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其它经典不同之处在于，其所书写的是历代圣贤彼此心领神会相互传承的心法。素朴地说，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正是这一点上，显示出“中庸”思想在中国思想中的特殊位置，它对古代儒家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儒学教育的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之前的古籍有不少有关中庸的思想论述，如《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而《周易》等典籍中，就有不少关于中庸的记载，如：“有孚窒惕，中吉”、“‘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鼎黄耳’，中以为实也”、“‘震索索’，中未得也”、“中以行正也”等，在强调执中、中行中呈现出中庸之意。《左传》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周礼》中关于“中”的表述也不少，如：“以刑教中”、“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

冯友兰认为：“《中庸》的主要意思与《易传》的主要意思，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中庸》说中，《易传》亦说中。《中庸》注重时中，《易传》亦注重时。不但如此，《中庸》与《易传》中底字句，亦有相同者。如乾‘文言’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中庸》亦云：‘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文言’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中庸》亦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云：仲尼‘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从尧、舜、禹，到成汤、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再到孔子、颜氏、曾氏，一直到子思，《中庸》均被理解为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的直接诠释。

孔子总结先贤中庸思想而加以创新，更为集中地论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盛赞中庸之德的高尚，同时也指出实践中庸之道的难度。其后，在《庄子》、《韩非子》、《抱朴子》、《淮南子》、《墨子》、《太玄经》中可看到“守中”、“执中”的概念。《庄子》也曾提出“中道”、“养中”：“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韩非子》：“去甚去泰，身乃无害”。《管子·宙合》：“中正者，治之本也”，《白心》篇所谓“和以反中，形性相葆”，都说明，中国儒道文化精神中重视“中”的境界和本体的精神是互通的。中庸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种集体意识，一种文化形态集成。从《尚书》到《论语》到《中庸》再到《孟子》等，中国思想家对“中”这一重要范畴开始了不懈的阐释和拓展，不断延伸着中庸思维论和中国思想史。正是看到这一点，宋代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断言：“《中庸》者，群经之统会枢要也。”

但是，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内涵所指，所以人们对“中庸”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中”的解释大多认为是：不偏不倚、中度合节。“中”字在先秦古籍中有三层意义：一指中间或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标准；三指人心、内心的和谐境界。有人认为不偏不倚很容易，似乎“中庸”就是折中而已——有上下而必有中，有左右而必有中，有前后而必有中。这实际上将“中”简单化了。其实，“中”既是内在的辨证规定，又是外在的超越性。“中”表征为一个恰切的“度”，是在面对复杂对象时精确把握事情的“分寸”。“中”强调的度既不能过（过分），又不能不及（达不到）。这一合适的“度”非同小可，不可小看。同时，“中”还意味着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意味着与人的生命和谐感具有某种同行同构的心理内在性。如艺术中有一个重要审美律即0.618黄金分割法，宽与长之比满足黄金分割比的矩形物件的外形会使人感到美观大方赏心悦目。如雅典的巴特农神殿是古希腊的一大杰作，这座建造于公元前5世纪的神殿的宽与高之比就恰恰符合黄金分割法。在中世纪，黄金分割被作为美的象征几乎渗透到了建筑和艺术的各个部分。

人们在中庸之“庸”字的理解上更是见仁见智。“庸”一般解释为平常、日常。三国何晏将“庸”解释为“常行之常”，北宋程颐解释为“不易”，南宋朱熹则解释为“平常”，“庸固是定理，若以为定理，则却不见那平常的意思”。冯友兰认为：“‘庸’是社会中现存的常规。既是常规，就是定理。”徐复观认为：“庸”是指平常的行为而言，指随时为每一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庞朴认为：“中庸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伦理学说，更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是他们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方法论。”“公正地而不是徇私地听取对立两边的申诉，便能得‘中’。那么，这样的‘中’，已经不是道德范畴，而属于认识领域了。这就是说，‘中’不仅是善，而且也是真”；李泽厚认为：“中庸者，实用理性也。乃不可改易的民族精神，它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这三层互相关联的意思，就是儒家典籍赋予‘中庸’的全部含义”。

在我看来，对“庸”的理解应该回到古代语境。汉代许慎认为：“庸者，用也。”用，就是践，是把握到纷繁复杂的事情的度，并将这个度运用到生活与实践中。《尔雅·释诂上》：“庸，常也。”具体指常行常道。中庸的本意应为中道和常道，即日用常行之“礼”。中庸本质上不是一般的平庸平常，因为“中庸”是由“礼”转化而来，是礼的理论化和哲学化。这种礼不是制度规章繁文缛节，而是从人的心理结构中透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对人的基本要求。这意味着，中庸不是平庸和放纵，不是日常的放松和失度，而是用更高的合于“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使人不要去追求过多的外在物质附加物，不要对人生做太多的欲望贪婪的“加法”，不要往自己身上叠加过多的名誉、地位、财富，否则就会沉重、痛苦、烦恼、焦虑。真实的人生应该把握合适的“度”，在做生命的“减法”中得其本真之“度”——做事需不偏不倚，不去做“怪力乱神”之事，依循正常平常的生活规律去做。“中庸”启示人们戒贪、戒躁、戒欲、戒满。戒除之后，人才是真人，才会成为守节持中恒常有度的君子。

孔子曾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来盛赞虞、舜的中庸之德，而“用其中于民”正是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适中的解决方案，犹如要“乐而不YIN，哀而不伤”地达到适中，因为“过犹不及”，必然走向反面。将“庸“理解为恒常之用，正与孔子“中庸”本义一脉相承。如果说“中”是一种知，那么“庸”就是实践，知已很难，行则更难，可谓知难行亦难，甚至知难行更难。这就不难理解孔子发出的“中庸其难哉，民鲜能久矣”的感叹了。

实行“中庸”之道绝非易事。孔子曾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而且，行道之时又“不能期月守也”，真可谓难上加难。

孔子践行中庸之道也有一个艰难过程，如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他就经历了曲折。公正客观地评价他人是中庸，偏激片面地评价则是“非中庸”。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学生中他最喜欢的是颜回。颜回之可爱不仅仅是“一箪食，一瓢饮”，更在于他闻道时“似愚”，好学而志于道。他默默吸收老师的思想，并躬身实践。而孔子最不喜欢的学生大概当是宰予。因为宰予正好与颜回的敦厚木呐相反，伶牙俐齿，话语充满了机锋，经常向孔子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

有一次宰予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既没，新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认为，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以孝道作为爱的回报。而宰予则认为“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守丧会导致礼坏乐崩，因此主张“一年之丧”，即守孝一年就足够了。宰予走后，孔子感叹说：“予不仁也。”孔子批评学生“不仁不义”当是颇为严厉的。

又一次，宰予向孔子提出一个两难问题：“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予假设这样一个情景：如果告知仁者，有一个人掉进井里，他是否应该跳下去救呢？如果跳下去会死，而不下去就是见死不救而落入不仁。孔子想宰予怎么会提出这种不可能的问题呢，只好应答说：“为何会这样呢？可以诱骗仁者去看，但不能陷害他；他可以被欺骗，但不会因受骗而去愚弄。”颇有辩才的宰予三番两次的进攻，使得孔子很恼火。

后来，孔子终于抓住一次机会严厉批评宰予。这一次对宰予的批评，以中庸之道观之似有欠公允。“宰予昼寝”——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很生气而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在孔子看来，这样的学生像朽木一样不可雕，他的底子太差，怎么可以做大事情呢？白天睡大觉还能有什么抱负？应该说，孔子的激怒有点“过”。学生有了疑问，提的问题不能接受，老师终于抓住一个问题就狠狠批评一通，这就“过”了。但是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的伟大教育家。后来，孔子也意识到自己对宰予的态度有失中庸之道。于是，他对包括宰予在内的弟子德性特长重新进行了评价。在孔门弟子十哲中，宰予是言语科中的翘楚，孔子将他排在子贡前面，说明孔子充分肯定了宰予的言辞之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又曾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不难看到，孔子穷其一生重新回到了公允中庸的坐标上，这不能不说中庸之道实践起来有相当难度。

从孔子在实践中逐渐接近“中庸”看，一个人要时时刻刻达到中庸之境确乎很难，难在中庸观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的差距，难在人们在日常人伦生活中诸多要素复杂而难以穿透，难在对社会内外部因素考虑不周而易剑走偏锋，难在不易达到纯粹的无遮蔽状态而走向中庸目标。这就是孔子兴叹“中庸不可能也”原因之所在。然而，孔子又以自己不偏不倚的调整功夫，使得中庸逐渐被构成自己精神的一种蕴含，使得很难达到的中庸之境成为可能。于是我们明白了，“中庸”尽管很难达到，但不是一种不可企及的至境，尽管孔子都“不能期月守也”，但是仍是“道不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