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驰名中外的古典文学大家。她倾毕生心血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教学和研究，学贯中西。从十余岁起，她填词写诗，诗风婉约与豪放并举。她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将词分为歌词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大类别。指出，尽管风格不同，这三类词却都有属于词体的美感特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她为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她就是叶嘉莹教授，一个“性灵和心境与中国古代诗性词心本质相通”的女词人。

以叶先生今天卓然于世的成就，以及她那和愉美好的态度，我们看不到她身经忧患挫伤的痕迹，也很难想象她平生所经历的苦难。而她则称自己的经历中“有决不为外人知且不为外人道者”。

叶嘉莹先生在谈到词之美感特质时，提出了“弱德之美”这个新颖独到的理论，想来这正是从她自身的文化修养所引发的。“弱德”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这种美感兼具教化的作用，是美与善的统一。叶先生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那不是弱德。弱德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持守，是在重大的不幸遭遇之下，负担承受并且要完成自己的一种力量，这力量不是要用于进攻。”

她的经历，在有些人眼里可能称不上颠沛流离，但是个中的艰辛却并非常人可以承受。中国古典诗词不仅在她的感受之中复活了，更是支撑她“一世多艰寸心如水”的力量。

1.《论语》——平生最受用的一本书

2006年12月2日，于丹来到叶先生的寓所拜望，叶先生谈到:“我平生最受用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本书，就是《论语》。”她多次提到《论语》是对她的一生产生极大影响的一部书。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平，在一所大四合院里长大。小时候，她的祖父很封建，不许女孩子出去到外面的学校念书。于是，她就在家里认字、背诗，到了开蒙的时候，家长请了专门的老师(是她的姨母)到家里来教《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时候，内心里非常感动。她虽然还不明白“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却从中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祖父去世后，她去外面读了高小，11岁以同等学力考上中学，母亲给她买来《词学小丛书》作为奖励。那个时候她已经在伯父的指导下开始学写格律诗词，并且用文言给在外工作的父亲写信。

身为大家闺秀，虽然去外面读书，但限制很多，放了学仍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在家里。所以，那个时候她诗词的内容也局限在院子里的景物。15岁那年，她从同学家里移植了一丛竹子种在自家院子里，于是写下《对窗前秋竹有感》:“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在落尽繁华的时候，秋竹坚守着一种品格，不畏严寒，青翠依然。秋竹如此，人亦如此。

1937年，叶嘉莹正读初中，“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父亲随着国民政府的迁移一直在大后方的国统区工作，音信全无。在沦陷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吃着难以下咽的混合面。她说:“物质生活的艰苦我是可以坦然面对的，真正难以承受的是精神感情方面的苦痛。”

人生中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941年。当时她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突然病重，需要离京到天津的租界动手术。母亲执意不要他们姐弟陪同，由于身体过度虚弱在回来的火车上去世了。

她写下《哭母诗八首》:“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

由于音信不通，父亲连母亲去世的消息都无从知道。她在《母亡后接父书》一诗中写道:“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

“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催伤，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而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叶先生说。

母亲去世以后，她带着两个弟弟跟伯父伯母生活。她在沦陷区读了四年大学，大学毕业那年日本宣布投降。

2.与古典文学名师顾羡季诗词唱和

叶先生就读辅仁大学国文系期间是她诗词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不仅是因为国难家愁，“诗穷而后工”，重要的是她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古典文学名师顾随顾羡季先生，并深得顾先生的赏识。那时候，顾先生不仅认真批改她的诗词习作，而且师生间还时有唱和。比如《摇落》和《晚秋五首》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心花开落谁能见，诗句吟成自费词。”“收拾闲愁应未尽，坐调弦柱到三更。”“冢中热血千年碧，炉内残灰一夜红。”

她在学习期间认真记下好几大本笔记，几十年数经辗转，一直不离不弃，而且经常重读，重新描写笔记本上已经日益模糊的字迹。多年后根据这些笔记整理出书，留下了一代名师谈诗的宝贵资料，字里行间甚至保留了顾先生讲课时的神韵。

顾随先生曾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先生的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她不仅得到了顾先生的真传，而且别有创意，在老师的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顾随先生的一些词句也给予她极大的精神的鼓励和慰藉，“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从顾先生的诗句之中，她获得一种强毅的担荷的精神，一种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毅的精神。

她一直铭记着老师顾羡季先生的那句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

叶先生1945年大学毕业，在北平的中学教书，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赵先生。“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

她24岁结婚，同年11月因政局转变，随丈夫的工作调动去了台湾，1949年8月生下第一个女儿。在大陆解放之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加剧，1949年12月，大女儿才三个多月，丈夫因为“思想问题”被拘捕。

1950年的夏天，女儿未满周岁，还抱在怀中吃奶，她所在的彰化女中的校长和6名教师一并被抓，她与怀中幼女亦在其中，还是“莫须有”的思想问题。

因为没有涉及实质的政治问题，她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却已经无家可归。“我们从故乡远到台湾去，无家无业，有工作就有宿舍，就有薪水，就可以维持生活。先生被抓，没有了宿舍，没有了薪水。我自己也被关起来，也没有了宿舍，没有了薪水。”

当时正在暑假期间，一时也难以找到工作。她只能带着怀中的女儿投奔到丈夫的一个亲戚家。寄人篱下已是无奈，而这位亲戚也刚刚到台湾，生活窘迫，自顾不暇。亲戚家祖孙三代5口人，只有两个房间，她们母女白天就到外面树阴下面徘徊，晚上在走廊铺上一条毯子打个地铺，母女二人勉强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那年她写下《转蓬》一诗:“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她只能抱着吃奶的女儿，在深夜里独自流着眼泪，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

开学后她找到一家私立中学教书，一个少妇，带着幼女，先生好几年不出现，面对别人的猜疑却不能对任何人诉说，因为一旦说自己的先生因为思想问题被关押着，她马上就会失掉这份工作。

她的先生被关了3年，直到1952年才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次年叶嘉莹生下了小女儿，家务负担很重，她的身体状况又一直不好，一度还得了哮喘病。她当时在三所大学教七门课程，还要在电台和电视台讲授诗词，上午讲三个小时，下午讲三个小时，晚上还要讲两个小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教了多少课。她的先生因为无端被关押了好几年，而后一直没有工作，脾气越来越坏，动辄暴怒，精神上的压抑一直是她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想到过打开家里的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她人生中第二次重大的打击。

3.人生打击突临时，她以诗歌来疗伤

叶先生从1948年离开家乡，在台湾执教20年，于1969年定居加拿大，1970年接受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她写下《鹏飞》这首绝句:“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着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

枝聊此托余生。”“北海”指的是她的出生地，她的第一故乡北京，“南溟”指的是她的第二故乡台北，“鹏飞”的“云程”指的是她在这两个地方教书时用母语讲授自己深爱的诗词，那种可以任意发挥的潇洒自得的快乐。如今这两个地方都回不去了。在海外不得不用英文讲课，她又总是自称讲课最喜欢“跑野马”，她的英文使她根本没有“跑野马”的资本，这就好像一只高飞的鹏鸟从云中跌落，不得不如虫豸般匍匐于地。

她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的女儿，先生没有工作。而且加拿大的大学要求她必须用英文教书，用英文讲诗词，她经常查生字到凌晨两点钟，而一大早就要上讲台去给学生们娓娓道来。下午5点钟，她正忙于跟研究生讨论，她的先生打来电话，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家做饭，她只能低声解释。如果先生下厨房做了晚饭，那么她回家后会发现所有的锅都丢在地上，以示抗议。

“多年来我在海外文化不同的外国土地上，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

生活刚刚安定下来，工作的压力也减轻了，1976年，52岁的叶先生又遭遇了新的不幸，这是她人生中第三次重大的打击。3月24日，她从温哥华去美国的费城开会，途经多伦多看望了新婚不久的大女儿的第二天，就接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噩耗: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逝去了。

“我当时实在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支撑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回温哥华。回到温哥华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避免接触一切友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内心的伤痛。”

当第三次打击突如其来降临的时候，她仍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她一连写下十首《哭女诗》。“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我真是历尽了平生各种不幸的一个人。但是人生经历了大的苦难，就会使小我投身于大的境界。”在叶先生平和的讲述中，听者的心被强烈震撼着。

“也许我留下一些东西，也许我写的诗词或者论文，你们觉得也还有美的地方。可是我那一柱鲛绡，我是用多少忧愁和困难织出来的？”海里的鲛人泣泪成珠，织成美丽的鲛绡，那是世界上最轻柔美丽的丝绸。

虽然叶先生如今著作等身，但是艰苦的时候她不仅没有书房，甚至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她说她并没有想要成为诗人或者学者，曾经也没有想过要担负起传承的责任，只是因为自己对古典诗词真的有感情，真的有兴趣。于是她可以“忍困不眠，忍饥不食”，不是为了什么名利，也不是为了成就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当陶渊明、杜甫可以在你的感受之中复活的时候，诗歌自然会唤起你一种活泼开放的精神，诗歌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融为一体，那是至美至善的无尽的愉悦。

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有一种内在的提升作用，当诗词的生命渗入到一个人的血液之中，与她的精神融合，那么诗词就会成为支撑其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强毅的担荷的精神，一种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毅的精神。

在苦难横空而来的时候，她默默读诵着王国维先生的词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自己的身世就如同这漂泊的柳絮，还没有开放就坠落了。虽然身世飘蓬，但是无论飘到哪里，她总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成长。她不仅要从诗中获得慰藉，更是要从诗中汲取力量。

“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催伤，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不是说要看破红尘，但有时候我们确实要看破一些纷纷扰扰，获得更大的精神的自由，代价是不得不承受一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而且在苦痛中要支持着不能够倒下去。

中华文化传统中胸怀理想的文人，在精神上往往也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士人。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如果眼见着一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日渐消亡，作为一个深知其价值和意义的人，难免会有一种难言之痛。叶先生心怀这痛苦，担万任于双肩，脚踏实地地做着传承与开拓的工作。

4.为弘扬传统文化，她拿出退休金设奖学金

“我是出生在北京的，我是少数民族，不是汉族，是蒙古裔的满族，是满族叶赫纳拉。”

叶先生家在北平的院落是她做过“佐领”的曾祖父买下的，是道光年间的一所大四合院。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特意描述了这个浸润着中华古老文化氛围的大四合院，他说:“这是一所标准的大四合院，……格局很好，十分有规模。”因为邓老先生的母亲常常生病，而叶先生的伯父是中医，所以有机会走进这所院落。

“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我一闭眼仍可浮现在我眼前”。只是去过几次，年岁很小，跟着母亲去看病的邓先生，居然在经过了50多年以后一闭眼这院子的气氛就在他的眼前，可见这种“特殊的京华风俗的感受”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诗意浓厚的环境积聚着古老文化的底蕴。邓云乡先生是这样描述的:“素洁的没有闲尘的明亮的窗户和窗外的日落，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人的意境向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吧。”

多年海外漂泊，叶先生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爱她察院胡同的旧家，爱她曾经就读的辅仁大学，爱她的故乡北京，爱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国。

叶先生这样说:“无论是在台北，还是在北美，我都开了讲杜甫诗的专门课程。我写过一本书，《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因为我对于杜甫的《秋兴》有特别的感情，有特别的感受。‘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每当我在海外讲的时候，真是常常不知不觉就会热泪盈眶。我自己也写过一首诗，有两句，‘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讲我对故乡的相思。”

叶先生一世多艰，身经多重忧患，却能够把个人小我投入到更为广阔高远的人生境界，在承受之下完成自己。她毅然担荷起中华古典文化传承的使命，传达着诗歌中那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生命的力量。

“我从1945年大学毕业开始教书，教了60多年，没有一年休息不教书。教书是我最大的快乐。任何一种学术文化得以延于久远，都正赖其有继承和发扬的传人，教学就正是这样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我的心愿就是能够教几个好学生。”

她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在北平教三所中学，在台湾连中学带大学执教20年，于1969年定居加拿大，次年得到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早已是桃李满天下。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她马上给大陆的教育部写信，申请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回国教书。得到批准之后，1979年她第一次回国讲学，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诗经》、《离骚》，李白、杜甫，中国诗歌一脉相传，伟大的诗人担荷着人类的苦难。已故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称她是“怀京华北斗之心，尽书生报国之力。”她这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回到国内来教书，既有她的故园之思和报国情怀，也有她对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热爱和对于传承的一份担当。

1996年她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拿出自己10万美元的退休金设立“叶氏驮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

至今她已经84岁高龄，仍然坚持每周给研究生上课两三次，每次都在3个小时左右。她与学生们讨论，认真批改他们的习作，指导他们完成毕业论文。

叶先生在一首近作中写到:“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自己这只柔弱的春蚕吐尽千丝万缕，到底有没有巧手的织女把这些心丝织成美丽的锦缎呢？当见到自己的心血化作了天机云锦，即使付出再多艰辛与困难也无怨无悔。

“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多年前，叶先生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位女士，说能够以人的姓名算命，叶先生并不相信所谓的算命之说，但是酒席间作为一种游戏也很好玩。

叶先生这样说:“她说我的名字五行得水最多，还说我这个水啊，可以如杯水之含敛静止，你可以把我圈在一个杯子里盖起来封住。可是你要一放开来呢，她说也可以如江海汹涌澎湃。圈起来也可以，放出来也可以。不管她说的对不对，反正我觉得很好玩。”

于是她填了一阕《踏莎行》:“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水既是柔弱的，也是明澈的，更是坚忍的，那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再回首，往事纷纷如梦，纵然岁月消磨，仍历历如在眼前。虽然叶先生经历了很多人生苦难，而她却能够在困境中越发坚强。如果有人问到她何以如此，她总会微笑着回答:“这是学习古典诗词的好处。”接下来又说:“诗词的研究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叶先生对中国古典诗词倾注了生命之爱，通过那穿越生命的诗行赋予我们无尽的美的享受和生生不已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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