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救治无效，不幸于2009年7月11日以93岁的高龄，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之路。

　　任先生博览群书，信守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穷根究底，求索探微。他的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赞许。毛主席把他这本《中国哲学史》放在身边经常阅读，并推荐给身边工作的同志阅读，还多次把任先生请到中南海探讨问题。可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事。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攀附”的机会，但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桩平等探讨问题的学问事。

　　在长期的古代哲学研究中，他不仅对古史资料十分熟悉，而且充分认识到中华古籍的深刻意义，怀有极深厚的感情。他亲自组建班子整理中国佛教经典《大藏经》，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他还担任传世巨著《中华大典》的主编，目前这一工作正顺利进行中；其中200余万字的《哲学篇》，正是在他的直接指导和亲自参与下顺利完成的。

　　任先生对中华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和他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分不开。近代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学校南迁，途中参加“步行团”，从长沙出发，步行3000里，经湘、黔、滇三省，走到昆明。万里山河，千里赤贫，亲历亲见，顿悟尤深。他看到受苦受难最深的是农民，而支撑着这艰苦的抗战斗争的，支撑着这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正是这亿万受苦受难的农民；以探讨人生终极目标为己任的哲学，怎能对此视而不见，怎能离开他们的生存、愿望、思想、感情去搞研究？从此他决心改变专业，由专攻西洋哲学转为专攻中国哲学，并且关心时事的发展，注意倾听人民的呼声，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经过长期的专业研究，生活磨练，理论学习，他确立一个信念，就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说，近代中国有过那么多思想，有的还几乎被尊居“国教”，救了中国吗？能救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

　　任先生在北大、西南联大从师任教，受到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陈寅恪、钱穆、郑天挺、魏建功、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们的教诲和潜移默化，和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经受着抗战烽火的锤炼，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团结奋斗，弦歌不辍，发展了具有爱国、敬业，团结、奋进，民主、自由，务实、创新等特点的西南联大精神，为国家、为社会，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所有这些，在他身上都得到明显的体现。他对母校有着极深的感情，在校友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一直担任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之一。他是西南联大优秀学生的代表之一，是西南联大优秀教师的代表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

　　68年前，时为大学生的他和同是大学同学的冯钟芸先生，曾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任教，分别担任初二两个班的国文老师。我和我老伴当时正是受教于他们。他们不仅教给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文学兴趣，而且启发学生去思考人生，和学生们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他回忆道:看金子要看成色，金要赤金；看人要看人品，造就完人；一个人的少年时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育人要从中学培养起。他说，个人成就有大有小，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决定的，但是品质是根本，人品不能低，人格不能丢，要永远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他认为这一信念在这批学生中基本得到验证，因而无比欣慰。

　　任先生晚年主持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近二十年之久。他把重点放在大的项目建设，如缩微文献建设和人才选拔、培养上，更多的工作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国图这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和他的重大贡献分不开。他坚持每周固定两次上班，年年如此，直到病倒，病愈又上班，终至不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生离死别！先生已去，永世难逢，往事如烟，不胜唏嘘。此时耳边回响起先生的话:天地间本来就有缺憾，但又不甘心任凭缺憾存在。人生苦恼由此而起，人生意义由此而生。路程艰难，还是要走下去！是的，路总是要走下去的，这是前人对后人的嘱托。忘掉缺憾，放下伤痛，走下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幸福的未来！这也许是对先哲最好的回报和永远的怀念。任先生，安息吧！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