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活到一百岁是很少很少的，而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算起来我和北大的关系少说也有四十五年以上，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就超过六十年了，这就是说我大半辈子在北大度过的，说我是“北大人”是绝无问题的。北大的一百年是从沙滩到未名湖，我的几十年也是从沙滩到未名湖，这两个地方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和梦想！

　　如果概括起来说，在北大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有我热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胆的中年，现在我已进入回忆思考的老年了。在这世纪之末，在这北大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时，我回忆什么？我思考什么？我又梦想什么？说真的，我常常回忆的是沙滩追求知识的学生生活；我在未名湖畔常常思考的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向何处去；我所梦想的是何时北大能成为一所真正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世界第一流大学。

　　当我回想起沙滩北大的学习生活时，从我心中就会流出对那些教过我的教师们无限崇敬之情。

　　废名（冯文炳）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我们每月要做一次作文，不少学生都喜欢废名先生的文章风格，写作也就模仿他的风格。先生发作文要一篇一篇地评论，有次我写了篇题目是《雨》的散文，我自以为写得不错，颇似先生风格。废名先生发文说：“你的文章有个别字句还可以，但全篇就像雨点落地一样，全无章法。”同学们哄堂大笑，我面红耳赤。接着发一篇一位女同学的文章，先生说：“你的文章最好，像我的文章，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优美、清新、简练。”先生就是这样可亲、可敬、可爱。有一次废名先生给我们讲“练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上的一段为例，这段是描写夏日太阳当空照得大地非常非常热，而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下有个乘凉的人，他用了一句“日头争不入”来形容当时树下的凉意，他说：“你们看，我这句构造得多么美妙呀！”冯文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天真的性情中人，他的喜怒哀乐都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自然。我听季羡林先生讲到废名和熊十力先生的故事。在沙滩北大，废名和熊十力住在松公府后院，两门相对，常因对佛教的看法不同而争吵。有一次两人吵着吵着，忽然没有声音了，季先生很奇怪走去一看，原来两个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而发不出声音了，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使我神往。熊十力先生的哲学著作，废名先生的诗、散文、小说，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两位又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有真性情的人。然而很可惜他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

　　我选修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是由于有次在书摊上买到一本《营造法式》，读到梁先生的文章，它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于是我就选了这门课。梁先生讲课生动、具体。有一次他讲到他考察五台山佛光寺的情况，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梁先生为了证实这座寺庙是在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他就自己爬到大殿的梁上去找寻上面写的年代，当他发现是唐代纪年，太高兴了，不小心从上面摔下受伤，梁先生风趣地对我们说：“证实这座大殿是现存唐朝的木结构建筑对研究中国建筑史意义太大了，摔伤也值得。”经过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当时上课记的笔记大多散失，而我记的梁先生《中国建筑史》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这大概是梁先生那种对自己学术事业的奉献精神，使我特别珍视这本笔记吧！

　　我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选修外语系《英国文学史》困难自然是很大的。这门课是由俞大缜教授讲，讲课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考试也要用英文，无论我如何用心听课，还是有不少地方听不懂。俞大缜先生知道我是哲学系的学生，常常特别问我听懂没有，我说不大懂，她就又给我们重讲一遍。下了课她常把我们两三个非外语系的学生留下，告诉我们回去读教材的第几页到第几页，她还说：“你们有问题就问，我不会嫌麻烦。”俞先生为了让我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她把英文本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借给我，叫我与中译本对照看。在俞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总算坚持学下来，并且考试得了64分。今天，我回想起沙滩的学生生活，俞大缜先生对学生的亲切关怀，使我深深感到能遇到这样的好教师真是大大的幸运！

　　有门课程我学得很糟，这就是冯至先生的“德文快班”。这门课每周六学时，每天都要上课，而且冯先生很严格，每堂课都要提问。这时正是刚解放不久，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社会工作特别多，没有时间好好复习。因此，每次上课都很紧张，怕问到我。选课的学生不多，被问到的机会就很多了，我常常答不上来，冯至先生就亲切地说：“你学哲学，不懂德文怕不行吧！学外语要花时间，这是我的经验。”听这话，我感到很惭愧。这门课第一学期考了60分，勉强及格，第二学期只有54分了，没及格。时到八十年代，我开始有可能研究哲学了，但我的英语忘得差不多了，德语连字母也记不全，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如果没有那些把知识分子作为批判对象的政治运动，我也许可以成为一名小有所成的哲学家了，而有更多的我的同龄人会成为有独创性的大哲学家。

　　这里我还得介绍一下胡世华教授，我跟他学了三年，从“形式逻辑”到“数理逻辑”到“演绎科学方法论”，除了学到分析问题的能力外，特别是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使我终身难忘。《数理逻辑》课要做很多习题，我对做习题很有兴趣，课下做了很多，当我交给胡世华先生后，他就每题每题帮我修改，他修改的推导非常简明且巧妙，常常成为非常优美的数字和符号的排列，使我感到这种近于数学的逻辑学真像美学一样。听胡先生的三门课的笔记，原来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胡世华先生原希望我能跟着他研究“数理逻辑”，为此他劝我去选修数学系的课，但在我学“演绎科学方法论”时，我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再从微积分、高等代数等等学起，不知要学到何年何月，于是胡先生建议我试试先学与“数理逻辑”关系比较密切的“数论”，我选修了张禾瑞先生的《数论》，听了几堂课。我一点也没听懂，只记得张先生反复讲“set”，可是我又抓不住“set”的意义，越听越感到自己太笨，只得退选。直到1956年，胡先生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时，还想把我调去，希望我从“哲学”方面来研究“数理逻辑”，但我有自知之明，未敢应命，于是就回北大，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了。

　　在大学四年里，我还修了不少其他课程，有郑昕先生开的“哲学概论”，他实际上在讲康德哲学；贺麟先生开的“西洋哲学史”，谁都知道贺先生是黑格尔哲学的专家；我父亲汤用彤先生开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这使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欧洲哲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大系统的不同，还有任继愈先生开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等等。许德珩先生为我们开《社会学》，使我对孔德的实证主义有点了解，还初步接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杨振声先生开设的《欧洲文学名著选读》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们要读英文本的《希腊悲剧》，我的考试成绩是85分，大概就是最高分了。解放后，我又上过何思敬先生开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就是何先生翻译的；还上过胡绳同志开的《论毛泽东思想》，他主要讲了《论持久战》等篇，艾思奇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些课为我以后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打下一定基础。

　　现在回忆起我的学生读书生活，用“感谢我的教师们”几个字来表达我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可以说，他们给我的“知识”和“治学态度”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回忆”可以是没完没了的，但有意义的回忆也并不太多，我应该到此为止了。

　　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可以说遇到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看中国传统哲学；如何看西方哲学；如何创建中国的新哲学。这是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几年在未名湖北大“思考”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中国哲学是处于一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哲学，又同时必须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清理和诠释。关于“如何看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讨论过，特别是在那本《在非有非无之间》叙述“我的学思历程”一书中，有一章四万多字的“对中国哲学的哲学思考”中，比较概括地说了我的看法。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体系等方面作了一总体上的分析，当然这还只是一纲要式的研究，如果有条件我会写一本比较大的书，这里不多说了。最近我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他们要我主编一部二百至三百万字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并附二、三百万字的资料，我约请了国内十几位同行和我一起完成这项大工程，这部书共分十二册，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册是《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我为什么愿意主编这部书，并且写最后一本呢？这就是我企图对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看西方哲学”作一点系统的研究。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输入中国，可以说和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有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是他输入了西方的进化论，其后有鲁迅之与尼采，梁漱溟之与柏格森，李大钊、陈独秀之与马克思主义，胡适之与实用主义，丁文江之与科学主义，张颐、贺麟之与黑格尔哲学、汤用彤之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朱光潜之与克罗齐，熊十力之与怀德海，郑昕之与康德哲学，陈康之与希腊哲学，洪谦之与维也纳学派，熊佛之与现象学等等。八十年代以来，北大又是输入西方现代哲学的重镇，有研究分析哲学的，有研究存在主义的，有研究现象学的，有研究科学哲学的，有研究解释学的，有研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这是又一次西方哲学的大输入。就北大来说，前一次西方哲学的输入在沙滩北大，这一次的输入则是在未名湖的北大了。这些学者，无论是五十年代前的，还是八十年代后的，他们或翻译，或介绍，或研究，或批评，或回应，或会通，都做出不少贡献。因此，我想总结一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输入，大概会对在二十一世纪创建中国的新哲学体系是件有意义的事吧！同时，这可以说会对分析和了解北京大学学术发展的道路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