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我的中国性格》(作者冯八飞)一文，此文引起一些网民热烈讨论，反响巨大。该文认为，中国历经磨难而不亡，只因存在如文天祥、岳飞等一批精忠报国的烈士，他们体现了一种“中国性格”。

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所谓的中国性格？

众所周知，性格只用于具体个人，而中国是一个集体名词，不指具体个人或部分群体，现实生活中有的只是张三或李四。正如水果作为一个抽象名词同样如此，吃到口的只能是苹果或生梨。有关抽象名词与具体名词之区别，正是哲学史上的一段老生常谈。若是如此，用来指称具体对象的个人性格能否直接挪用到抽象名词身上？显然有待商榷。至于有作家称赞比如松树也有性格，那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段而已，但此处讨论的 “中国性格”，却不是一种文学比喻。

暂且抛下哲学论证中对概念使用的严格界定，我们也不时使用诸如“国民性”之类的说法，它接近“中国性格”的含意。但对国民性的鞭辟，最为入骨的莫过于鲁迅先生，他创造的“阿Q”这一名词已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

如此说来，中国性格到底是什么？难道因为阿Q是一种负面评价，我们就可以避而不谈、自欺欺人？此外，要说文天祥、岳飞、袁崇焕这些宁死不屈的人物才配代表中国性格，那么，秦桧、吴三桂之类又该怎说？

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法在逻辑上列出一个严格的界定标准，把前者列为中国性格的代表，同时开除后者的资格。除非以实用为标准，只准为“中国性格”贴正面标签，但那只是一种情绪宣泄罢了，与严格的论证毫无关系。

或许可追问的是，中国性格的代表人物为何只能是个别精英，而不是芸芸众生？值得指出的是，鲁迅笔下的人物更多倒是不知名的小人物，如阿Q，如刑场边那些麻木的看客，甚至还有只知索取烈士鲜血以救己命的普通百姓。也许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出所谓中国性格，若真有中国性格的话。

其实，鲁迅对专制体制之下国民性的痛批，令我们深思的与其说是对国民性的痛恨，还不如说是对其背后体制的反省。当我们把国民性这一用法等同于对群体行为方式的描述时，就容易看清这一点。鲁迅笔下那些麻木的看客，自私的小人物，其行为的根源就在于家外的世界其实与他们不相干，所谓山高皇帝远，凭什么要他们付出身家性命去捍卫一个与己无关的封建朝廷？他们的举止是专制政权下的国民最自然的行为方式。

与之对照，让我们看看西方历史上的情况。当年弱小的古希腊曾与庞大的波斯帝国有过交战。希腊人这样对波斯人说，我们是为城邦、也就是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但你们却是为高高在上的君主而战，这就决定了我们比你们更有战斗力。

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家西塞罗，在生命的晚年，毅然放弃前往希腊寻求安全庇护，而是回到罗马，反抗当时的掌权者马可·安东尼。他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也就是全体公民的权利，结果却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再举一例，美国电影《勇敢的心》反映的是中世纪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华莱士率众反抗英格兰军队入侵，失败后因宁死不屈而惨遭酷刑处死的故事。

可见，如文天祥、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不只产于中国，古今中外皆有，把这种人物的共性上升为独此一家的“中国性格”，未免过于自恋。但有所不同的却是，华莱士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王位，而是为自由、独立的苏格兰而战，正是如此，他才能赢得无数民众的追捧。

然而这样的信念，在文天祥等人身上却从未存在过，正如冯文所承认的，“他们所保卫的政权，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他们拼上满腔热血身家性命，也根本无法挽亡国狂澜于既倒”。因此，不同于西塞罗或是华莱士，他们更多是为一个具体的朝廷或皇帝而抛头颅洒热血。既是如此，说他们是“愚忠”有何不可？或许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与皇帝本就是荣辱与共的关系，或者说是利益共同体。但话说回来，在那个时代，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国家，我们也不可过于苛求古人。就算放在今日，其爱国的一面，仍值得肯定。

鉴于具体的历史原因，本文绝无意贬低文天祥等人，尤其是他们的人格，理当受到敬重，而在关键时刻背信弃义的小人必将遭到鄙视或唾弃。然而，在此必须区分清楚的是，我们只是敬重文天祥等人的人格，生活中我们愿意与这样的人交朋友，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样的人格就此可上升为国格。

至于说到为立国而做出的贡献，我们更愿敬重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私利，亦即放弃追逐权力的那些伟大人物。冯文引一位美国教授的话，说美国不配称作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是否算一个伟大的国家，本文不作评论。但有华盛顿这样的开国元勋，美国至少是一个幸运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