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以宰相的当量来编辑《通鉴》，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事件，其着眼点与境界自然如山登绝顶般的一览无余，又恰是庭中观月般的空阔无边，这是《通鉴》不同凡流的地方。

　　钱穆先生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

　　又说：“他书的原来重心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多大学者，根本没有讲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此语极是精当。《通鉴》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司马氏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

　　《通鉴》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为人弟为人子，出孝入悌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闲暇，才可以有词章琴棋的风雅。这个观点祖述孔子。

　　清初的顾炎武，花费数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录》一书，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他数十年如一日读经史的心得，响誉士林。他在“通鉴不载文人”条叙及与友人李因笃闲论《通鉴》的事。

　　李大概对《通鉴》不载文人表示不满，他说：“就如屈原，太史公称赞他，说是可‘与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顾炎武大为不然，“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他举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学士，一天，也喜欢文学创作的文宗李昂召见他，估计李昂也想让帝国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关心起文坛时况，语及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丁居晦却极不给面子地顶了一句，“这不是帝王所要了解的事。”

　　李昂记住了此事，丁居晦却不因此而惹祸，相反却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才能胜任。

　　然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了李因笃一顿，“就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顾炎武极力主张经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马光的纲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可见作为文学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墙。

　　大臣们不解风趣也就算了，却再一次打压了他的文学前景，郑覃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后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于事，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通鉴》之本义於此见之。

　　王夫之认为，“经义者，非徒干禄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赋者，非幼学之习也，志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

　　士子十年寒窗，苦读经书，是期盼有朝一日出来做官，用满腹的经纶来安邦定国，造福百姓，实现平生抱负，是拿来治世用的，并不如现在人的理解，把国学关进小楼成一统，孤芳自赏，俨然秦砖汉瓦。国学需要倡兴，必须根绝这种观点，使国学走进寻常人家，重走治世的路子才行。

　　《通鉴》不载文人，却是看重写一手好文章。《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被当作镜子的魏征论文，用无厘头翻译法可以这样翻译：“写一手好文章太重要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进的思想指引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满，想上达天听，不能没有它；三是参政议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劝诫帝王，能臣所以进言献策，忠义之士所以指陈时弊，全得靠它；四是发现人才的需要，国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者，详加臻别，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征的观点与王夫之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