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民政部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接收国内外社会捐赠总量达131.3亿元。有关分析显示，上半年捐赠近半数用于教育领域，而济困领域仅占3.1%，加上部分与济困有关的社会服务领域所占的5.1%，也不过只占8.2%。我国慈善捐赠助教重于济困的特征依然显明。

古语有云，“治国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济困”。那么在我国慈善捐赠中为什么济困的地位如此“卑微”？这应该也与这句古语有关，这句话立足于“治国”，即是说“济困”是政府的重中之重，或者说是政府应该主要承担的责任。正是基于“济困是政府的责任”这种传统惯性思维，济困领域的慈善捐赠才被“忽视”。而这也是西方慈善捐赠传统思维，因为在西方，济困等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正职”。这从有关捐赠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亿元以上捐赠共计12笔，接近2007年全年的13笔，其中9笔来自港澳台和跨国公司，均用于高等教育、文化、医疗研究等发展类项目。而事实上，我国政府也绝对是济困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据国家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仅2009年第二季度，政府用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这三项直接济困支出就达457.8亿元，远远超出上半年慈善捐赠总和，而政府财政每年用于扶贫等济困项目的支出则以千亿元计。政府济困责任的主要承担，应该是济困领域慈善捐赠少之又少的主要原因。

济困在慈善捐赠中地位“卑微”，应该也与“笑贫不笑娼”的传统观念有关，在“贫”的地位尚不如“娼”的思维下，基于济困的慈善捐赠又怎么可能水涨船高？更何况慈善捐赠还有个“荣誉效益”的问题。慈善捐赠是不可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如果是为直接经济效益而捐赠，也不能称之为慈善捐赠了，因此，荣誉效益就成为慈善捐赠最大精神追求。不只上半年慈善捐赠近半数用于教育领域，事实上常规状态下，教育领域也一直是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领域，而且主要是高等教育，这在今年上半年的捐赠中占到近33%。为什么善捐赠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如此趋之若骛？别以为捐赠给高等教育的善款主要是用来帮助贫困大学生的，这方面政府已经做得很好，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通过各项政策和措施，国家完全有能力保障贫困大学生顺利就学。那么捐赠给高等教育的善款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在北京各著名高校走一走，不难发现，几乎每所高校都有慈善家捐建的标志性建筑，其次是科研基金，再其次恐怕才是设立各类奖学金，而这也并不完全用于帮助贫困大学生。这些高教慈善项目就具有济困领域慈善项目所不具备的巨大“荣誉效益”，而且通过在校大学生的“使用缅怀”可以流传久远。这恐怕才是教育、特别是高教领域成为慈善捐赠主阵地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能说慈善捐赠重教轻贫是一种错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慈善捐赠更接近现实的价值取向，但慈善捐赠重教轻贫的取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慈善捐赠的畸形，表明我国慈善捐赠的现有的理念并不完全基于于“慈”和“善”，而是有太多的“荣誉效益”追求。追求“荣誉效益”没有错，但过度了就是对慈善精神的背离。更何况，济困虽然主要由政府担责，但基于中国贫困的现状与政府财力有限的矛盾，济困还是急需更多的慈善捐赠。贫困并不是因为贫困者甘于贫困，而是有着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多样性因素，贫困绝不是罪恶，而娼则绝对是一种罪恶，所以贫不应该被笑，而且济困还应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事业。济困既然是治国的要中之要，协助政府“治国”促发展又是慈善捐赠的基本精神之一，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轻视济困领域的慈善捐赠呢？济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需跨过的一道坎儿，为此而捐赠的“荣誉效益”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