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1900-1972），系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

1999年7月5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接受笔者采访时首次披露，周恩来总理在曹聚仁逝世后，曾盖棺论定地称赞曹聚仁为“爱国人士”，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从“神童”到教授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常用笔名有陈思、阿挺、丁舟、赵天一、土老儿、沁园等。

1900年6月26日，出生在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的一户农家。　　

　　曹聚仁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学新学。3岁就读了《大学》，而且字字会写，句句会讲；4岁进了私塾，熟读《中庸》，能读能背能讲，在戚友面前，变成“神童”了；5岁读完了《论语》、《孟子》；6岁时就能动笔写出四五百字的短文；7岁那年能背诵《诗经》。 　　

1915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有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延陵、夏?尊、刘大白等一批和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名师。

1921年他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他一边读书，一边写稿，成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100多万字。

　　1922年4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听讲并作笔录，由于他的国学功底深厚，记录得很准确，深得邵力子称许，在《觉悟》副刊上连载，后结集《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至今已先后印行了近 40版，还有日译本，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文史课本。

　 1923年，他便开始走上了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等大学的讲坛，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他先后在复旦大学、大夏、路矿学院、中国公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　　

　　《涛声》与《芒种》的时代　　

曹聚仁1931年8月22日在上海创办的《涛声周刊》，不仅得到过鲁迅生前的投稿支持，即使在60年以后，它的读者、曹聚仁同时代至今仍健在的文坛名家如章克标、钟敬文、柯灵、蔡尚思等仍有很深的印象，对其赞不绝口。

曹聚仁与鲁迅最初认识是在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曹聚仁当时为暨南大学的教授，前往听讲并作了笔录，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在《新闻报·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中。

但曹聚仁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时期，还是他主编《涛声》、《芒种》及与人合编《太白》时期。　

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庸共同主编了《芒种》半月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木刻《春牛图》，表示接近农民生活，也含着勤劳耕作了待秋收之意。《芒种》与《太白》（曹聚仁是编委，陈望道主编）提倡大众语，是更接近口语的文体。

抗日救国，持笔从戎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他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他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

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 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1939年曹聚仁到了赣州，应蒋经国的邀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　　

抗战8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个名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

漂泊港澳，呐喊统一　

1950年 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作了转载，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

1959年8月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曹聚仁一生与笔墨为伍，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

他的侄女曹景滇回忆道：“伯父当年却能在最吵闹的环境里写作。伯父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几本书，就是在我们的喧哗声中写成的。”

曹聚仁生前友好、已故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马树礼也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说他：“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　　

　　他的一生主要著作有：《国学概论》、《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文学概要》、《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国学十二讲》等80余部，计 4000余万言。 　　

由于各种原因，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曹聚仁及其作品几乎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近30年中，已有内地近20家出版社出版了30余种曹聚仁著作，其中研究曹聚仁的专著5种。随着曹聚仁作品的广为传播，曹聚仁相关纪念设施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建立，曹聚仁的名字也逐渐为大陆学人和读者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