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自身的时代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培育“君子”人格的理想目标。这种“君子”人格主要的标准必须具备内心自觉自发的“仁”的道德境界，其次要遵循外在的“礼”的道德规范，还要有基本的道德情感“忠孝”意识，具备完美的“信义智勇”的道德情操。君子人格是时代需求的产物，也是儒家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孔子的德育思想产生于战乱纷争、硝烟弥漫的春秋末期，当时处于“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孔子作为没落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认为此时改变这种社会状况不能单纯地依靠外在的制度，只能靠内在约束，从而提出塑造君子人格，使所有社会人都能成为仁人君子，这样就能使社会和平安定，使人民安居乐业。

一、对君子人格的界定

孔子对这种君子人格的界定是在与小人人格的对比之中产生的，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语句，在他看来“君子是聪明智慧的，他们的人格是高尚伟大的。小人则是愚昧无知的，他们的人格是低贱卑下的”，从论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正是这种君子人格，大多数学者均持这一观点，在《论语》中君子一词有学者统计竟达107次之多，而需要说明的是，在孔子那里“君子”一般指“卿、大夫、公侯、天子”这类人，这类人一般属于领导层，孔子认为他们能够成为“君子”，就能够行仁义之道，就能治国安邦。

二、对君子人格的培养

孔子将“君子”作为德育的培养目标。在当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条件下，孔子深深地感受到已经不能单纯的靠制度——“礼”来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力量和作用，而只能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外在的形式“礼”。孔子将复兴周礼的任务和愿望，寄托在氏族贵族个体成员“君子”身上，希望他们自觉、主动、积极地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任务，孔子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强调对伦理道德的践履和维护。因此，孔子所要求培养的目标是一种理想化的层次较高的形态，君子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一切外在的君臣之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的外在表现，都必须落实到这个培养目标“君子”人格上，围绕这一目标，孔子以周礼作为理论依据，对“君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把“君子”作为德育的目标，提出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忠孝”为基础，以“信义智勇”为补充的一整套思想体系。

（一）儒家“君子”道德人格塑造的核心内容是“仁”

孔子将“仁”作为人生理想境界，仁是所有善德的总称，是理想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强调律己，从自我做起，形成趋于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尤其是领导者更需仁的思想，更需以君子人格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才能治国安邦。正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仁，从字形结构上可以看出，是由“二”和“人”组成，它表示一种人际关系，单个的人不能构成“仁”，只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一些人的态度行为上才能得以体现出仁的内涵。孔子认为君子的处世原则应该是从仁出发，仁作为道德规范是一种自觉自律的道德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君子学道则爱人”，这种爱人是一种从内心而发的关心他人之情，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观念。《论语·子罕》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当孔子得知马厩失火后，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自然而然地发出是否伤人的疑问。虽然孔子爱人的思想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普遍的人类之爱，而是等级之爱。但是正因为孔子在内心中潜意识地具有这种高尚的爱人之心，即便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也要站在阶级统治的立场，希望统治阶级不扰民，减少苛捐杂税，并对学生不断地进行“爱民”教育，潜移默化地从侧面教育学生做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不能以强欺弱。从爱人的角度出发孔子提出施“仁政”的纲要，针对季康子问政之机，孔子讲：“子为政，焉用杀？子预善而民善矣”，强调为政者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起模范带头作用，以“仁”来育化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融合局面，也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民“有耻且格”，把道德教化作为为政的基础，也把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看成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仁者要做到爱人，就必须加强道德修养，能够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消极的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道德走向积极的道德规范“己预立而立人，己预达而达人”；进而能够达到如孟子所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在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中，处处秉持仁爱之心去行动，通过仁心的发起和不自觉地运用，不断及于他人与物，从而达到感通遍润，成己成人，天下为仁的境界。这种“爱人”思想及推己及人的做法，满足了当时人们寻找有序地、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历史需求。仁作为一种伦理精神和道德准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和谐统一起了一定作用。

真正的仁者，自身不但在平时能够加强道德修养，爱人重于爱己，而且在危难之机能够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求杀身成仁”，这里的“仁”是一种人在外在世界关系中反求自省以成就完满人格的道德自觉，是一种心灵的感悟、心灵准则，这一点也为时下知名学者于丹女士所认同，崇高的道德是生命都无法比拟的，为了追求道德情操的实现，不惜流血牺牲，这种杀身成仁的精神一直支持孔子四处游学，整日栖栖惶惶而无怨无悔，即使是危急时刻陈蔡绝粮之际，也能保守君子风范，达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孔子认为仁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的，仁贯穿于道德一切规范和范畴之中，贯穿于人们道德行为的始终，不可以须臾离开。孔子还提出做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需能够“安贫乐道”，做到“君子固穷”而“小人”则“穷斯滥”，孔子在逆境中能够安贫乐道、孜孜不倦地追求“仁”的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人。曾子按照这种教诲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仁者人格不仅体现在自我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体现在主体对社会群体所承担的责任义务上。这种以仁为己任虽死无憾地执著地追求理想实现的精神的确是值得今人学习。

崇高的道德规范是自律形成的，而这种精神境界是没有止境的，仁是很难达到的道德标准，只有不断追求更高更美的境界，因而就要“尊贤里仁”，“见贤思齐”。孔子要求弟子“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仁是一种理想人格，应该努力去追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只有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接近仁，达到仁，尊贤里仁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习仁者的品行，以仁者为榜样，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成为仁人，以便实行仁政。

孔子将仁赋予了很多内涵，最终是希望人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达到仁政德治的目的，从政治角度出发，仁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核心。孔子把主体人自身内在的道德意识的提升作为解决外在战争杀戮、暴政的手段，使暴力消融在道德之中，以道德的约束力来阻止战争暴力的发生，转化为道德主体的自律行为，从而使天下脱离战争走向和平统一。

（二）“仁”与“礼”的统一，服务于塑造君子人格

仁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过各个方面来体现，仁必须以“礼”为依附，通过“礼”的贯彻实现，同时礼以仁为本质内涵。

孔子讲“不知礼，无以立”，“人而不仁，如礼何”，正是这个道理。统治阶级通过对礼的教育和实践，使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及广大庶民都遵循礼的规范，以强化宗族关系和等级制度，协调社会关系，巩固统治阶级秩序。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可见礼在构造仁的过程中是何等重要。礼在孔子那里是奴隶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同时礼是衡量仁德行为准则，这样就将“礼”这种外在的形式与主体的内在道德修养和行为的“仁”直接联系起来。“克己复礼为仁”再次深化“仁”的自觉。到达仁，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是达到仁的前提，礼为仁服务，没有礼规定，仁就无法体现，有礼规定，仁才能实现。礼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自觉，曾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即是说注重丧葬和祭祀之礼，就可以培养人的道德情感，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礼的意义在于依理行事，节制人们欲望，用礼作为治身之准绳。礼从形式上看是由人类心灵（主要是圣人）概括出的一种道义，通过礼以制度化的形式来改造民众，使民众表现出与这种礼相适应的行为，造成社会出现一种文明行为。孔子力求把周礼内化到人们心灵中，形成心中之仁，用礼来约束自己，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只有具有道德理性的仁人，才能做出合乎礼的行为。“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子对三年治丧的解释，也说明了仁和礼的问题。于心不安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是丧礼的实质，三年之丧的礼是寄托哀思的形式，没有仪式就无法寄托哀思之情。礼是仁的内在的感情表现于外的形式。同时礼还是交友的基本要求，“君子敬而无失礼，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人格表现在与人交往彬彬有礼，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充分体现自己高贵的道德修养。礼不单纯表现在乡野间个人遵礼行事，以礼交友，重要在于将礼引入治国之上，只有以礼来治国，才会养成民众好礼的风俗，才会让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和役使。礼是道德修养由内心的“仁”转化为外在的制度，从而固定化，成为人们处世、交友、治国的道德行为的准则，礼必然是成就君子人格的要素之一。

（三）孔子提出达到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就是“忠孝”

在君子人格要素中，仁是一种自发的道德情感，礼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现，而忠孝是最能体现君子仁德的自发行为，也是道德情感教育的基点。孔子所讲的忠孝，主要是一种亲亲忠君的思想。亲亲是对家庭成员的准则，“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是达到君子仁德品性。孝是子女奉养父母的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羊有跪乳之恩，鸟有反哺之义，作为一个有思想感情的理智的人固然应有孝心，不仅要奉养父母，还要“与犬马有别”，要和严悦色地孝敬父母。爱父母敬老人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既能展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又能反映一个社会的道德风范。“孝慈，则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竭其身”。有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能够做到孝悌的人就能做到不犯上作乱而忠君保国，孝就是达到君子人格的基本前提。孝是基于血缘关系上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忠是孝的延伸，要力求把外在的“忠孝”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自律行为。孔子道德教育是从抓住根本的孝，解决家庭关系入手，进而扩大到社会关系，使人能够忠诚于事业，忠诚于国家，努力达到君子人格所具备的品性。

（四）君子人格还应以信、义、智、勇的道德规范为补充

信义是君子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从政的基本原则，“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信是交友的原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是自我修养的原则，“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信是种美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应以信为准则来要求自己，以此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君子信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可见信是维护社会等级关系的道德规范，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来说，信要求他们老实地接受并执行国君的命令，谨守封建礼仪和社会等级制度。而“义”是人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义常与利成对出现，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过分追求利益就会出现“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局面，要“见得思义”“义而后取”，人作为贫者应当从谋利的物质追求升华到谋道的精神层面上；作为富者应当在谋利时适可而止，经常参照仁礼之道；贫富都要在仁义之道的统一下合理发展。信义是君子理想人格的基本因素，做到信义才能具有一定的信誉度，才能为人臣，行仁政。信义是人的内心自律的外在行为表现，要想提高人的道德标准达到仁，就必须符合外在的道德准则信义。

智勇也是构成君子人格的两个标准，君子必仁，而仁者又需智勇双全，“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处于中心地位，智勇服务于仁，从属于仁，“见义不为，无勇也”，因而“仁者必勇”。勇是衡量仁德一个标准，智亦然，“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不学习品德无知而愚昧的人是不能达到真正的仁的。智勇是实现仁的有效途径，见到崇高的道德就要运用聪明才智去学习，认为是正义的事就要大胆地去追求，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接近仁的境界，才能一步步完满成就君子人格。然而，孔子对勇的解说并非是单纯的好勇斗狠，而是有条件的。在《论语·公冶长》篇孔子发出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在于丹看来，孔子认为子路除了勇敢别无所取，而三秦出版社的编者则认为无所取材是说子路虽然好勇，但不知很好地取舍。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勇猛固然可嘉，但却缺乏理智的勇猛，孔子不崇尚的，而儒家崇尚的是一种以义当先的勇，“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儒家所推崇的“勇”是一种智勇，是和“信义”相辅相成的，并且均是围绕“仁”为核心而展开的，是为达到君子人格所必需的，只有信、义、智、勇完全具备，才能构建儒家的君子典范。

三、培养君子人格的历史意义和现代启示

在孔子构建的德育内容里，仁是核心内容，达到了仁也就成就了君子人格，而仁者要做合乎礼的事，要有忠孝的道德情感，有信义的道德认识，有智勇的道德意志，孔子以这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造就了大批修己安人、能施仁政的仁人君子，进来达到仁政德治的目的。孔子的德育首先用“仁”的总纲把一些道德规范统一起来，并对一些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做了比较确切的说明，另外他对仁义理智忠孝等道德规范在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作了充分的改造，从而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大力提倡，也使孔子的德育思想走出了理论的宣讲范围，变成了道德实践活动，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这种思想为后来的儒家学者汲取并不断创新，尤其是到了汉代经董仲舒的发扬，致使儒学达到了顶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境界。

同时，孔子构建的这种君子人格，具备了仁、礼、忠、孝、信、义、智、勇等优秀的道德品行，在某种程度也是我们当今创建和谐社会所要求人民具备的，可以说造就君子人格对当今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今社会的诸如诚信危机、拜金主义、树立荣辱观念等问题，孔子培养君子人格的途径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