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人才，是雪芹最为关切的主题，一部《石头记》即为此而作。这人才，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他“亲见亲闻”的一群“异样女子”。

作者一生惭恨的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此语何义？书中已有解答，即：

无材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

这说的是：“前身”为石，是无才而未能入选于补天的大功大业；“身后”托生，下世为人了，又是毫无建树，虚生枉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此两番经历，皆为人视为“弃物”，故深自惭恨，不得已，故将才华抱负，倾注于一部稗史，十年辛苦，锲而不舍。此乃为“才”而痛苦流涕之言也。

雪芹对于他人，其重才惜才，书中用语时时流露，如：

“小才微善”——评诸女儿（谦抑之词）。

“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的“判词”。

“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的“判词”。

“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妙玉的“判词”。

“女子无才便有德”——李纨所受父训（引来作为反语者）。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宝玉赞宝琴、李纹、李绮、岫烟等语。

就连元春之“才选凤藻宫”，也确切表明她是因“才”而被选的。

换言之，雪芹所写诸女儿，一一具有过人之才，只是表现方式、机会，各个不同罢了。

才，到底是什么？今世似乎只知才与文人诗家有联，才华、才调、才思、才情……大抵如此；而不究“才”之本义实甚弘广。《说文》中解之为“草木之初也”，可知这是指植物萌生的生命力量的表现，如与“英”对比，则英为外相之发挥至极至美，而“才”乃内部蕴蓄待展的强大生机生力。在旧时，对官吏的“考语”（鉴定），通常以“德、才、功、赃”四者为次，此才亦曰“才具”。如上司说某官是“才具平常”，即是指他的为政办事的识见太平庸，不堪大用。此种旧例对我们理解“才”之真谛，却很有用处。

这样，“无才补天”的才，凤姐、探春理事治家、兴利除弊的才，当然就得到确识，而不再与“文才”、“诗才”、“风流才子”等意味混同牵合。

中华文化对“才”的认识与崇重，是来源最为古老的。如今还能看到的、反映在典籍中的重“才”思想，可举《周易·说卦二》：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中华先民哲士，以天、地、人为“三极”。此三者各有“性命”，而各有其“才”之蕴涵（内在能量）。是以不妨称呼我们中华的一种文化思想为“三才主义”。三者之中，人为万物之灵，所谓“天地之心”者也，故人之“才”亦即天地人合一的最高级智能显示。

而按照雪芹的哲思，则人之“才”尤以“两赋”之“才”最为可羡可贵。但此可羡可贵之“才”，不为世俗庸人所知，故其遭遇命运，总归于不幸与悲剧结局。此即《水浒》与《红楼》的貌异而实同的共识与“和声”。其意义之伟大，殆未易充分估量。

明代人将《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合刻而名之为“英雄谱”，是已打破了帝王将相与草寇强人的政治界限了，一视同仁，许之皆为“英雄”，即超众的人才。此一识见非常了不起，即在今日思之，令人犹觉惊叹；但其时文化意识还不能识及“脂粉队中”亦有同质同才的“英雄”——是以那时也就还没有《红楼梦》之产生的可能，这一点最值得深思了。

若能从这一重大意义上来看雪芹的小说，那就会真正理解这位作家的伟大，是空前稀有的。

这个伟大，并非我们的虚词泛颂，那是令我们的心神震撼、令人类一齐警醒领悟的一种特别辉煌的思想之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