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前夕，民政部发布的《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1.6亿人。其中“空巢老人”比例很高，以上海为例，“空巢老人”已占全市老年人口的42.7%。而侨界“空巢老人”的生活尤其值得关注。长期的孤寂生活和对子女的思念，让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精神抑郁、沮丧，整日郁郁寡欢；有部分甚至面临生活无着的窘境。

过了中秋，又是重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都是阖家团圆的节日，但68岁的周阿姨这段日子却格外难熬。

　　今年的中秋恰逢国庆长假，中秋前后，周阿姨所在的这个以留守老人为主的小区里，年轻人的身影明显多起来了。儿女们纷纷带着孩子、拿着月饼回来看望自己的父母，陪他们共度佳节。而周阿姨的独生子此刻正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洛杉矶，她只能等到深夜通过网络视频才能看看儿子的面孔，听听他体贴的话语。每当看着小区里其他老人含饴弄孙、其乐融融的场景，周阿姨都不禁老泪纵横。

　　这是一位孤独的老人，这也是侨界许多“空巢老人”的一个代表。在上海，在中国，这样“空巢老人”还有很多。当年，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工作。孩子在国外的事业也许令老人的亲友、邻居羡慕，而这些老人却独自承担着孤独、寂寞，甚至是由此带来的疾病和死亡。

　　等电话的老人

　　15年前，周阿姨的儿子王林大学毕业，面临着工作还是留学的选择。当时王林已经在上海一家大型外资企业找到一份法务专员的工作，工资待遇在同班同学属于高水平。同时，他又获得了美国一家大学的研究生录取资格。孩子到底该去该留？周阿姨十分矛盾。

　　“作为我个人来说，当然希望孩子在上海工作，这样就能留在我身边。但是从儿子的前途来说，我还是希望他能出去，毕竟美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即使不留在美国工作，将来拿着洋文凭回国，找到一份更体面的工作，我脸上也有光彩。”周阿姨说。出于这样的考虑，周阿姨极力鼓动儿子出国。

　　就这样，王林到了美国。四年之后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就一直在洛杉矶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目前已经担任该公司行政总裁，年薪近百万美元，每个月都会给妈妈寄钱。对于周阿姨来说，物质生活是十分充裕的，这也让小区的阿姨们十分羡慕。“但是，我要的不是钱呀，我要的是人。”墙上的大幅全家福映衬出周阿姨落寞的脸。

　　周阿姨说，孩子到美国后，只回来过四次，上一次是2005年，爸爸去世的时候。“以前有老伴陪着，聊聊天，日子还好点。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想找个人说句体己话都找不到。”

　　现在，周阿姨每天上午都会守在电话机旁。洛杉矶与中国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由于工作忙，王林只有下午才有空给家里打电话，而那时正是上海的上午。“虽然儿子一般都是每个星期六(23.04,-0.04,-0.17%)才打电话回来，但是我在其他时间的上午也接过他的电话，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心里也会好过点，所以我现在上午都在家看电视、等电话。”周阿姨和记者说到儿子的电话，脸上不觉露出了笑容。

　　幸福总在深夜来临

　　相对于不懂网络的周阿姨，年轻的梁女士“幸运”得多。毕竟，周阿姨只能通过电话听听儿子的声音，而她却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见到女儿的面容。

　　梁女士今年58岁，女儿在法国已经工作4年。为了和女儿“见面”，梁女士现在按法国时间生活着。“姑娘在那边，下午以后才有时间。她可以和我在电脑上视频聊天。”但是女儿的下午就是母亲的午夜，为了和女儿见一面，梁女士和丈夫总是在白天睡足觉，然后半夜起来上网。有时候女儿忙，把视频打开后就离开了摄像头。“那我也和她爸在电脑前守着，看影儿听声儿。能说上两句话，就很高兴了。”多少年了，梁女士夫妇的幸福时光总是在深夜才来临。

　　白天不懂夜的黑

　　有句歌词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对于有些身在海外的孩子来说，这句话也许可以换成“儿女不懂父母的心”。其实，只要她们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点时间打个电话与父母聊聊天，也就足以慰藉孤独的父母了。

　　王阿姨今年52岁，8年前，她的女儿去德国留学。“这么多年只回家一次。”为了培养女儿出国，钱女士辞了工作，专心打理女儿的生活。“女儿在的时候，总觉得事儿多得忙都忙不完，有时候还嫌她烦。结果她一走，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些啥了。女儿在家的时候，孩子她爸还能回家吃口饭。现在，她爸总在外面应酬。”钱女士说自己这么多年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有时候逛街一天，回家的时候却什么都没买。“到晚上一宿一宿地失眠。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失明之痛

　　与周阿姨想比，卞阿姨和郑阿姨的故事更加令人动容。

　　卞阿姨今年68岁，独自一人住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屋中弥漫着浓重的药味。“都是治眼睛的药。”自从两个儿子到国外工作、定居，卞阿姨的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如今已看不清东西，却不时流出泪水。

　　卞阿姨说起两个优秀的儿子时，很是骄傲。“儿子从小就很聪明，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后来他们出国工作，都发展得不错。他们都很孝顺，很早就让我坐飞机去美国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可是由于眼疾，卞阿姨一坐飞机就迷糊。为了能够早日和儿子团聚，她只要听到哪种眼药好使，马上买来又涂又抹。“等我眼睛治好了，就可以坐飞机去美国看儿子了。”卞阿姨说。“什么时候才能治好呢?”“等我儿子从国外回来带我去医院就能治好了。”“那您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等他们不忙的时候就能回来了。”“可他们什么时候才有空呢?”“等……”

　　问题绕了一个圆圈，答案是“继续等”。

　　郑阿姨今年54岁，记者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中医院针灸治疗眼睛。“我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那多好啊，怎么还哭呢?”“我想儿子。”“儿子出国读书是好事啊。”“知道，可我就是想，还是想，总是想。想了就哭，眼睛就哭坏了。”

　　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夏因为儿子去世，伤心过度，哭瞎了眼睛，孔子的另一高足曾子严厉批评了子夏。可是面对郑阿姨、卞阿姨这样的母亲，面对他们对儿女的眷眷之情，我们怎忍心用圣贤的标准来责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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