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60周年了，“60耳顺”，说的就是从容淡定。在这60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磨难，也收获了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的硕果。

从60年百姓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记忆，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以及全体人民发自内心的一个共识：只要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共和国就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1949年：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

根据《1981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 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

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着战后经济恢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就是当时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纯真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

关键词：列宁装，中山装，粮票，公共食堂，消灭麻雀，公私合营，全民炼钢，工资改革


1956年人们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

发行粮票和“公共食堂”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副食品供应，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从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经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曹杨新村”是无房户的梦中天堂

50年代初期的城镇新建民居，通常称为新村，大多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在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标志,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或“兵营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向阳保暖，当时被广泛采用。“排子房”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件较差。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这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

在城市，虽然公共汽车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于是，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的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北京市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但价格不菲，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北京市民将家中的铁制品送去炼钢铁

全民大炼钢铁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燃烧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工厂、部队、公社、机关、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没有铁矿石，就砸铁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毁围墙。连学生也放下书本走近高炉，操持家务的妇女把铁锅、铁铲送作炼钢的原料。

至1958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工资定级 梅兰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重要标准。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

此次定级，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价”，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 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评审极为严格，当时全国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个，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


60年代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焦裕禄、雷锋、欧阳海、王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作为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全体人民。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文革”的爆发，更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国家和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雷锋，绿军装，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

“小球藻”和“人造肉精”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使国家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如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

所谓代食品，是指利用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制成的食品。如用麦秸、谷壳、豆秆、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并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还有“人造肉精”、“人造肉”等，它们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但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红卫兵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各地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开始了全国性革命大串联，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堪称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联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由于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联。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行程3000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的例子。与此同时，各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仅50多天, 就接待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就来了1.4万人。

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全国步行长途串联停止，才告一段落。大串联,在历史上留下了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边疆。

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直到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一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70年代

7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



1981年皮尔·卡丹走进中国

“皮尔·卡丹”走进中国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与服装界的人员进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

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9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外国时装表演之后的中国人开始打扮起来，中国的时尚大幕由此拉开。


1977年恢复高考，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恢复高考：报名费5角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恢复高考制度。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消息在全中国飞快地传播，年轻人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关于报名费，当时经政治局讨论决定，不增加考生的负担，只收5角钱。

由于准备工作紧急，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试于年底进行，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有关方面一时间竟来不及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选》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40.1万多名大学生，占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


80年代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 24.5%。

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关键词：下海，万元户，女排，邓丽君，迪斯科，时间就是金钱，小康

“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则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多数报名者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邓丽君歌曲走红大陆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流传到大陆，那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加上甜美温柔的旋律，在长期听惯了革命歌曲的人们耳中，仿佛天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地听众是通过邓丽君才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然而在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她的歌被批评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中，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以优美的旋律和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传开来，但随后，《乡恋》也遭到点名批评。有人撰文，对演唱者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再三犹豫后，最终决定让李谷一登台演唱《乡恋》，这标志着《乡恋》乃至邓丽君逐步得以“解禁”。

成了“万元户”不敢跟人说

“万元户”，一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万元以上积蓄的户，在当时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 《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万元户”，掀开了中国人致富的潮流。1982年，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他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

但是也有“不敢露富”的，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 但是也有“不敢露富”的，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都要他家管饭，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

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了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写入新的《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婚姻法》，它将离婚自由的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下来。从此，“感情不和”成了人们提出离婚时最常用的理由，而恩格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成了被引用最多的伟人语录。

1950年的《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除有协议离婚程序和诉讼离婚程序外，并无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为解决离婚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至1980年均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当时的离婚标准被法官们称为“三看一参”：一看婚姻基础，二看婚后感情，三看离婚原因，四要参考子女利益和社会影响。其中“感情”二字已经出现，但还很微弱。

尽管后来国家对《婚姻法》作过多次修改，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连同“感情确已破裂”的提法，已经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90年代

90年代，中国人民迎来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释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开始关注房市、股市，财富积累凝聚人心，文化生活丰富多采。一句话：准备跨世纪，迎接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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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习惯。

粮票本来是一种无价证券，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却有“第二货币”之称，用它可以在所有的农贸市场“换”到主副食品、水果蔬菜、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花鸟虫鱼、各式家具等几乎所有商品。粮票成为除人民币之外使用最广泛、价值最稳定的“中国第一票”。

继广东省(1992年4月1日)全面放开粮价之后，浙江(1993年1月1日)、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省和上海市(1993年4月)也宣布全省(市)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取消粮票，同年5月1日，北京市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到 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几年后，粮票等票据出现在各地收藏市场，成为一种热门的收藏品。


新千年

进入新千年，百姓的衣食住行更加突出个性化，信用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联系方式。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的中国人，学会了坚强地直面灾难，追求美好生活。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令每一个中国人自豪，更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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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夫妻流行AA制

在上海，由夫妻“合股经营”的“AA制家庭”形式越来越多，很多女性愿意和丈夫公平分担家中开支——房屋按揭一起还，孩子上学一起供。

据2002年11月15日的《新闻晨报》报道，上海市妇联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的上海女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有68.4%选择“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而就业，另有52%为了“在经济上自立”和“获得更高收入”而工作。较之从前，她们更看重自己的就业收入在家庭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随着女性就业观念的变化，催生出越来越多的“AA制家庭”。

2008年12月8日的《理财周刊》报道了一对白领夫妻AA制理财的故事：29岁的杂志编辑顾橙和34岁的技术工程师刘锐，夫妻双方各自支配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财方式和能力，分开投资，实现财产增值。当然，顾橙和刘锐采用的AA制并非绝对的平均，“如果说两人在超市购一次物，在外面吃一顿饭，回家后还要分摊，那就太没人情味了。”

“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吧”

2005年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博客”元年，这是因为在博客上一试身手的人太多了。许多人见面时都会丢下一句：“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吧”、“给你一个我博客的链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3.0亿人。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网络上的新新人类，用特有的网络语言交流：“恐龙”“青蛙”“灌水”“BF(男朋友)”“MM(妹妹)”等网络语言随处可见。网站的论坛和聊天室，“蛋白质”、“菜鸟”、“很S”……成了网友之间的通行密码。“伊妹儿”改变了书信方式，互联网上可以开店铺、做生意，通过“人肉搜索”开展舆论监督，互联网介入了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2008年6月20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

胡锦涛说：我要借此机会，向网民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胡锦涛说：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2009年2月28日，“两会”前夕，温家宝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温总理说：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难免有点紧张，但是我总记得母亲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对什么人，要诚实，要用心讲话。我想今天的在线交流应该是一次谈心，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倾听群众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