝昌、黄宗江、吴小如者，如今都已是著名的前辈学人。而堪称先生之第一传法弟子的，却惟有叶嘉莹。顾先生曾在1947年寄叶嘉莹的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叶嘉莹后来虽多经羁旅坎坷，乱离中失物无数，但一直将顾随先生的课堂笔记保存得完好无损。1982年，她曾将整整8册笔记交给顾随先生之女、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顾之京，并协助她整理成七万字的《驮庵诗话》，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全集》；又于2005年，将剩余的全部笔记交由顾之京，整理为《顾随诗词讲记》一册，2006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60年前顾先生谈讲诗词之兴会淋漓、音容神韵，终于落定于纸幅之上。

好待秋成佳实熟，说与西风尽浪吹，飘零未可悲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

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入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出，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因为思念故土，叶嘉莹曾梦到自己站在北平一所学校的黑板前给学生们讲课。台南凤凰花开时，她还写过一首《浣溪沙》的小词：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岁月逝如斯。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不久后她也经友人介绍，转到台北二女中教书，后又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五岁，幼女刚出生。有一年她同时兼了四班国文课，加上作业的批改，自然极为疲累。兼之那时她染上了气喘病，一呼一息间胸腔都隐隐作痛，感情上亦不顺遂。生计的压迫、身体的羸弱与精神的患难叠加，更有一种寂寞悲苦之意。那时她常常记起的词句，乃是王国维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开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她仿佛觉得自己也如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尚未开花，便已飘扬零落。然而叶嘉莹还有十分坚韧的一面，无论内心有再多忧苦，也能保持表面上一贯和愉平静的风度。因此她在讲课时，总能保持着精神的饱满飞扬。

1956年，台湾“教育部”邀请叶嘉莹谈讲诗词，后来又几次致函索稿。她推托不下，便想起那些素日萦绕盘旋于脑际的、王国维先生幽怨悱恻之词句，信手拈来，写了一篇《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可以说既是叶嘉莹对王国维研究的开始，也是她在诗词道路上由创作转向评赏的开始。

之后，不断有友人索稿，她就又陆续写了《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说陶渊明的任真与固穷》，以及《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论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等文稿。前辈学人缪钺先生曾评价，她写陶渊明，能“独探陶渊明为人及其诗作之精微”，又说谈李杜交谊一文，能“探索诗人之用心”，“并寄托自己尚友古人之远慕遐思”。

叶嘉莹早期的评赏作品，是从对诗歌的主观欣赏开始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乃是全以自己读诗之感受及心得为主，颇有一些近于陶渊明之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及欧阳修之所谓‘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的意味”。然而这恰恰成了其文字的魅力所在。她通过自己诗人的秉赋与真诚的感触，将古典诗词圆融自足的奇异境界，生动的传递出来，毫无时光弥远的隔膜。内在情境之美，飘然而至，可触可摸。尽管这似乎并不符合现代学术论文的要求，却由于诗词中的意境与她的心境相符，在这种超越今古的人类通感的共鸣之中，反而能探触到一些诗歌感发的本质。这是叶嘉莹日后治学与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也正暗合了漫长的古典文化源流中“兴于诗”的传统。

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郑骞教授曾对她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郑先生是顾随先生的好友，对顾随了解极深。他认为这条路并不好走，但他却很欣赏叶嘉莹的作品，认为她确实已“得其神髓”，传了顾随先生的衣钵了。

1966年，叶嘉莹以台湾大学交换教授的身份赴美国讲学，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因为台大规定交换教授两年后必须再回校服务，1968年叶嘉莹便把丈夫和女儿留在美国，孤身一人返回台湾。两年后她原拟重返哈佛，却由于种种原因，百般受阻，最后留在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并接家人来团聚。

加拿大的课程需要用英语讲授，叶嘉莹每日必须用大量的时间查字典备课。她在阅读西方文论的过程中，颇受启发；对诗词感发力量的由来，更有了一番理性探微之阐释。

笔者也是古典诗词爱好者，谈起这个有趣的话题，自然有一番讨教。叶嘉莹解释道，西方文化具有逻辑性、思辨性，讲究条分缕析；而中国是诗的国度，重视的是内心的感动。最初的古典小词，内容多写美女爱情、伤春悲秋，让人不知评赏该从何入手。清朝的张惠言曾说小词里有诗人的比兴寄托，被王国维斥为“牵强比附”；但王国维自己又从小词中看出成大学问大事业的三种境界，还说南唐中主的“菡萏香销翠叶残”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他们都感受到在小词的文本以外，还有一些意蕴，但究竟为何，却没能阐述清楚。而她注意到，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接受美学、解析符号学等，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些问题。

面对众多的文学理论应该怎样取舍？叶嘉莹强调：“对任何理论都不可盲从，我只取那些合乎我讲授诗词需要的。”她引用解析符号学家克里斯托娃的话说：“我不属于任何一派理论，我选择的是我自己的道路。”

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这是叶嘉莹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时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