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这个概念恐怕只有从古代中国的文明背景才可产生出来。因为从对比看，世界上许多文明的语言都是以拼音为主而生成词汇，汉语却不同，它以字形为轴造字，形声兼备，形成了不以语音为轴的稳定的书面文字表意系统。在由“中国”这两个字所铺展开的土地上，读书人是自古以来读中国书而生生不息的一群人。如果中国是一部大书，中国读书人的生涯，可谓中国之读。

中国之读，读中国，以中国的语言方式读中国。当然，今天使用读书人这个概念，有些与电视等光电媒介阅读相区别的意味，电视上的中国与书本上的中国也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不是现在我想关注的话题。

中国之读，可从“中国”二字始。从纸书上读“中国”这两个方方正正的汉字，有稳固感，有庄重感，有归属感和神圣感。我们在这两个方方正正的汉字里边生活了多少个寒暑，奔波了多少的距离与路途，才使这种稳固的、庄重的、有归属感和神圣感的结构沉淀内化成了我们内心的血脉结构？我们只知道中国这两个方方正正的汉字，释其远古历史字源，“中”是一面旗（依于省吾释义），“国”是一座城，而且是居于中心位置的一面旗帜和一座城池。经过血与火、情与理的漫长历史演绎与归纳，中国这两个字才写得方方正正，读得字正腔圆，成为一个方向的共识，一面旗帜的确指，一个偌大的文明空间和民居空间的吸附与归属。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就那样莫名无声地烙下并加深着对中国的感知。那是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对国家中心的感知，中国首先意味着对中心的确知。我生也晚，及中学时才有机会从北方小镇出发坐早火车第一次去我们地区最大的城市，晚归时买回一本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那里边装满了全国性的文学信息，使我在归途中从上边的文字中去认识一些全国文学名人。后来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坐火车从小镇来到省城，那是上大学去读书，再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个月后，我才第一次出差到了北京。我想在我及很多人的经历中，中国就是这样地不断打开的一片视野，就是这样从低到高地一层递进一层地去认识它的，中国是有中心，分层级地构成的，数千年来都是这样地构成的。

于是我们的中国之读又应该是一种超越中心的广阔而浩大的读，丰富和立体的读。“中国”二字的方方正正，不仅稳健庄重，而且建构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总结他毕生的考古生涯写就了薄薄一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通过广阔的考古文化背景对新石器以来中国上古文明进行了整体性的读解，在他看来，中国文明最早并不仅仅是从一个点或中心的逐步扩展，而是一开始就以遍布于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广阔背景的六大考古文化区系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文明联系、影响，并趋向于一个整体的生成，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文明现象。这就是他所称的“区系的中国”。缘着远古时万国林立的偌大的六大文明区系，经由许倬云先生的“网络中国”的养成，终于成就了泱泱大国风范。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可收看到新疆的民歌，云南的民歌，广东的民歌，陕甘的民歌，内蒙古的民歌，江浙的民歌等，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丰富的、幸福的，不管这些旋律来自于广阔的东，还是广阔的西，或是广阔的南、广阔的北，它们都好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同一首歌”。付出数千年的历史成本之后，在无数血与火、治乱循环的生死存亡的挣扎之后，今天来听这些回荡在中国大地上摇曳多姿的旋律，似乎是用不着为它的丰富付成本了。举重若轻的“中国”二字，是中央电视台及其“同一首歌”栏目火爆的奥秘，这用不着什么考证。如果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如果问为什么会唱“同一首歌”，其奥秘就在漫卷世风的“中国化”的几千年沧桑的背后。

这里我们其实就读到了“中国”二字所蕴藏着的深刻的理念。有人只看到古人将中国视为中央王国所带来的盲目自大和自我虚幻，并给予严厉的批判。这是我所读到的在众多文章中异口同声的言词。我想必要的批判固然必要，但重要的蕴含在“中国”二字中间仍然重要。“中国”告诉我们一种观念，这观念赋予理性实践则成为我们组织社会和地缘生存的理念。靠着这个理念，我们整体地把握了一座座绵延百里千里的大山，全流域地把握了一条条江河，甚至数条数千里长的江河，全方位地把握了、中和了甲骨文里早就一再出现的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中国理念就其性质讲，最主要与核心的地方就是它表达了一种东方/中国的国家组织形态，以及国家思想，就是由众多亚中心构成其大，并由这些亚中心联结倾向于一个中心整体，因此世界上才“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一词体现了中国人杰出的政治智慧。《尚书》中记西周时的告言：“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大概是我们所见的最早的关于“中国”二字的记载了。它们在言说中都涉及到了一个“天”字，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一种天命的理念，是天赋中国。古代中国的中国观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中国与天下两个概念在其最高层面是意义重合的，说明白了，其实就是一种天下主义。居天之下，走中正之路，以中和精神，求和谐之境，天下为己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些“中国”二字所蕴含的社会群体至上的古老朴素的社会主义价值元素，这些人类社会大道，使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对天下和世界的负责精神。“中国”不过是将天下情怀与责任落实到实践中，大地上，在这个意义，中国从来不是西方式的“帝国”，现在书刊中的随处可见的“中华帝国”云云，竟出自许多史家之口，大约都错了，需要改正。“中国”二字中的民族主义意蕴并不浓厚，或者说在很多时候并不自大和自闭，是现代世界和西方的民族国家的理念逼迫我们搞出了一个民族主义。在新世纪在胸怀中国的基础上放眼世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觉得，生态保护也好，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也好，和平与发展也好，天下主义，甚至叫地球主义也无妨，这或许是古老中国的中国观给未来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可资参照可堪珍贵的贡献。如此，则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中国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之读也是与时俱进的。从“中国”概念渐趋明晰的夏商周的第一中国，到秦汉中国，隋唐中国，再到宋元明清中国，直到现代中国，我们经历了古中国，旧中国，走进新中国。新世纪还要去建设和创造科学发展的“新新中国”（杨振宁语）。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稳健如一，也不断地创新中国、复兴中国。此时此刻，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高地，中国之读，读中国，我们记住了古老的《诗经》中千古徘徊的一句话，说的正是中国，一个理念，也是一个预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