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会馆救济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但不能因此抹煞它的功绩。正是形形色色会馆的设立，才使异乡之人生活多一份保障，心灵多一份寄慰。

明清时期，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更是天下学子魂牵梦萦的圣地,。每当会试之期，举子们跋山涉水，直奔京师，希望能够在科场得志，题金榜、中状元、扬名学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学子们到达京师后，常常盘缠耗尽，疾病突发，窘迫异常，却因人生地不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任由病魔的摧残，甚至沦为异乡鬼魂。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老乡”，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一向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许多慈善组织维系的重要纽带。一些京官为了帮助赴京赶考的同乡，于是集资购买房屋，供给考生居住，并雇佣仆人照料起居，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能以最佳状态进入考场。会馆由此产生，随着时代发展，会馆的救助范围由考生延伸到所有需要帮助的同乡人，成为明清时期主要的地缘慈善救助组织。

会馆以“聚乡人、联旧谊”为宗旨，因此当人们在异乡时遇到困难时，常常会到会馆寻求帮助，许多会馆也在章程中规定，凡是“有老病残废不能谋生者、有鳏寡孤独无所依者、有异乡不能归里者”，都是会馆救济对象，管理者对情况核实后，再拨出相应资金资助，从而帮助他们摆脱困难。会馆内还设有义冢等慈善设施，专门用于掩埋同乡的尸骸，并定期祭拜，若是遇到无力安葬的同乡，会馆还会施舍棺木，抬到义冢安葬。当家乡发生灾荒时，各地的会馆就会发动劝募，购买粮食药品运回家乡赈灾。除经济保障外，会馆也保护同乡人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如地方官员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制造冤假错案时，会馆便会发动同籍京官告御状，惩治腐败官员，如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中，浙江籍京官就联合起来为杨乃武喊冤叫屈，使此案历经反复，最终得以昭雪。

会馆经费主要来源为老乡捐款，士子是会馆主要受惠者，因此他们高中进士后，需要捐献一定数额资金表示感谢。许多京官飞黄腾达后，也会捐赠巨资修建会馆，如同治年间，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俩就联络一批淮军将领捐资买地，修建安徽会馆，面积达9000平方米。财力雄厚的商人们也是会馆资金的主要来源，许多中小会馆就是商人捐资设立的，一些地方商帮还规定，每笔商业收入必须抽成若干捐赠给会馆。调派地方的官员、离京的商人也会将空置不用的房屋捐出。除此之外，会馆还会购买房屋、田地进行资产投资，收取店租、房租，维持会馆的日常运转。

会馆的馆长由选举产生，任期三年，馆长下设文牍、会计、庶务三部。馆内日常事务由馆长负责，当若遇到重大慈善活动时，则需要召集主要同乡官绅开会研究，具有民主协商色彩。同乡会内部组织严密、管理完善，制定有专门章程，一切按章办事。县级会馆受州府郡会馆管辖、州府郡会馆受省级会馆管辖，会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引起统治者不安，有些地方官员到北京办事时，常常宁愿住寺庙而不住会馆，以避免非议。

尽管会馆救济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但不能因此抹煞它的功绩。正是形形色色会馆的设立，才使异乡之人生活多一份保障，心灵多一份寄慰。人们游历四海，遇到困难时，都能从会馆得到无私的帮助，这对商业繁荣、文化交流、社会和谐都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如今已是信息社会，但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会馆依旧存在，依旧发挥救恤作用，足可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慈善团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